《师说》中师道思想的延伸评析

《师说》是韩愈的名篇，也是各种版本高中语文教材的保留篇目。文中，针对中唐时期社会众人“耻学于师”而致“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陋习和一旦“从师学道”就会招致世人“群怪聚骂，指目牵引”的弊端，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以自己的身体力行倡导人们要“尊师学道”。

何为“道”？文章注解为“儒家之道”。韩愈在《重答张籍书》一文中，自云：“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韩愈在《原道》中也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可见，韩愈心中的“道”，是由“仁”与“义”构成的儒家之道。

韩愈对儒家之道极为推重。韩愈多次说：“愈之志在古道”，“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这些言论几乎存在于他所有的文章中，仅《师说》一文就出现11次，可见“儒家之道”在昌黎先生心中有着多么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如此，韩愈的许多文学理论主张，都把“明道”和“传道”放在了首位。

如《师说》一文中，韩愈的观点就十分鲜明：判断老师的唯一标准，就是“闻道”；倡导“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就是为了振兴儒道。在《答刘正夫书》中，韩愈说：“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从文意看，韩愈要求刘正夫学习的对象就是那些饱读儒家经书的儒生，要求他学习的内容就是圣贤文章的“意”，即韩愈内心所崇尚的儒家之道。在《原道》中，韩愈更是提出了一个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相延不绝的道统传承之脉，坚定不移地表明了要以承继道统为自己一生不二的职责的态度。

那么，韩愈为什么如此尊崇儒学呢？目前，针对《师说》一文的教学，教材解读更多的是针对人们耻于学师和从师标准两个方面的内容，只关注文本本身的现代学习意义，却甚少关注韩愈关于“师道”的论述背景。这个问题不清，《师说》一文的教学就显得有些虚泛。下面，我们对这个问题作一些延伸解读，以拓宽教学视野。

总括言之，韩愈尊奉儒学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一.政治改革与文学革新的需要

安史之乱后，盛唐气象已开始衰败，藩镇割据导致社会潜伏着各种政治矛盾和重重危机，即使到德宗、宪宗时出现了所谓的中兴气象，也远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和危机。一部分具有忧患意识的文人官吏敏锐地看到了这些突出问题，开始积极从事政治改革，同时要求文学为政治改革服务。当时，韩愈等人倡导的古文运动，就体现了这种政治改革和文学革新的基本倾向。应该说，韩愈是出于政治上的责任感，以忧患之士特有的政治触角，以儒家入世进取的政治态度推动了这次旨在尊奉儒家道统思想的古文运动。

从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出发点而言，是借此来宣扬儒道，缓解社会矛盾，从而挽救由安史之乱造成的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现状。韩愈等古文派认为，社会衰落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人们违背了儒家传统的社会规范而导致礼义沦丧，道德水准下降，因此需要重新树立儒学权威，并以此重整社会秩序。

那么，怎样才能大力弘扬儒家道统呢？韩愈提出了“弃诗赋重古文”这一文学主张。大家都知道，“诗言志”，自古以来，诗赋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学样式。到了唐代，唐统治者以诗取士对推动诗歌的兴盛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但韩愈等人却在盛况之下看到了诗赋的功能缺陷。韩愈认为，时下流行的诗赋已经不能胜任宣扬儒家道统思想的任务，在他看来，要消除这些社会矛盾，“文以传道”、宣扬儒家道统是当务之急。而宣扬儒家道统，只有通过倡导古文运动才能得以实现。为此，韩愈从儒家道统的立场出发，从文学的社会功能角度提出了为教化而兴“古文”的主张，并明确了“文以传道”这一古文运动的核心思想。韩愈为古文运动提出了首要任务，就是改革文体，大兴古文之风。

韩愈之所以认为唐代诗歌这种文体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而要以“古文运动”去刻意改变已有的诗歌文化秩序，这一点，韩愈门生李汉在《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韩愈文集序》中概括为:“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不也!”什么意思呢？韩愈认为要继承古人之道，恢复“道统”，明白易晓的古文才是最佳工具，才是载道之器，在宣传儒家思想方面，古文的重要性其他任何文体都无法替代。

其实，早在唐代宗宝应年间，杨绾和贾至等人就提出了废诗赋、去帖经而重义旨的科举改革意见。到了韩愈，他对“诗言志”承担的道统功能进行了否定。从很多资料来看，韩愈对传统的诗学理论“诗言志”并不看重，有时甚至认为诗歌只是宣泄个人情感的载体，无法承担社会道统功能。如韩愈在《荆潭唱和诗序》一文中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可见他更重视诗歌作为个人抒情艺术的审美、宣泄功能，从而极其轻视诗歌的“传道”作用。相反，在“文以载道”的思想指引下，韩愈更看重以古文来宣扬儒家的道统思想。韩愈在《争臣论》中指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韩愈认为，由于文章是宣扬思想的载体，古文更是古圣贤们用来传达见解的工具，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所以古文与“道”联系紧密。他在《答李秀才书》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在《题欧阳生哀辞后》中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 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这两段话很直接地告诉我们，韩愈酷好古文并非爱其词句，而是为了宣传儒家思想学说。他的《答刘正夫》《题欧阳生哀辞后》《答尉迟生书》《答侯生问论语书》《答李翊书》《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等都是著名的“载道”式文论作品。

不仅韩愈本人是这样，相当一些文人也持同样观点，如古文运动的重要作家李翱、欧阳詹、皇甫詹等人，他们都认为诗歌无法承担宣扬道统的责任，从而都“志在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