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青春灌“硅胶”

写作对于教育的意义，有如国民对于国家的意义，在于忠实内心，真实表达。

坦白说，如果不较真的话，我也会给那篇《低姿态的高贵》打个高分。

一个青春少年，能把字里行间雕琢得如此华美，说明他（她）的想象力很炫彩，遣词造句的技巧很熟练。在普遍只重包装不重内容的评价体系下，给他（她）评个高分，也是惯性使然。

千百年来，在中国人的考试项目中，最不可能缺位的就是作文，而标准最模糊的，也是作文。即使从纯粹工具论的角度来端详“作文”，也常常让人犯晕。它固然是检验综合使用语言文字能力的重要手段，但因为背负太多的使命，扮演太杂的角色，所以，不仅学生糊涂，老师也未必能说得清什么才算“好文章”。

说来惭愧，鄙人也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科班出身，教书写作十余年，一直跟文字打交道，却至今不明白语文教材中对文章分类的深刻用意。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这是一种分法，好理解，但不好实践，一动笔就容易变成杂种。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这是另一种分法，即所谓文学体裁的分类，而散文却在诗歌与小说间闪转腾挪，“形迹可疑”（散文诗与叙事散文的称谓即是明证）。

中学时代我们都学过，散文的要义在于所谓的“形散神不散”，为之无数次地训练总结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一篇几分钟就能读完的文章，总要用几天时间五马分尸，肢解成碎片。好不容易将文章嚼成字词句的碎片，又要抑扬顿挫地回味隐藏其间的文学魅力。如此这般，接触的文章越来越多，形式与内涵越来越复杂，条条框框越来越细密，久而久之，对好文烂文的判断也越来越迷乱，下笔越来越纠结。以迷乱纠结之心，写似好非好之文，岂不谬哉？

如果仅仅把写作当作一种表达工具，事说清了，理讲明了，写作就算过关，倒也好说。但现实是，这样的作文还不能算“好文章”，因为还有种种文学标准。如所谓的“生动”、“优美”、“诗意”、“文采”等等。而这些文学审美上的标准，本身就没有定论，古往今来，《文心雕龙》式的文论，有多少人写过，谁的观点堪称不争之圭臬呢？风与骚，诗与赋，散与骈，豪放与婉约，怡情小品与匕首投枪，口味不一，风格不一，谁也压不倒谁，这就是文学审美的多元性。以莫衷一是之衡器，令青春少年写众口难调之文章，岂不难哉？

但我更关注的，不是文章评判标准的复杂性，而是写作之于写作者的初始意义。无论是书信日记式的私人写作，还是学习工作中的奉命为文，首先都是以书面形式表达个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尤其对于青少年学生而言，写作还只是一种表达训练，如果教学者过多地灌输技巧上的所谓美丑，反而容易让他们视写作为畏途，继而迎合评判者的不同口味，将写作带入歧途。其结果往往是以缤纷华丽的词句，来掩饰苍白空洞的思想，满纸锦绣，却不知所云。

这似乎又回到了内容与形式之争的老问题上了，其实不然。作为语文教育者，不需要过多地纠缠于写作过程中内容与形式如何结合的问题，而更应该反思，通过写作这门训练，培养了学生哪些素质？

掌握语言技巧，提高美学修养，固然是一个方面，但窃以为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以写作的方式，来梳理自己的情感和思维，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写作训练也好，考试作文也好，其实都是很私人的事情，最能展示写作者的内心。我们不是总强调“言为心声”、“我手写我心”吗？既然要写出真实的内心，写出个人对物事的思考，为什么不让写作者无所顾忌地写出来？为什么定要给他套上种种先入为主的枷锁呢？

其次，我们的语文教育不是还承载着修身与齐家、治国的使命吗？如果这种使命是必须的，那么，通过语文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国民呢？是迎合各种技术指标的“易拉罐”，还是有血有肉有丰富情感有独立思维的人？如果是后者，那为什么不给他们提供更为宽松的土壤，使之自由地沐浴阳光雨露，独立地、个性地成长呢？

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需要前人的经验指导；但先入为主的经验，也常常阻碍着文明的进程。科学技术是如此，意识形态也是如此。任何一个微小的进步，无不是由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来实现；亦步亦趋、人云亦云者，固然是忠实的执行者，但这种执行，充其量只能算是机械地完成指令，毫无创造性可言，说得不客气点，是只会走路的“工具”，是他人的“奴隶”。可惜的是，不以人为本的教育，崇尚“标准化”的教育，总是流水线般批量生产这样的“工具”，生产盲从于上级指令的“奴隶”。这样的国民，也许循规蹈矩，无毒无害，也许对任何指令都“坚决拥护”、“完全赞同”，但能从根本上推动社会进步吗？

写作对于教育的意义，有如国民对于国家之意义，在于忠实内心，真实表达。唯其如此，方能出真文章，好文章；唯其如此，方能出真国民，好国民。孩子们的作文，亦如少女的成长，需要的是自然发育，断不可迎合成人的审美，人为注入太多貌似无毒无害的硅胶。

只是，大人们总是有意无意间，为孩子注入“硅胶”，以为这是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