瑙鲁资源环境危机成因再探讨

[摘 要]瑙鲁是世界上最大的磷酸盐出口国之一，但近年来在储量告竭的同时，全国亦遭遇了严重的环境与社会危机。学界在探究危机成因时或强调殖民主义的破坏，或指摘瑙鲁人自身的“衰败”，都有失偏颇。本文通过一种历史性的分析，认为危机是合力作用的结果：二战后瑙鲁环境的巨变引起了瑙鲁人生活的变化，促使全球市场文化渗入当地文化，形成一种不利于环保的混合文化。其后瑙鲁在独立及国家建设过程中又无视环境破坏，最终酿成了资源环境危机。通过对瑙鲁资源环境危机成因的分析，本文也指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文化与地方性文化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其过程与结果都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瑙鲁 磷酸盐（矿） 环境破坏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中图分类号〕K6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132-06

在全球频发的环境危机中，南太平洋岛国瑙鲁格外突出。这个22平方公里的珊瑚岛仅存20%的地区尚能住人，因为占陆地面积80%的磷酸盐矿区已经没有土壤覆盖。矿区凹面镜般的地表导致岛屿上空太阳热能聚集不散，妨碍积雨云的形成，造成当地气候异常干燥。如果想让森林在自然状态下恢复，那么即便只恢复到中等规模，也需要好几个世纪。[1] （P1454） 瑙鲁自然环境恶化如斯，社会也面临崩溃：尽管自独立以来瑙鲁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极高，但他们逐渐变成全球最短命的人群，其中1979至1981年男性人均寿命仅为49岁，至2000年也不过58岁；[2] （P150-152） 自1950年代中期至今，瑙鲁所有的消费品都依赖进口。但近年来因磷酸盐储量耗竭，瑙鲁出口逆差激增，导致社会保障体系岌岌可危，政权频繁更迭。一叶文明之舟将因环境问题而倾覆，这不能因为它与我们相隔遥远而被忽视。

一、与瑙鲁资源环境问题相关的叙事

瑙鲁的环境破坏与开发磷酸盐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一点并非最近才为人所注意。1921年，美国《国家地理》报道说：“开采完的矿场一派凄凉而苍白的景象，破碎的珊瑚、废弃的矿车、装矿石的篮子，还有那锈迹斑斑的美国煤油桶都胡乱丢弃在矿坑里。然而，即便在这样的荒废场景中，植被仍然开始生长，新生的露兜树和椰子树撑开了叶片。”[3] （P572） 此文主要是想激发欧美人对太平洋海岛浪漫风情的憧憬，所以即便注意到欧美文明对太平洋地区环境的破坏，也还把它当作浪漫风景的组成部分来看待。出现这种叙事笔调与当时欧美人将南太平洋海岛普遍想象成异域乐土有关。①

这种浪漫主义的叙事在1930年代中期发生了逆转。当时磷酸盐产业亟待扩大，欧美人对瑙鲁进行了全面普查。1936年起，有关瑙鲁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报告连续出版。② 这些报告指出现瑙鲁土著生活原来并不浪漫，反倒显得原始、落后。与此同时，瑙鲁磷酸盐矿的发现者埃利斯也开始著书，强调磷酸盐产业将把瑙鲁领入现代文明社会。① 著名的《国际事务》杂志为该书鼓吹说：“太平洋海岛往往被想象成一个天堂――过分浪漫，成为不满社会现实者幻想的对象。而这本书告诉大家，瑙鲁是一个与世隔绝、落后的部落社会。作者发现这个岛蕴藏着磷酸盐的故事才是真正浪漫传奇的。”[4] （P152） 这突出反映了当时白人的优越感与使命感――磷酸盐开采意味着工业化和进步，至于它对本土环境的破坏，无需多虑。

埃利斯的影响深远，他奠定了今后几十年中对瑙鲁环境破坏问题的叙事立场：或许这是不应该的，却是不可避免的。1968年1月31日瑙鲁独立后，内希・维维安妮出版了总结瑙鲁独立运动的著作，为研究这一地区现代化进程提供了详尽的个案分析。② 它反映了当时新兴民族国家建设的一种理念：要实现经济发展必须首先不惜代价争取民族独立。该书的意义重大，它肯定了新兴国家要求掌握本国资源、谋求经济增长的合法性，从学理上批判了“殖民有功论”的叙事。但是，由于现代环境运动尚未兴起，这本书几乎没有关注磷酸盐开采的环境后果。

独立后瑙鲁社会的景象似乎印证了当年埃利斯的预言和维维安妮的判断，磷酸盐产业把瑙鲁引入文明与富足。时隔55年后，《国家地理》重新造访瑙鲁，报道说每个瑙鲁人都不用交税，政府免费为他们提供一切或只收取极低的费用。然而就在这类令人陶醉的叙述不断涌现时，自然科学家们却为环境问题敲响了警钟。植物学家萨曼等人组成的调查小组从1970年代末便开始对瑙鲁植物生态进行实地考察，并连续出版研究报告。这些报告揭示了严峻的现实：瑙鲁人未曾停歇地开采磷酸盐，却几乎没有试图恢复损失的植被与土壤。与此同时，公共卫生专家理查德・泰勒等人则分析了瑙鲁社群日益恶化的健康问题。③ 在现实与这些文章的刺激下，社会科学界开始关注瑙鲁资源环境危机的成因，并分为外因论与内因论两派。前者以澳大利亚法学家魏拉曼垂为代表，认为瑙鲁从1907年至1967年间遭受的殖民统治（主要是委任及托管统治）是导致环境恶化的关键。④ 这派观点承袭了维维安妮的反殖民主义立场，进一步指出殖民主义的罪恶还应包括破坏殖民地的环境。但这些强调外因的分析存在漏洞，因为瑙鲁环境急剧恶化发生在独立之后，且瑙鲁社会爆发的所谓“富贵病”，也难说是殖民主义之过。由是出现了内因论，美国《读者文摘》杂志特约撰稿人描述说，“独立后的瑙鲁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社会福利国家。……瑙鲁的衰败是‘人性’贪婪所致，当刺激人们劳作的动力消失后，这种衰败就发生了。”[5] （P88） 这一分析把瑙鲁环境的恶化判定为内源性的，认为关键问题在于瑙鲁人的生活方式。

进入21世纪，出现了一种从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角度分析危机的观点，强调瑙鲁资源环境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文化。发生危机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本质上忽视可持续发展，而且大众消费文化扼杀了瑙鲁传统文化。⑤ 本文在相当程度上认可这一观点。不过，这种分析并没有清晰展现当地文化与外来文化实际的互动结果，也没有彰显环境因素对文化变迁的影响。瑙鲁资源环境问题的急剧恶化在它独立之后才发生，也值得学界对其建国历程及发展政策加以分析。

二、二战前瑙鲁的殖民地经历与瑙鲁卷入世界市场

瑙鲁孤悬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岛与马绍尔群岛之间空旷的海面上，是海鸟跨赤道迁徙的主要歇脚点。日积月累，占岛面80%的中央高地堆积起全世界品位最高的矿化海鸟粪，即磷酸盐矿石。磷酸盐矿上生长起森林，但岛民很少涉足其中。岛屿气候受到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的交替影响，当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时，岛上会持续数年的干旱，反之则雨水充盈。这种大自然造成的周期性灾荒使岛屿人口增长非常缓慢。[6] （P19） 瑙鲁本土社会至1930年代还处于母系氏族状态，这使得瑙鲁人的财富分配较为平均。瑙鲁人的居住地普遍种植着椰树，椰肉干和海鱼是岛民的主要食品。和许多热带原住民一样，他们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是休闲娱乐，并形成一种“快乐生活”的文化。

1798年底，美国捕鲸船才“发现”了瑙鲁。由于岛上没有当时殖民者渴求的檀香木等物资，结果迟至1880年代它才变成德国的殖民地。而德国也是因为插足太平洋太晚，只能占有老牌帝国不感兴趣的岛屿。不过德国政府无力出面统治，只能委派一个贸易公司代管。为了维持生存，这家公司“开了家很小的杂货店，用烟草、啤酒、阿拉斯加罐装马哈鱼、糖、大米以及饼干以换取椰肉干。”[3] （P563-565） 椰肉干成为瑙鲁人卷入世界市场的最初纽带。不过，瑙鲁人工作积极性不高，因为他们不愿意将生产椰肉干变成商业行为。总之整个岛屿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文化，都因德国统治乏力而完好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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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1907年英国开始的磷酸盐开采活动才打破了原有的自然环境。1896年，在很偶然的情况下，英国太平洋岛屿公司（总部设在悉尼）发现瑙鲁的中央高地蕴藏着大量高品位磷酸盐，它有心开采却苦于瑙鲁非己管辖。德国人对这一情况却了解不详，而且德政府与商团也无力支持瑙鲁资源开发，遂让英方如愿。但由于岛屿归属德国，英国公司不便征发瑙鲁人参与采掘工作。于是矿工基本从中国和太平洋其他岛屿引入，并要向德国及瑙鲁人支付特许补偿金。矿区的的补给全部从海外直接输入，矿工们也不与当地人发生联系。所以尽管自然环境开始遭受有组织的毁坏，可瑙鲁人还是蜷居在自己的沿海社区里，基本维持着固有的文化和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虽未曾波及瑙鲁，但战后德国被迫放弃了包括瑙鲁在内的全部海外领土。国联只允许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按照有关殖民地决议的“C”款对瑙鲁进行“委任统治”。① 实际出面统治的是澳大利亚，它自诩其最大特点是“年轻与活力四射，愿意全权担负促进本地人民利益的使命”。[7] （P19） 这当属统治者为自己脸上贴金，但其在瑙鲁的统治的确不同于一般的老牌殖民国家：它派驻瑙鲁的统治机构从属行政官员极少，执政官一人集权，几乎不干预当地人的生活。[8] （P289-291）

“委任统治”的重点在于榨取瑙鲁的磷酸盐，磷酸盐公司对此掌握全权。1919年，英、澳、新就磷酸盐开发问题达成协议：磷酸盐公司直接承担瑙鲁统治当局的开销，继续向瑙鲁人支付补偿金；三国各派一名代表组成管理委员会；三国按配额以成本价购买磷酸盐，其他事宜承袭公司既有制度。这样，磷酸盐产业从管理到采掘，依旧都是外国人的事业。直到1930年代，500多名瑙鲁男性成年人中也只有不到50人为挣工资而劳动。[6]（P142） 不过，公司开采磷酸盐的方式是砍伐森林后挖去覆土进行露天采掘，采掘完后却不恢复景观，从而造成了《国家地理》杂志所描绘的环境破坏逐步蔓延的现象。

可以说，在二战之前，瑙鲁人先通过椰肉干，后来又通过磷酸盐产业与世界市场发生了联系。但瑙鲁人并没有就此深深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瑙鲁的自然地理秉赋使它遭受了一种不甚严苛的殖民统治。然而好景不长，突如其来的太平洋战争改变了这一切。

三、二战后瑙鲁的文化变迁与民族独立运动的特点

对瑙鲁人而言，卷入太平洋战争是一件意外且无力抗拒的事情。1942年日军占领瑙鲁，为了将这里建造成一个军事堡垒，他们沿海岸线修建防御工事，造成珊瑚礁与鱼群迅速消失。1943年，日军又在居民区建起飞机场，招致盟军对瑙鲁进行地毯式轰炸，瑙鲁人赖以生存的椰林几乎全部化为灰烬。太平洋战争改变了瑙鲁人社区的生存环境，并促使瑙鲁人战后的生活大为改观。最根本性的变化是，由于靠椰林与鱼群都不足以为生，瑙鲁人的生活物资变得完全依赖进口，罐头鱼之类的商品成为瑙鲁人的生活必需品。此外，受战争影响，磷酸盐产业一度停顿，瑙鲁人不再收到补偿金，迫使他们不得不到矿区挣钱来购买商品。1948年，16岁以上男性中竟有88%已沦为雇佣工人。是年，继续“托管”瑙鲁的澳大利亚当局指出：“尽管瑙鲁人以前生活安逸，但现在他们已经被训练得适应环境变化了。”[9]（P690） 后来磷酸盐补偿金逐步恢复，瑙鲁人也适应了用补偿金购物，更不愿恢复传统劳作了。一份描绘1953年瑙鲁社会的记录说：“他们越来越不愿意经营农业（采集椰果、捕鱼）。”[10] （P541-543） 尽管鱼群重新增多，但多数瑙鲁人还是爱吃罐头鱼。

虽然战后瑙鲁人变得直接依赖于世界市场，但其社会还是保留了许多习俗，其中之一是均财富的观念。瑙鲁人一出生就要到管理机构登记注册，归入母亲谱系，否则就不能成为瑙鲁人及享受福利。① 母系氏族的分配方式决定了瑙鲁人一旦从磷酸盐中获得巨额收入，每个人都有能力维持当前已经养成的消费习惯。瑙鲁人的人生观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瑙鲁人以全新的语言诠释了自己的“快乐文化”：“明天会自己照看好自己！”正是二战导致的环境巨变，才促使瑙鲁人形成了一种依赖于世界市场的消费文化与固有的“快乐文化”相混合的新文化。

有两方面的原因促使瑙鲁人把磷酸盐仅仅看成一种经济财富。从瑙鲁内部社会看，战后物质生活水平的起伏让瑙鲁人感受到磷酸盐补偿金的重大意义。战后初期瑙鲁人直接参与磷酸盐生产活动，对磷酸盐作为一种经济财富也有了直观的认识。1948年，瑙鲁正式向联合国托管理事会申诉，要求对自己岛屿的财政掌握一定的控制权。从国际社会看，联合国托管理事会也促使瑙鲁人认识到磷酸盐产业是其经济的一部分。从1950年开始，联合国托管理事会历届会议都竭力敦促澳大利亚推进瑙鲁人的“进步事业”。在理事会引导下，1955年瑙鲁全民公投后成立了代议自治机构“地方政府委员会”。1953年，托管理事会要求磷酸盐公司公布收益，以便确定如何提升对瑙鲁人的补偿。1954年开始连续两年中，公司都表示愿意增加赔偿金，但拒绝公布收益详单。于是从1956年开始，理事会勒令澳大利亚代表回去向瑙鲁人传达：“开采磷酸盐给瑙鲁带来了繁荣，但是瑙鲁人应该从中获得最大收益。”[11]（P181） 二战前，瑙鲁人几乎从未主动要求增加补偿金，可到1960年代，磷酸盐已完全被定义为一笔民族的财富。自1962年开始，联合国邀请大酋长德罗伯特作为本土代表参加会议。他在1966年托管理事会上明确宣布：“托管当局在不经过瑙鲁人民同意的情况下不能开采磷酸盐。他们得到补偿是理所应当的，而不是特许优待。”“来自于开采瑙鲁人民自然资源的收益，理应累积到瑙鲁人民身上。”[12] （P158）

作为战后亚非拉地区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一部分，瑙鲁人对收回资源的要求是无可厚非的，联合国的推动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们单纯强调磷酸盐资源的经济价值却是不尊重现实的。因为一方面磷酸盐不是一种取之不尽的资源，另一方面磷酸盐产业也不仅仅带来经济后果。

四、瑙鲁独立建国及发展过程中的环境代价

托管理事会在1950年就已经发现，磷酸盐会在不到70年的时间里将会耗竭，届时瑙鲁人将何以为生？理事会起先建议瑙鲁人在未来可以重新生产椰肉干，发展商业捕鱼，学习农耕，但瑙鲁人对农业生产态度冷淡。在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当局提出，移民别处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但印度代表认为，托管一个地方就是要促进当地人的福利，最终要人民背井离乡，违背了托管的意义。而要能留守，就得考虑恢复环境。后来，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代表都指出瑙鲁人不应移民。1957年，苏联代表正式提出，独立国家必须要有领土，瑙鲁人要独立，就不该移民，自然环境必须恢复。[13] （P142）

尽管如此，移民与恢复环境仍旧成为交替讨论的议题，瑙鲁本身对此态度反复。经过近十年的考察，瑙鲁唯一可以接受的移民目的地是柯蒂斯岛。但澳大利亚表示因为该岛离澳大利亚本土就像曼哈顿离布鲁克林那么近，故只愿给瑙鲁人澳国公民权而不能让其独立，移民选项就此罢弃。苏联代表再次提出要恢复土壤，减缓采矿力度，澳大利亚代表则回答：“前者和后者在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14] （P702） 澳大利亚的强硬态度引起瑙鲁代表的愤慨。1966年底，在瑙鲁独立之前最后一次托管理事会大会上，德罗伯特被问到如果不可能通过回填土壤来恢复瑙鲁环境，瑙鲁人是否考虑移民的问题，他立刻回答说：“委员会最好发现回填是可能的，即便成本很高。”[15]（P161） 虽然瑙鲁方面态度坚决，但最终结果是1968年1月瑙鲁独立宣言中未有只言片字提及岛屿自然环境恢复事宜。这看似与瑙鲁代表的态度有矛盾，其实并不意外。1966年瑙鲁就已决心必须在1968年1月31日之前独立。由于最大的问题在于磷酸盐公司的归属问题，故整个1967年，瑙鲁方面的精力全部集中在有关接管磷酸盐产业的谈判中。为了尽早接管磷酸盐公司这棵“摇钱树”，瑙鲁方面不惜牺牲讨论了十余年的恢复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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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直到1968年，2/3的顶层地区的自然条件仍处于采矿以前水平。90%的当地物种仍然存在，而这些生物本来可能恢复那1/3被破坏了的地区。运走矿石的船可以带回等量的土壤。”[6] （P160） 但瑙鲁为了尽快独立，舍弃了恢复环境的最佳时机。独立后瑙鲁的国家发展政策与独立时经济利益优先的理念一脉相承，瑙鲁领导人奉行了一种所谓“弱可持续性（Weak Sustainability）”的发展政策。这一理论派生于上世纪60年代涌现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它接受其基本预设，特别是相信所有物品都可以互相替换，而市场体系将保证物品按比较价格的变化而流通。“只要自然资源卖到足够高的价钱，一个国家的环境哪怕近乎彻底毁灭，也还是符合新古典主义对经济可持续性的定义。”[16]（P333）

在这一理论下，瑙鲁开始掠夺性地开采磷酸盐。在收回磷酸盐产业的第一年，开采量就超过了德国殖民地时期产量的总和。独立初就成立的所谓“瑙鲁环境恢复基金”，在1970年代已累积到2.14亿美元，却几乎没有一分钱投入环境恢复。相反，瑙鲁却在澳大利亚、夏威夷大量投资修建豪华宾馆和高尔夫球场。这是因为，“在瑙鲁，似乎没有哪种具有环境可持续性的经济行为（带来的好处）能与创造并收取这么大一笔钱的利息相比。”[16] （P335-336） 当年坚决要求恢复环境的德罗伯特总统，“忙于运作一个雄心勃勃的投资项目。……他忙于出国进行投资谈判，以至把飞机当成大轿车来使用。”[17] （P344）

而磷酸盐的开采沿袭旧法，每一点产出，都伴随着一连串的环境破坏。因为“开采程序包括移除植被、表层土壤以及被污染了的磷酸盐，以便让纯磷酸盐便于开采。树木和其他的植物废弃物被运到一个堆存处，然后焚毁，表层土壤与被污染的磷酸盐由矿业公司贮存，便于未来使用。可在采矿结束后，表层土壤与被污染的磷酸盐并没有被回填。”[1] （P1456-1457） 所以仅仅20多年后，而不是联合国设想的70年后，磷酸盐就几乎被采空，中央高地的环境也被破坏殆尽。由于采矿带来了巨额收入，瑙鲁人二战后形成的混合文化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瑙鲁的分配制度保证了绝大多数岛民都具有强劲的消费能力。1970年代，每个瑙鲁家庭至少拥有两辆汽车。1980年，7000瑙鲁人中只有2156人参加工作。由于一切物资都可以由世界市场提供，岛上人口迅速增长，很快就超过了本岛生态承载力。尽管岛上设立了垃圾处理场，可许多“荒废地”还是堆满了生活垃圾。与此相应，住宅区里残存的椰子树却无人料理。

从1990年代开始，世界金融市场危机不断，瑙鲁的投资遭遇重大挫折，加之磷酸盐供给力渐不支，瑙鲁的社会生活出现了文章开头所说的混乱局面。这实际上意味着瑙鲁“弱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破产。怎奈为时已晚，瑙鲁相对和谐的环境再也回不来了。

五、资本主义市场文化、新兴国家的发展与瑙鲁环境破坏问题

瑙鲁只用了100余年便给世人展示了一个社会从与自然友好相处，到掠夺性地开发自然资源，最终遭遇灭顶之灾的完整过程，这似乎为庞廷的《绿色世界史》追加了一个注脚，① 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通过考察该地区的环境史，能更充分地展现某些历史问题的复杂性：瑙鲁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禀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特殊的殖民地经历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运作下的命运。毋庸置疑，资本主义市场文化的扩张对本土生活具有巨大的改造力。不过它对地方性文化产生影响的过程未必是直接而迅速的，而其结果也可能不是简单的替代，它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瑙鲁人的社会分配模式、“快乐生活”的文化传统具有很强的能动性与自我维持力。而在植入了资本主义大众消费文化之后，特别是在瑙鲁人掌握了充足的消费资金后，它才成为环境破坏的推动力。这种混合，正是在太平洋战争后瑙鲁环境巨变的现实中生成的，具有很大的不可逆性。瑙鲁环境破坏问题，与整个亚太区域近现代的命运有关，是一个累积的、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其次，瑙鲁独立之后爆发的环境危机，主要是因为它在民族国家建设事业中牺牲了环境。瑙鲁民族主义运动在兴起过程中，排他性地追求独立，牺牲环境恢复议题，而在独立后新国家所奉行的经济增长至上理念，更是注定了瑙鲁环境的崩溃。“民族主义提供了一套新的伦理理念和社会观念，赋予经济增长以正面价值并将自然分散的社会能量集中于经济增长。”[18] （P29） 瑙鲁人不是没有注意到资源开发带来的消极环境后果，但还是仅仅满足于它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无视其对环境的影响。瑙鲁个案一方面证明先污染后治理的思路行不通，另一方面也催人反省新兴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理念。

最后，瑙鲁发展过程中缺乏环境意识不能仅仅由它自己负责。在殖民体系崩溃时，正是“宗主国”的威逼利诱使瑙鲁无暇顾及环境问题。联合国在瑙鲁追求政治独立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它也促使瑙鲁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单纯强调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此外，它在某种程度上也促使当时主流的发展理念输入瑙鲁。结果，无论是从瑙鲁独立后经济发展的政策，还是从社会生产生活的模式来看，它效仿的都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强国。伴随殖民主义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把欧美历史中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散播到新兴国家。从这个角度看，瑙鲁遭遇资源环境危机也是很无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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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Trusteeship Council Document[Z].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10, No. 1.(Feb., 1956).

[12]Trusteeship Council Document[Z].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0, No. 1.(Winter, 1966).

[13]Trusteeship Council Document[Z].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11, No. 1.(Winter, 1957).

[14]Trusteeship Council Document[Z].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15, No. 4.(Autumn, 1961).

[15]Trusteeship Council Document[Z].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0, No. 1.(Winter,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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