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创自主品牌的明星效应

单纯依靠外源型经济的模式已远远不适应发展的需要，自主创新被提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自身的要求――市场需要名牌企业、需要自主品牌、需要这样的明星效应来优化改革路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从而在市场竞争中提升比较优势。

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

粟新平

1　新近出炉的中国两岸四地200多个城市综合竞争力排行榜，天津步入前十。

对此，也许可以这样说：天津，这个曾经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璀璨夺目的老牌明星，虽历经沧桑，但仍然是在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

此前的3月下旬，北京两会临近结束时，国务院批复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方案，引起海内外关注。众多财经报纸都在第一时间予以披露，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亦在突出位置转载，这是天津继两年前滨海新区被批准为中国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之后，引发的又轮超强冲击波。天津，滨海新区，一下子成了热门搜索词汇。百度一下“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可找到相关网页约223，000篇。

敏感的资本市场也很快就有反应：综改方案获批的消息刚一传出，与滨海新区相关的上市公司就受到市场热捧，泰达股份、津滨发展、滨海能源、创业环保等股票价格纷纷上扬。证券业分析者认为，综改方案的获批，将使市场对滨海概念更有信心。

还有，近几年许多以前不敢想象的大项目纷纷落户津门，蓝星化工新材料基地、新一代运载火箭、中兴通讯北方研发转化基地等一批新的重大项目加快开工建设，空客A320系列飞机总装线厂房主体完工，百万吨乙烯炼化一体化项目顺利推进，唯斯塔斯风力发电、中集集装箱等60多个重点项目建成投产……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最新的前沿阵地，天津以及滨海新区显现出明星效应。

2　深圳和上海浦东，它们无疑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版图上最耀眼的明星，其风范迄今无人可以漠视。不难看出，政策面的扶持是它们得以脱颖而出的强大外因，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或许只会赢得一时风光。两地之最终出落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两大区域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圈的龙头，星运如此兴旺，表明它们没有耽于仅做政策的宠儿。

明星者，除了得天时之利，还必得有超于常人的代表作，这些代表作往往是某一特定时空下凡人难以超越的经典。

譬如深圳。一提到深圳，我们会条件反射般地想起“深圳速度”。1984年，高160米，共53层的国贸大厦仅37个月竣工，从此成为“深圳速度”的象征。数万名集体转业的工程兵，创造了这个3天层楼的奇迹。深圳在建设特区的26年期间，用18年的时间使GDP达到了1000亿元人民币，接着用了5年时间使GDP达到了2000亿元，随后仅仅用了2年时间就使GDP达到了5000亿元，根据香港顾问公司En-right,Scott & Associates的统计，1980年到2004年，深圳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28％。“深圳速度”已经成为深圳这个明星城最重要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深圳速度”，一年建29条道路的奇迹，在极短的时间内打造出的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个人造文化旅游景观、第只上市股票……

再如浦东。在世人的眼中，浦东乃至整个上海市早已是一个金融、贸易、高科技产业的中心。短短15年的时间里，上海以浦东开发为契机，缔造了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等在国际上名头山响的皇皇地标，留住了一长溜国内外经济领域的明星企业――一大批知名以及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汇聚在陆家嘴、金桥、外高桥、张江等地。在资本市场上，浦东建设、张江高科、浦发银行等都曾是炙手可热的优质蓝筹，上海板块整体以股性活、升值潜力大、大跌时勇于护盘而一直受到投资者的追捧。人们习惯于在上海的前面加个“大”字，这个“大”应该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空间概念，它包括一系列明星企业、明星产品的烘托和提升。

可见，深圳、浦东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明星效应，这种效应是市场经济环境中快速发展所需要的，但它不是只靠政策扶植就能出现、延续、延伸并产生经济效应的，它需要有自己的经典力作，即在政策环境下充分发展相应的个体来支撑与展开，并逐步形成整体的明星效应。

3　整体与个体，存在辩证关系，其中一方面，充分发展个体，是整体提升与发展的条件。

引资，无疑非常重要，一个地区涌现出一些合资、外资的明星企业，很必要，也会让人眼前一亮，就像摩托罗拉之于天津，华为之于深圳。但在如今的发展阶段，现在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一个地区也更需要的，是地方的甚至是自主的明星品牌――企业以及产品。譬如青岛之声名远播，就跟它的“五朵金花”海尔、海信、青啤、双星、澳柯玛密切相关。

现在，单纯依靠外源型经济的模式已远远不适应发展的需要，自主创新被提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自身的要求――市场需要名牌企业、需要自主品牌、需要这样的明星效应来优化改革路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从而在市场竞争中提升比较优势，这或许正是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和广东省委书记为什么那么关注马云、那么遗憾沪穗没有诞生阿里巴巴那样的IT自主品牌的原因吧。

4　当下无论官方话语还是民间谈资，都在热议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用广东省委书记的话来说，之所以要解放思想，就是因为人们的认识没有跟上事物的发展，主观落伍于客观。体现到一个城市的明星效应、名牌战略上，有些领导干部张口闭口就是如何引进外资外国品牌，好像非如此不可，这个思想就必须要解放。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没有像汽车业那样靠普遍合资来谋求发展，而走了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道路，不也照样做大做强了!

滨海新区被批准为中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OTC柜台交易将设在天津，一些重大改革措施在天津先行先试，天津的明星光芒已然开始绽放。“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在如此令人眼热的政策环境下，天津能否像当年的深圳、上海那样真正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在新形势下焕发出更加耀眼的星光?人们在期待着，也在观察着，观察天津如何解放思想更新思维趟出新路，期待天津早日孕育出自己更多的明星代表作。

海鸥表，老品牌重生

路光祖　张今声

一生都是和表打交道

几次与王德明交谈，但都是行色匆匆，原因是他十分忙。“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行业，这一生都是和表打交道。”王德明与笔者交谈时，坚定自信而不乏激情。他的言语和神态，很难想到他已经是花甲之人。

1995年1月，当王德明调任海鸥手表集团公司总经理时，曾经生产出中国人自行研制的第一块手表的海鸥手表集团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而今，海鸥手表不但在市场上彻底扭转了颓势，其机械表机芯产量已经占世界产量的约25％、国内产量的约50％，而且拥有世界三大经典机械表制表技

术，重新树立了中国第一块手表诞生地的荣光。

现在世界上的机械表每4块中就有一块的机芯是由海鸥生产的。这在13年前不可想象。

早在1955年，华威钟表厂(天津手表厂的前身)的四个高级技师，用最简单的工具仿制出了瑞士“sindacol”5钻粗机手表，改写了中国只能修手表而不能制造手表的历史。之后，第一只中国人自行设计制造的手表、第一只符合国际标准的女表和第一只出口手表等中国手表业发展的里程碑，均诞生在这里……海鸥表成了民族品牌、民族感情的寄托，成为中国手表第一品牌，也是天津名品的骄傲。

但是，进入90年代，海鸥手表急转直下……

1967年，中专毕业的王德明进入天津钟表厂做工人。此后，他从一个工人逐步升到总经理。在大一统的国有体制之下，王德明的生活也不过按部就班。然而，体制的沉闷并不能泯灭人的灵性和创造力，王德明自豪地说，即使做工人他也是最优秀的。1995年，当王德明进入海鸥手表集团，他的命运和中国第一块手表诞生地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历经13年崎岖坎坷，王德明充满激情地说：“在海鸥的13年中做了三件大事：改制、确定以机械自动表为企业发展方向、攻克三大经典制表技术。这三件大事最终让海鸥摆脱困境，并且重新让老品牌焕发光彩。”

111人曾喊他“黄厂长”

回想起刚刚进入海鸥手表集团的那段时光，王德明用“惊心动魄”来形容。

1995年，海鸥的生产能力是年产500万只，其中1 D0多万只是手上弦机械表，350多万只电子表。手上弦机械表卖不出去，8元钱一只都没有人要；而一块成本11港元的电子表常常4港元就处理掉了。国内38家电子表生产企业大都停产，海鸥手表集团那时也被划入整顿的行列。王德明就是在这个最糟糕的时候进入海鸥手表集团的。

“那时候的压力非常大，我总是在想，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第一块手表就是在这里诞生的，这个牌子是相当珍贵的，不能在我手里没有了。”王德明坦诚地说，“那时，我心里也没有底，因为眼看着曾经和海鸥手表集团齐名的上海手表厂破产了。而且压力不仅仅是来自整个行业的不景气，也来自于企业内部。”

海鸥手表集团曾经承载着、凝聚着几代人的希望和热情，也获得了无数的荣誉。但是这个钟表行业最老牌的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越是深入之时，却明显地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步伐了。机制僵化，战略模糊，管理老化，海鸥在90年代已经完全失去创立之初的朝气和活力。从1996年开始，王德明在海鸥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在管理方式上摆脱国有企业旧有的思维，向市场化贴近。

在王德明的主导下，这些在体制和机制领域的改革直接促成了海鸥手表集团的改制。2002年，海鸥手表集团又把三个分厂、研发中心和销售公司等剥离，实现彻底的改制，组建了多元投资主体的天津渤海中鸥表业公司。改制后的中鸥表业公司国有资本占27％、海鸥手表集团员工持股63％。

为求得发展，海鸥手表集团在1997年一次性下岗2000多人。由于企业本身不景气，加上改革的力度大，很多人看不到王德明改革的前途在哪里，说风凉话的、起哄的人到处都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很多员工不叫他“王厂长”，而叫他“黄厂长”。这是一种有鄙视意味的称呼，所谓“黄厂长”，就是认为公司快要在他手里“黄”了。

当时，海鸥手表集团的主管部门和天津市的很多领导也认为海鸥没有希望了。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之下，在一片纷纷扰扰之中，王德明却看到了希望。希望源于他对手表行业的了解，他认为自动机械表是未来的潮流，海鸥只要抓住这个潮流就有机会。

可是在海鸥连续几年平均年亏损2000万元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人理会他的“希望”。当时海鸥最大的困难是缺乏资金，企业几乎无法正常开工生产。为保证职工每月能拿到一点象征性的工资，公司的采暖也仅仅以暖气管不被冻裂为标准。

王德明没有放弃，他的坚持终于说服了领导。海鸥手表集团以联合开发房地产的方式，获得到一笔资金。正是这笔钱，为海鸥注入了新鲜的发展血液，成为海鸥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的保障。

在破产的边缘，坚持创新能力

改制是一种制度创新，是从机制上对海鸥手表的发展松了绑，企业有了奔跑的动力：但向哪个方向奔跑，又是一个问题。如果动力有了，但方向错了，就会南辕北辙。改制是王德明在海鸥做的第一件大事，第二件大事就是调整产品结构，这个方向性的问题比改制更有挑战，也更具有战略意义。

“90年代末的全面滑坡，从一定层面上说是我们忽视自身特点，盲目模仿跟近洋产品的恶果。当时我们分析企业走出困境必须扬长避短，电子表尽管需求强劲，但不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在多变的市场中，王德明敏锐地捕捉到“机械自动表将是下一个行业发展的趋势”。王德明的判断，源于他多年的行业经验以及对手表文化内涵的理解。一是机械表是有精度的首饰，是有感情的饰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手表作为单一记时工具的概念越来越弱化，尽管电子表由于增加了装饰、时尚功能而受到部分年轻消费者的喜爱，但机械表制造复杂、工艺考究，能够艺术地展现文化的魅力，是身份、品位的象征，而作为礼品它也逐渐在人们的生活中显现其需求。二是王德明从瑞士手表业的发展中吸取了经验。90年代瑞士手表业也因为受日本电子表冲击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他们发扬自身的长处，瞄准做品牌和机械手表，调整自己的产业和产品结构，逐渐度过了难关。瑞士手表是“金字塔”的顶端，产量小，价值高，根本无法满足世界机械手表市场的消费需求。适应于现代机械手表消费理念的自动机械表和多功能机械表等中档产品，正在成为手表中的时尚产品。而无论是日本还是瑞士，尚无意也无力去垄断这一块市场，国内几乎还没有手表企业进入这一领域。王德明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市场进入时机。

然而，王德明的观点却引来了很多非议。当时大部分手表行业的专家都认为电子表才是主流，机械表已经没有希望了。还有一些专家认为，即使做机械表，也只能模仿瑞士表。而王德明认为，没有创新能力，就根本没有优势可言。

海鸥手表的产品结构调整，就是在这样充满怀疑和争论的氛围中开始的。集团转产之时，正是企业待破产之日。王德明坚信自己的判断是对的，他果断地砍出了产品结构调整的第一“刀”：采取嫁接的方式将年生产能力达350万只的电子表生产线全部转给合资伙伴天津ISA集团，另一方面集中精力研制开发新一代自动机械表。同时还发挥企业精密机械加工的优势，为十几家家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加工配套产品，不仅技术含量提高，而且增加了企业的收入。

产品结构调整往往令企业伤筋动骨，绝非唾手可得。对海鸥手表集团来说，自然也不

例外。除了精神上的压力，主要的还是技术的挑战。海鸥手表集团有着悠久的生产手上弦机械表的历史，虽然自动表也属于机械表的范畴，但两者之间的技术水平差别却很大。无论是模具精度，还是综合工艺技术，其难度都要高出手动机械表好几个档次。例如，手上弦机械表需要在直径30mm、厚3.95mm的空间内摆放100个左右的部件，而一款自动机械手表则需在直径25.4mm、厚3.75mm的空间内摆放近200个零件。谁的精度更高?一目了然。自动表如此高深的技术门槛，即使复制的成本也会让意欲参与者望而却步。但海鸥手表集团迎难而上，接受了挑战。

经过1997、1998年的调整，海鸥把第一款自动机械表ST16双历手表推向市场，并且一炮走红。自动机械表的市场证明王德明的判断是正确的，整个集团的士气也为之一振。由于坚持结构调整、产品创新，到1999年，企业一举扭亏。从2004年开始，海鸥自动机械表的出口已经达到75万只，占国内同类产品的42％。

目前，海鸥的机械表机芯生产能力达到600万只的规模，约占全国的50％，在国际上占机械表机芯产量的约四分之一。在全世界手表业中，天津已成为继瑞士、日本之后的第三大手表机芯生产基地。

做品牌，瞄准瑞士高档表

2006年8月20日，在海鸥手表集团的高档机芯工作室里，10多名科研员眼睛紧紧盯着一只手表。“响了，响了。”所有在场人员的欣喜万分。那清亮的响声，同时宣布中国第一只两问打簧表在海鸥手表集团诞生了。2007年海鸥手表集团公司推出限量铂金版两问表10只，售价每只12万元人民币。这样的高价格，在国内绝无仅有。在2006年瑞士巴塞尔钟表珠宝博览会上，海鸥自主研发制造的陀飞轮手表被瑞士同行评价为：与世界手表制造顶尖水平差距缩短10年以上。

问表、陀飞轮表、万年历表这三项技术，目前世界上只有瑞士钟表业和国内外为数不多的专家级大师所掌握，而海鸥手表集团全部掌握了。

在2007年天津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市长戴相龙再次提出要把海鸥手表打造成天津的名片，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这么提及了。

做品牌，已经成为海鸥手表集团发展的必由之路。

对于品牌，王德明有一种朴素的理解：“如果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产品品质上不去，就没有品牌可言。为什么瑞士手表一直是高档表的象征?就是因为瑞士表业有200多年的工艺积累，垄断了许多复杂的技术，演绎了钟表文化的内涵。”

王德明对技术有着职业的敏感和热爱。在企业最困难、资金最缺乏的1996年，他主动把自己和所有管理层工资降到和普通工人一样，每月255元，公司里唯一没有降低工资的是处于一线的工程师和熟练技师。目前海鸥的高级设计人员有30多名，“他们都是有技术诀窍的、对企业有深厚的感情积淀的、不会轻易跳槽的。由于高档机械表的工艺特征不允许自动化，手工比例很高，熟练的技术工人和高级研发人才成为海鸥手表集团不可复制的优势条件。”王德明不无自豪地说。

在投入上，王德明毫不吝啬。从企业刚刚扭亏不久的2001年开始，就每年投入1000多万元瞄准国际尖端产品自主研发。与海鸥手表集团不断引进瑞士先进生产线相比，海鸥手表集团的行政办公室一直是60年代建的那排外表简朴的小平房，而王德明在这一坐就是13年。

技术上的投入，终于有了回报。2006年，海鸥手表集团陀飞轮机芯的产量为4000只，这几乎相当于瑞士整个钟表行业陀飞轮手表机芯的总和。这些机芯除了内销之外，大部分出口到欧美、日本。王德明很自豪地告诉记者，由于产量大，海鸥陀飞轮机芯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具有一定的定价权。与同类国外产品相比，海鸥陀飞轮手表的成本要低很多，王德明开玩笑说，迟早有一天海鸥会把陀飞轮手表从贵族的神坛上拉下来，让更多的人都买得起。目前，海鸥手表集团正积极建设高档复杂机械手表生产基地，未来2至3年内，预计可以达到年产高档复杂机械手表1D0万只的生产能力。

在解决了企业的生存问题后，王德明最关心的还是品牌：“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精力去研究品牌，在计划经济时，产品是尽产尽销，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研究品牌。而在90年代初，在别的企业做品牌时，我们还在研究‘砸三铁’……现在悟到了企业要解决发展必需靠品牌。但也悟到了把品牌看成是有广告就万事俱备了那是肤浅的，品牌建设还是要靠企业的实力。根据目前市场的主流，我们把海鸥定位在中档，向高档市场进军肯定是今后努力的方向。虽然我们在高档技术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但是从技术上的内涵讲我们离高档表还是有一段距离。瑞士表7000美金以上的是高档表，我们无论是企业自身还是消费水平，都还有差距。”

王德明始终将目光牢牢地盯紧国际表业的发展趋势。

在国际手表业占上位置

尽管海鸥手表集团的发展离王德明的期盼还有距离，但海鸥这个曾经凝结着中国人民族情感的手表，终于再次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从2002年起海鸥手表集团开始恢复返岗，1996年海鸥最困难时期下岗的员工，只要愿意回来，都可以重新回到海鸥手表集团。我是盼望着大家回来……”王德明对职工的渴念，其言也切，其情也真。当初称王德明为“黄厂长”的员工早已不再这么称呼他，因为他们目睹了这个坚毅、有魄力的领导如何让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起死回生。

“随着海鸥表的快速发展，还将拉动行业1到2万人就业，到2010年实现销售收入50亿元、向国家上缴7亿元税金的目标。在此基础上，海鸥牌手表还将作为天津市的名牌产品占领国内市场，打入国际市场，成为世界手表知名品牌。同时，发展名牌经济，由规模速度型向品牌效益型转变。”王德明如此表示。“海鸥品牌有着国际化的基础，海鸥冲击国际市场做大做强品牌，无论对天津还是中国制表业，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我们有理由相信，海鸥以国内手表行业最具技术实力和代表性的品牌，跻身国际市场，不仅支撑起天津又一高增长、高利润、环保型产业，而且同时成为展示天津制造业的深厚底蕴、天津制造业文化的一个窗口，成为一道独有的城市风景线。

“人生能有几个13年?”王德明感慨道。13年里，他终于看到自己的努力有了回报。“我觉得我还能干10年，”王德明说，“到那个时候，国际手表业应有海鸥表的位置。”

注重自主品牌　不断打造明星

段　明

据说，1996年时，无锡一位领导曾经感叹：一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黯淡了也有着同样美景的江南名城无锡，一首“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抢走了人们对太湖边这座有着同样文化情趣的城市的宠爱，这位领导甚至笑称：要用1亿元买一句可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媲美的话语来包装无锡。

苏州和杭州，历来是中国城市中的明星。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以城市为代表的多维空间载体，正以多种复杂的方式进行着全球资源、市场、生存和发展空间与发展机会的争夺与较量。市场经济条件下，名牌溢价能力强，产品附加值高。名人的竞争某种意义上是其代表作品的竞争，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品牌的竞争，城市的竞争也一样，知名城市对要素的吸引力大、集聚力强，易形成“洼地”效应来融通国内外优势资源――城市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必然将其带入一个开放的市场交易平台之中，因此如果一座城市想不流于平庸，就必须下工夫把自己锤炼成名牌，成为明星。

渤海大学管理学教授吉福林认为。在中国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做强做大企业，以企业品牌塑造城市品牌，“是打造城市品牌的根本途径，也是明智之举”。城市和企业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企业是城市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城市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企业品牌是城市的视觉窗口，品牌的档次是展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名片，也是衡量这个城市经济实力的标志。城市形象的改善会有力提升企业的品位：企业品牌可塑造城市风格，城市建设将铸造更优良的企业品牌。一个地区，经济实力如何，经济发展有没有后劲，主要体现在该地区企业的竞争力上。

目前，在品牌对GDP的形成中，据有关统计，美国GDP中60％的部分来自于品牌产业创造的价值，而我们GDP中只有不到20％。

不久前，国务院批复了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方案，滨海新区由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新的前沿阵地，一时间，政策面的利好为天津罩上了迷人的明星光环。这光环看上去很美，但不能陶醉和满足，天津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卓越的建树以放大放亮其光辉。

培育和造就一大批在国内外市场具有竞争力的名牌企业和自主品牌，是推进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之一。从微观经济看，企业一旦进入创名牌之路，必然自觉强化市场主体地位，重视资源优化配置，把科技、质量、市场、信誉、效益放在整个生产经营的重要位置，努力提高核心竞争力。从宏观经济看，一批名牌市场占有率提高的过程，就是一批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快速成长、扩张的过程，也是一个生产要素流向“高、大、强”骨干企业，并使其经济增长和质量效益不断提高的过程。拥有名牌企业、拥有自主品牌，才可能有持续发展的竞争力；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有机结合，才可能有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加快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也要在培育名牌企业和自主品牌上下工夫。

曾经，天津也是靠自己的一些名牌企业和产品扬名于世，拥有城市的整体明星效应。仅老百姓生活中的“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天津就样样拔尖儿，都是明星。近年来，天津也有一些名牌产品声名远播，如石油套管(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50％)、PVC和顺酐等化工产品、灯塔涂料、GSM无线传真机、海鸥表……但还远远不够。尤其跟深圳、上海、北京等城市比起来，天津在创建自主品牌、自己的明星企业方面差距不小。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很长一段时间天津经济超越全国平均GDP增长速度和快速发展的主要支撑是外资。甚至，有外地人说到天津，总结为就是一只机(摩托罗拉)、一碗面(康师傅)、一瓶酒(葡萄酒)――清一色的外资、合资明星。本地名牌，尤其是因与生活紧密相关而最具明星效应的名牌，像飞鸽自行车、北京牌电视机等，在计划经济时代一票难求，却早就纷纷淹没于尘世，曾经一度风光的天津汽车近几年也归于平淡。

在新的形势和机遇面前，天津如何解放思想，通过自身的探索和创新，以培育名牌经济等战略战术攻克当下诸多症结，人们翘首以盼。这其实也是天津再塑其明星丰采、再造其自主品牌明星效应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