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凸显生育危机

茱迪丝・耶特林德是荷兰一家出版社的总编辑，同时还是一名西班牙文翻译。她有一个十分简单的愿望：和丈夫生个孩子。但事情并非这么简单，首先她经历了12周的双胞胎流产随后是右侧的输卵管出现问题，然后是一次宫外孕，接下来是4次试管婴儿。

5年时间，她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尝试了生孩子的各种努力：一手量体温，一手填图表，像工程师一样用小十字标示出排卵曲线；两脚朝天倒立让受精卵着床，看到流星赶紧许愿，念念有词地把彩色珠子做成的非洲保生娃娃当护身符，神经兮兮地养一株称作“早生贵子”的植物：跑到唐人街满是瓶瓶罐罐草药的小药铺，买有益怀孕的中国茶叶。

最后，她不得不“从医院里定制婴儿”一个多月全身心投入于注射各种药液，一次次用细针穿透阴道壁提取成熟的卵子。可惜，重复了4次这个过程，她依然没有成为试管婴儿成功率30%～40%中那个幸运的妈妈，最终站到“非志愿选择没有孩子的人”一列。她甚至觉得自己或许“上辈子是个婴儿杀手”，今生才要承受如此折磨。

而远隔千里，北京一家银行的中层管理慧玲，也体验了与茱迪丝相似的经历。结婚后，她和丈夫并没有急着要孩子甚至为意外怀孕苦恼好不容易打拼到经济稳定计划“造人”时，却怎么也无法怀孕、最初检查，医生发现她两侧输卵管不通，一侧全部堵塞，另一侧有粘连――这很可能是一次人工流产遗留的问题，虽然当时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她决定接受试管婴儿，但是检查发现她内分泌系统紊乱不但影响排卵即使人工授精成功，将受精卵种植在子宫里，也很难保住孩子。慧玲年复一年到医院检查，治疗手术，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积蓄和生活精力吃尽了苦头，但又不得不面对希望一次次破灭的痛苦。

相似的故事结局有所不同，茱迪丝后来收养了两名来自危地马拉的女儿，将自己噩梦般的经历写成―本名为《我想要个孩子》的书，翻译为17种语言，全球畅销，她的丈夫依然陪伴在身边。而慧玲夫妻在求子经历中承受了太多痛苦，感情精力消耗殆尽，婚姻不得不划上句号。长期的家庭和社会压力以及婚姻破裂的打击，让慧玲从求子路走到了对抗抑郁症之路，她感觉像被打了闷棍一样，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连身体都这样失败，自己还能做什么？

不幸的是，茱迪丝和慧玲的故事并非无独有偶，全球至少有6000万个家庭在重复他们的痛苦。不孕症目前是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繁衍后代这项人类最根本的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世界卫生组织预测，本世纪，不孕不育将成为仅次于肿瘤和心脑血管病的第三大疾病。

据荷兰患者组织“芙蕾亚”公布的数据，在荷兰每6对男女中，就有1对遭遇过不孕不育的困扰。美国的不孕率为5%～10%，欧洲某些地区则达到20%。而在中国大陆，“茱迪丝和慧玲”近20年里翻了近3倍，由过去的3%上升到目前的7%～8%，局部地区超过10%，由全世界较低水平增长为接近欧美国家。也就是说，几乎平均每10对育龄夫妇中就有1对面临生育方面的困惑。

这个庞大的群体，在医院，他们被称为患者。要命的是，他们不知道究竟应该在求子路上走多远，何时应该接受此路不通尽早放弃的苦果。当付出越来越多，放弃也变得越来越难，甚至只能忍痛一条道走到黑。那些受惠于治疗的人，事后回想花费的每一分钱和每一分钟忍耐都是值得的。而那些两手空空的人，则感觉完全是在浪费时间、金钱和精力。而在所有遭遇不孕问题的人当中，5%到10%的人最后还是没有孩子。

不过，事情到了这一步还没完。他们大多数不可能有机会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畅销书，也不愿那样做，只能痛苦地保持沉默，甚至对亲近的人都不愿提起。不能公开谈论严重影响自己生活的话题，这份隐忍又会让人极其孤独和难熬。周围人蹩脚的玩笑，甚至善意的话语，都会对他们造成伤害。那些还无法接受事实的人，生孩子的欲望更像脆弱绷紧的橡皮筋，碰都碰不得。任何与分娩生子相关的喜讯都是无休止的折磨，探访新妈妈和宝宝也成为一种痛苦。伴随着愤怒、失望、自卑和嫉妒等不良情绪，他们与伴侣的关系面临考验，与亲人或有孩子的朋友的关系也遭受挑战。很显然，女性遭遇的痛苦会更大。

拥有自己孩子的人，生命将变得更加圆满。然而，对失去这个机会的人来说，不孕不育则成为他们遭遇到的最大人生危机。因为大多数人不得不保持沉默，这场危机像冰山一样，隐匿成一个几乎被公众忽视的话题。

上帝在恶作剧么？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简称北医三院）生殖中心一楼大厅，总是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移动脚步要时不时侧着身体。各个候诊室和检查室前都排了长长的队，大部分是女人，等候的时间长了，不相识的人开始小声地交谈着。由于就医的人太多，这里一号难求，很多人头天夜里就开始排第二天的队，不到早上8时，所有的号就全挂完了。1988年，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在这所医院。

“近年来，生育问题可以总结为：不孕的多了，流产的多了，生出的孩子畸形多了。”生殖医学中心主任乔杰疲惫地说。虽然只有上午出诊，但常常到下午两点多她才能走出诊室，回到办公室开始吃中饭。

据她介绍，2000年，北医三院生殖中心的门诊量每月还不到400例，2007年已经增长到每月1万例，数字仍呈不断增长趋势。1990年前后，北医三院每年做20～30例试管婴儿辅助生殖，10年后达到每年200例左右，2006年增到2000例，2008年超过4000例。

不仅北医三院如此，中国各大医院的生殖专科都是人满为患。北京妇产医院为了照顾病人，曾不限号，但后来发现这样一来，医生根本就无法下班，又不得不限额挂号，结果时间一长，有的知名专家的号甚至能预约到一年以后。

“不孕不育患者的绝对人数和相对人数都在增长。”北京妇产医院生殖遗传科主任王树玉说。她提供了一种解释，认为很重要的是更多患者“浮出了水面”。过去不能怀孕是隐私，很多人回避去医院，数字无法统计。而现在观念在改变，前来求医的人多了。此外，与诊断年限的变化也有关系，如今医学上认为育龄夫妻在没有避孕的情况下一年没有怀孕就称为不孕症，以前是两年甚至3年。

“茱迪丝和慧玲”的故事在医生们看来，比比皆是，拥有共同的版本。很多从外地来北京求医的患者，甚至干脆辞了工作，在医院附近租个住所，边打零工边看病，抱着什么时候怀孕什么时候回家的决心。

“难道上帝在恶作剧么？”王树玉时常这样感叹。每天，妇产科医生都接待着大量来主动终止妊娠的患者，同时又为怎么帮另一群人植入一个能存活的胚胎生命想尽办法。有些并不想要孩子的女人，一次又一次意外怀孕，有些一心一意渴望做母亲的女人，却要经历许多挫折和考验。

即使怀孕了，也并非万事大吉。“胎停育”在城市育龄女性中，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顾名思义，就是已经怀孕的女性，腹中胚胎突然停止发育，最终以流产告终。方芳是北京一家媒体的记者，2009年3月即将当妈妈，准备怀孕时，这两年屡屡出现胎停育状况的女伴儿曾让她担心不已。“不知道为什么，都是平时身体很健康的朋友，怀孕不久，毫无原因孩子就没了，太让人伤心了。”她说。而产科医生们也反映，近年来门诊中这类患者比例增多此外，早产儿、巨大儿、畸形儿也逐年增多甚至新生儿死亡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而赋予孩子生命的另一半――男性，也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数据显示，全球性人类质量正在不断下降。1890年到1990年的100年间，全球男性的产精量减少了50%，而近50年来，每毫升的密度也下降了一半，几乎平均每年1%。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医院临床数量正常参考值为每毫升1亿个，上世纪80年代降为0.4亿个/毫升，而目前的参考值则为0.2亿个/毫升

在过去属于少精症范畴。2000年，上海市人类库先后对近500名捐精者进行检测，以0.2亿个/毫升的密度为标准，约有半数人无法通过。医生们感叹，以前在医院作分析的男性，一次就可以把试管装满，而现在连试管1/2的刻度都达不到，这确实令人尴尬。

育龄推后是根源

为什么一些人像扔掉一顶帽子那样轻松的事，另一些人愿用一生的财富来交换却都无法得到？――全球的生育医学专家都在寻找答案。

乔杰主任介绍说，过去的观念中，尤其是农村地区，没有孩子就认为是女人的问题，从医学临床统计来说，由女方输卵管问题引起的不孕确实占大多数但近20年来，引起不孕不育的直接病因更加复杂，有一点变化值得注意男方原因增多了，占40%左右，男女双方共同原因增多了，占20%以上，女方合并疾病原因增多了占40%，还有一些是不明原因。

抛开这些医学病症和数字，专家们认为_育龄不断推后是导致不孕不育的根源。中国大陆的计划生育政策中，晚婚晚育曾被提倡为一件利国利民的光荣事情，但针对现实情况，一个全新概念开始被呼吁：晚育绝对不优生，育龄夫妇应早生孩子。

现代社会竞争激烈，生活工作压力不断加大，是否为养育孩子准备好物质基础成为越来越多女性晚生、恐生的重要原因一项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女性把生育年龄定在30～35岁相比20年前，女性的生育平均年龄推迟了至少5年。但是，往往当她们想要孩子的时候，却发现生育能力已经下降，甚至无法生育了。因为年龄是女人的生育能力至关重要的因素。从生理规律来说，女性生育能力最强在22岁～25岁之后缓慢下降，30岁是一个转折点，生育能力曲线迅速下降，34岁以后11%的女性不能再生育，40岁以后33%不再生育，而44岁以后，87%的女人失去了受孕能力。

乔杰主任曾接待过一位慕名而来的美国患者，她为对方作完生育能力评估后说“抱歉，你有些老了”这位患者眼睛一瞪：“不，我才40岁”她说“是，你不老，但是你生长孩子的‘种子’已经老了。”

国外曾做过一项体外人工授精的实验，40岁以上女性的卵子与年轻男子的为一组，30岁以下女性的卵子与50岁以上男子的为另一组，后者的成功率显著比前者高。这说明，年龄增长对女性生育能力的影响大于男性每30天就会更新一次，对女人，从一出生开始，卵子就随身相伴，超过35岁，意味着卵子已经陪伴你经受了35年的空气污染、电离辐射，质量会大大下降。35岁以上怀孕的女人通常是经过一番策划的，不孕的打击就格外沉重，孩子先天畸形的发生率也会很高。

因此，专家们一再奉劝如果有做母亲的打算，最理想的生育年龄是26～30岁如果现实条件还不成熟，那么尽早去医院对生育状况作评估，一旦怀孕最好不要轻易放弃，因为流产很容易引起感染和输卵管堵塞，流产次数与发生不孕的几率成正比。保护好“种子”，是构建自己幸福人生重要的一部分。

“一旦错过生育时机，可能造成永远无法逆转的遗憾，那些不能生育的夫妻，很多人后悔得愿意用一生的财富换回一个孩子但没有办法。”王树玉主任感叹说。在她的鼓励下，科室里女性员工26岁左右都当了妈妈。

环境污染是元凶

生态环境不断污染、恶化也是造成不孕不育的重要原因。日复一日，人类的身体正在发生不易觉察的改变，这种改变直接影响到人类的下一代。专家甚至认为环境污染对男性生殖能力的损害比女性更大，是造成男子“危机”的原凶。

先看看我们的食物，充满了各种添加剂、激素和残留农药，转基因的食品经常被人直接食用，而污染源也可以先作用于食物，再被人食用。比如各种化学状态或形态存在的重金属，在进入生态系统后就会存留、积累和迁移，如果随废水排出，即使浓度小，也可在藻类和底泥中积累，被鱼虾和贝类的体表吸附，产生食物链浓缩最后被人体吸收，通过影响人的全身系统，危害生殖系统。

再看看我们工作和居住的环境汽车排放的尾气，工业排放的废气，家具和装饰材料里各种油漆、涂料、胶粘剂释放的游离甲醛和苯污染随着我们每一次呼吸进入体内，现代科学发展更像一把“双刃剑”给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对健康构成威胁各种电子设备，包括微波炉，空调，电脑，电冰箱、彩电、激光照排机、电热毯等，在使用和操作过程中会产生各种不同波长和频率的电磁波“电子雾”，有实验表明，这种“电子雾”可导致男性内生精细胞严重异常。

而除了外界污染，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也对身体健康进行着“自我迫害”长时间开车，久坐电脑或麻将桌，常穿牛仔裤，桑拿，酒桌应酬多，夜生活丰富昼夜颠倒等，茱迪丝・耶特林德也坦诚自己的遭遇也许和怀孕前烟酒无度，频繁更换有关。

作为地球上的物种之一，正是人类自己构建出的日常生活严重影响了繁衍后代这一最根本和最重要的能力没有孩子是一种痛苦，而生出先天残疾的孩子是另一种苦难，北京大学生育健康研究所所长李竹是著名的出生缺陷专家，他介绍，中国是出生缺陷的高发国每年3DCO万左右的新生儿中约有80万至120万名出生缺陷儿，占全部出生人口的4%～6%，平均每30秒就会有一名先天残疾儿童出生，呈逐年增高趋势。

医学研究发现，出生缺陷发生的原因中，环境污染的比例逐年升高，已占据重要比例目前大约25%～30%的出生缺陷儿是由于遗传因素，10%为环境污染，剩下的为遗传因素与环境污染共同作用所致。先天性心脏病、唇腭裂、先天性脑积水的孩子越来越常见，这些孩子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治疗一个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的手术费用约为8万元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出生缺陷形成因病致贫，因贫致病的恶性循环。

“越原始的生态环境越有利生育”，王树玉主任说，“但是目前看来，这是无法逆转的，随着生活，生态环境的恶化，人类的不孕率还会升高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