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23 05:29:58
2月10日凌晨，画家、新文人画代表朱新建逝世，享年61岁。
朱新建一生随性潇洒，画界对他也是争议不断。早年他以一批《金瓶梅》木版插画进入艺术界，一改传统文人画清高淡雅，不问世俗之风，在无尽“红尘”中创造出一系列交织的形象。作家叶兆言在文章里写：“不能说把皇帝的小红裤衩脱掉，是朱新建一个人的功劳，但是他确实开了风气。小裤衩的有无之间，实在是一种大学问。”陈丹青把朱新建与古典大师罗丹相比，说道：“他……存心背弃文人画所有元素与规矩，犹如将文言彻底白话、口语化、方言化，当我们目击画中那无辜的子，真像是听一句苏北苏南的淫语，露骨而亲昵。”而栗宪庭则说：“朱新建创造的简笔女人身姿，实得中国传统‘传神’的精髓。历代文人强调独立的人格，诚如朱新建，通过艺术向世人证明他活得如此的真实，而不是复古。”朱新建真正做到画如其人，把画画当做一种游戏，不求名利只图痛快，他的艺术就是他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有得快活就快活，没得快活就拉倒。”朱新建的生前心愿之一，大型个展已定于4月12日在今日美术馆举行，而他的另一个心愿，就是出版《朱新建作品全集》也已经在进行中，想必朱老若在天有灵，一定会为此抚掌而笑，大叹：“快活。”
我怎么就成了“新文人画”的？
谈“新文人画”，得说我们这代人怎么看待“国画”这件事。我懂点事的时候是五六十年代，虽然官方的第一渠道不再宣扬传统文化，但是它在民间的生活传统里面还是存在的。当时我就觉得齐白石是个很重要的画家，那时候，痰盂上、练习本上、铅笔盒上都印着不清不楚的齐白石作品，一个黑咕隆咚的虾，一个螃蟹加点牵牛花什么的。母亲崇拜文化人，她喜欢把单位里换下来的旧的政治标语都带回家贴在墙上，她觉得那字儿写的好看。这种对“书法”的态度，给我影响很大，是一种民间文化的承传。
上初一的时候，我跟着妈妈去看越剧、锡剧，看见舞台上的小生拿个纸扇子摇啊摇，我就买了一把很便宜的白纸扇子，在上头照着《人民画报》上一张画画了一枝。原画是潘天寿的，画报的画面很大，有一块很大的石头，上面站着一个鹰，石头下面的犄角上有两朵小野，很小。我没有能力去临那么大的老鹰和那么大的石头，我只能临下面的小。我拿着我的扇子去同学家里玩，给同学家里的邻居老头认为我画的气息不错，说我是学石涛学得很好。实际上，潘天寿确实学过石涛，潘天寿功力好画得工稳，我作为一个孩子又把它临回头了，临得很傻很天真，画得跌跌倒倒，倒正好象了石涛。
我从小生活在南京，跟老一代艺术家玩过，多少笔底下有一种恍惚的东西。从小被传统滋养过，又过了十几年文化流氓的自由生活，在一种无所寄予的情况下在宣纸上宣泄，我是一个复合体。我办第一个展览时候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些人看了就骂，在留言簿上写：“这就是个流氓”、“如果这也叫艺术，那我儿子画的比他好多了”。那时人们认为艺术是个美的、高尚的事情。周思聪陪着叶浅予看画展，周思聪很激动，认为这是这些年来看到的最好的中国画，叶浅予气的脸都绿了说：“你看他画的啥？”周思聪一看生气了忙说：“叶老，叶老，没在意，看错了，看错了。”当时《中国美术报》的主编刘骁纯写了一篇文章叫《朱新建的挑战性》，意思是说，凡是创新的东西都是要受到批判的。本来叶浅予也就说说算了，现在被这一写，把他作为保守的对象。后来叶浅予天天拿拐杖在《美术报》楼底下喊：“下来，辩论。”后来又有个台湾记者问叶浅予说：你认为朱新建的艺术怎样？叶浅予说：“朱新建的艺术像臭豆腐，你喜欢就喜欢，你不喜欢就不喜欢了，我觉得还是有味道的。”
给新文人画下一个定义？
我在杂志《译林》上发现了一句话，佛洛依德说的：所有的艺术都是人的内心深处被压抑的的变相宣泄。我想这就是我想要的。当时在荣宝斋工作的边平山找我参加了个展览叫“南北方中国画联展”，到第三届“南北方中国画联展”时，美研所的陈授祥他们正在做一件事，就是做一顶“新文人画”的帽子给齐白石这些人。我们找他说要做一个展览，他说那就拿顶帽子来戴吧。有人说新文人画应该是诗书画印，风格应该很优雅清逸，你们的画配不上这个名字。我站出来说：“画的难看就不能叫新文人画吗？就像我有一个女儿长得不好看，就不能叫王美丽吗？”这样说也许有站不脚的地方，这个名字确实有点不合理。当时的情况，新文人画的作者大多不是老一代国画家的嫡派传人，而是些飘荡的画家，年轻人都比较喜欢搞现当代艺术，希望这个问题被提出来，想讨个说法。有点儿不知天高地厚的，顶着这么大的帽子出来倒是引起了很多关注。
现在想想，新文人画就是当初的一拨对传统绘画比较感兴趣的年轻人弄过的一个画展，而且取了一个不很合适的名字。就是这样一件事。展览时候没有标准，而且话语权也不是很清楚，比如说某人做主了那他就做主了，也没有人去跟他吵。如果有人也想拿画去挂，即使他的画跟新文人画也没多少关系，但只要那个人同意了就可以挂，没关系的。比较松散、比较无序。
相对这二十年来，它是一次比较重要的艺术活动，它究竟取得了一个多大的成就，这个不太好说。那我来说，我画的这些或多或少对后来画中国画的年轻人都有点影响，这个影响是好是坏？我自己都经常看得汗流满面。有画得这么差的，始作俑者应该找到我自己身上，是我先画得这么恶劣，他才画得比我还要恶劣。但是我看到他肯定要劝他一句，以后不要再看朱新建的画了，多看看古人的画。
我是不是喜欢齐白石的画？
我回答，是的。我做过一些资料剪贴，这边贴一张齐白石的画，那边贴一张女人的照片。我曾想什么时候用齐白石的笔墨画女人，是很过瘾的事。这个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命题。中国画是在比较远离的天人合一里慢慢长成笔墨的价值，西方人是比较写实的，讲究个人性情表达的方法。这两种我都喜欢，就企图把这两种东西揉在一块。古人当初拿来表现山水的、表达出世思想的笔墨，能不能拿来表达欲望呢？我觉得是有意思的。
齐白石对我影响很大，因为他的作品中天性的东西多。齐白石没学过解剖，所以他的粉本很吃力，我曾经看过他的草稿，经过多次认真的修改，画了好多遍。我还特喜欢大马路上的“打气两分钱，补胎一毛五”那种字。我见过老板拿那么大一盆红漆，那么粗的笔，非常较劲地在墙上写“胜利车行”，写得卖力地要命，但他又不是书法家，写得没有负担，写出来精气神非常饱满。说我喜欢颜真卿也冤枉，我更喜欢颜真卿的字被工匠刻过以后，再拓出来，再不太清楚，那种字。拿那种笔墨来画画就成我现在的风格。
怎么看待新文人画和实验水墨？
在理念上，新文人画的路我可能更认同一点，不过新文人画的路在对大文化上的关注不够。另一条路，实验水墨则企图在大的文化关照上做多一些。这条路陷入另外一个困境，开玩笑地说，就是本来想做的是杜尚的事情—用绘画手段来做大的文化关照，这事儿西方人已经从各种角度去试。实验水墨挤进去的时候就做得很尴尬，好比企图在钢丝绳上打乒乓球。有人说这样不是更可看吗？其实不是，在钢丝绳上只能勉强垫几下球，搞得两者都没干好。西方人搞观念艺术，像塔皮埃斯可以用水泥和马路柏油做画卖给人家，在工具材料上可以无边无沿，虽然可能买家会打电话来说，那幅画开始掉下水泥。中国实验水墨则不但不创造新的工具材料，反而还特别要把自己局限在一个材料中，我个人以为这是一条不太宽阔的路。
米芾画过一个珊瑚帖，即某个人送给他一个珊瑚，他很喜欢，就在旁边画了个珊瑚的样子，那真的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水墨画，画得真的好。现在的实验水墨走得还不是这条路，他们没把水墨固有的价值和魅力表现出来。打个比方，我听阿炳的《二泉映月》就激动，感觉这个曲儿肯定是为了二胡写出来的；同时突然又感觉二胡这个乐器就是为了这曲造出来的；再甚至，我觉得为了造就这个音乐，上帝又顺手造了一个无锡，又顺手造了一个二泉出来。这种精神上的吻合让你感觉到一切材料都是天造地设的。今天实验水墨还没有在骨子里把这种工具材料的魅力全部表达出来。
我不是说笔墨承传不能抛弃。有一个人倒是差不多把笔墨全部抛弃，而传统上你不能说他不继承，反而继承得相当好。这个人叫林风眠。他基本上不是在用书法用笔，完全是另外一种腔调，但他画的真的是中国画，中国精神是无可置疑的。拿抽烟打比方，因为一直吸纸烟，我就有纸烟的瘾。一次朋友拿雪茄或者烟斗给我吸，我吸着觉得也挺香，但是吸完之后接着又吸一颗纸烟。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还吸纸烟？”我说：“开玩笑，我烟瘾犯了是头痒，你给我吸烟斗以后是解了脚痒，也挺舒服的，但是我头继续痒，所以我只好吸纸烟。”玩传统的中国画笔墨，看多了属于这个瘾，是头痒。林风眠给你弄得是脚痒，也挺痒的，但是头还在痒。林风眠造了一个复合体，就是奶油煮臭豆腐，做得挺好吃的，不过要真的去查他的根源，挺经不住追查的。
中国画这个游戏还能不能玩下去？
这个问题实际在问，中国画应该向什么方向走？传统的文脉还是技巧？虽然在这两点本质上并不矛盾。传统的文脉是古人生猛的生活感受的积累，要继承文脉（即笔墨）做起来确实比较难。如果把传统文脉比做一副镣铐，知道有这副镣铐的人已经很少了，带着这副镣铐能走几步的更少了，更不用说带着这副镣铐跳舞了。但我觉得不把这种约束加在自己的身上，玩中国画其实没太大的意思，就像做格律诗，如果不加上格律的约束，你只玩笔墨玩宣纸么？我讲个小插曲：我去巴黎，是阿莱辛斯基邀我去的，他是当代法国画得比较好的在世的画家，他用中国的笔墨和宣纸画画，但他的画与中国笔墨承传没有任何的关系。整个感觉就是在拿二胡玩黑人的RAP，我觉得很好，为什么不可以？汽油桶都能当乐器玩，二胡为什么不能玩啊！但这个笔墨游戏假如不加入这些文脉，这个游戏玩下去的理由不够充分，还不如去玩油画、版画、木雕或者装置。
中国画今不如昔？
小时候看古画是看不懂的。现在的南京画院的院长朱道平，是我中学时候图画组的组长。他整天拿着国画跟真事似的，我问他画国画首先应该怎么办？朱道平很深沉地告诉我：“画国画应该临摹古画。”我想这么无聊？那古画多难看呀！我觉得特别不理解。那时候我生活在南京，我不可能看到一张徐青藤的原作。但我看傅抱石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很明朗，傅抱石生长在世家，他刚开始懂事的时候被教育得已经能看古画了。我在南京火车站看到钱松喦先生画的一张很大的革命国画，我就觉得这么粗的毛笔画的画还挺好看的，其实这种他在客观上是在承传文化。六十年代之前，这些人都是我的偶像，虽然我觉得他们的命题很无聊。我们谈到当今的中国画出路问题，就会延续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一直用旧的观念去看的话，中国画确实是一个很完整的循环，那么现当代观念的艺术游戏的指向和完成过程已经完全发生变化，它变成了作者没写完而就让读者参与进去的一个价值位移。比如说杜尚的这个小便器，如果他仅仅是3、4、5而没有后面社会赋予他的6、7、8、9、10、J、Q、K那他根本不会是一个同花大顺，那他就有可能会变成一个饭后茶余的谈资，人们就会说拿个小便器就去参加展览的杜尚有点病，就算了。这个社会强迫大家去学习新的东西，不要在一些旧的东西里面过于徘徊，过于得意，要重新打开自己的思想。
中国画今不如昔？还真不能这样说，我们把一千年的历史分成五十年一个单元，从1949年一直算到现在，好赖也能数出三五个公认的大家。那么未来的五十年这一单元，还不知道能怎么样。我们碰到的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时代，也不是特别不好的一个时代，还是有指望的。
为什么爱画那些看起来放荡的女人？
我面对这个问题大约有20年了。我的一张画曾经在慕尼黑电影节上作为海报，挂在慕尼黑的大街小巷上，引的一个妇女组织上街游行抗议。我总说，艺术这个东西，它能表达得只是一瞬间的、一点点的情绪，就比如说《达坂城的姑娘》，仔细听它的歌词，它就好玩在这个地方，说“带着你的嫁妆，带着你的妹妹，赶着马车来”，可以想象这个赶马车的人其实特别穷困潦倒，能娶个黄脸婆都不容易，但他赶马车时就爱怎么唱怎么唱了，这是一种苦中作乐的调侃，你干嘛要去追究带不带着妹妹来呢？用一个特别煞风景的社会道德标准来要求艺术，就变得很无趣，这里面没有思念对错，只有好坏。
我当然承认有梁红玉，有花木兰，有江姐这样的女人，但是这不是我的画里面所想要表现的题材。我说一个词“男盗女娼”。其实所有的文艺作品，写男人不写“盗”不太好写，《水浒》108好汉，个个是为盗的，著名文学作品中的女人不是“娼”的，也跟娼很接近，《茶花女》、《卡门》，一个个算过来都是。美国开文学讨论会研究小说，提出来一个观念，“没有通奸就没有小说”，我们查查看，所有的小说只要写到男女都跟通奸有关系，如果写一对夫妻男恩女爱，相敬如宾，写出来怕是没人看。现实生活里女孩子跟我在一块就谈什么时候结婚啊，家具多少钱啊，买房子多少啊，我都烦死了。我就爱去幻想一个女孩子什么都不问，就知道玩感情。从道德观念上说，这些都叫男盗女娼，但从艺术审美上来，男盗女娼还真的挺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