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的手提箱

我一边漫不经心地吃着早餐，一边翻阅眼前的这本书：《汉娜的手提箱》。最开始我只是想找到一本书，适合子介绍给《少年文艺》的读者的，然而再也没想到，最后我会为这本书痛哭失声。

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清洗，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空前浩劫。纳粹党首领希特勒妄想以德国来统治全球，在他狂妄的观念中，他所属的亚利安人种是最高级的种族，而犹太民族是低贱的种族，为“净化人种”，他要把犹太人从地球表面无情地消灭干净。1939年到1945年，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犹太人：男人、女人，孩子，都被驱赶着离开自己的家园，押送到集中营――纳粹为犹太人建立的大型监狱――生活。

集中营事实上等同于“死亡之营”。一些人死于饥饿、严寒、疾病……更多的人则是被屠杀。总共有600万犹太人死在集中营里，其中有150万儿童。

汉娜・布兰迪，便是一位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送进毒气室的犹太少女。

汉娜和她的家人：父亲、母亲、哥哥乔治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叫诺弗的小镇上。小镇不大，但很有名，因为它是一个滑雪胜地。汉娜的父母在镇上开了一家百货店，汉娜和乔治则在公立学校上课。这家人家境小康，爱好艺术和运动，日子过得其乐融融。

1935年3月15日，纳粹军队入侵捷克，布兰迪一家的生活从此被改变了。纳粹宣布犹太人是邪恶危险的，他们规定：

犹太人必须向纳粹报告他们拥有的一切东西，如艺术品、珠宝、银餐具、银行支票等等；

犹太人只能在特定的商店买东西；

犹太人只有在白天特定的时间里才准外出；

一天，汉娜和乔治在电影院门口排队买票，当他们排到窗口的时候，才发现那儿贴有一个告示：“犹太人不得入内。”他们面红耳赤，转身离去。汉娜非常愤怒和恼火，她问：“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不能去看电影?为什么我们不能不理睬那个告示?”母亲和父亲面面相觑，无言以对。这些问题是不容易回答的。

每个星期都推出了对犹太人的新的限制。犹太人不得进游乐场。犹太人不得进运动场。犹太人不得进公园。不久，汉娜就不能去体操馆了。滑冰的湖泊也宣布禁止犹太人进入。随着一个个新的限制，汉娜和乔治觉得他们的世界在变小。“我们怎么办?”他们问父母，“现在我们能到哪儿去?”

紧接着，他们连学校也不能去了。纳粹宣布再也不准许犹太儿童上学。听到这个坏消息，正要上三年级的汉娜哭了起来：“这下我长大再也不能当一个教师了!”。

父母给汉娜和乔治雇了一位家庭老师。母亲也想让大家振作一点，每天早晨她总是朗声招呼道：“早上好，汉娜。吃早饭吧，你可不能误了‘上学’。”

然而，这个“学校”里没有伙伴，没有欢笑，没有课间玩耍。在1940年的冬天，世界似乎和布兰迪一家分隔开了。

1941年的春天来临了，随之而来的还有灾难。一封信出现在他们家，命令母亲早晨9点以前去邻镇的盖世太保(纳粹军官)司令部报到。要准时赶到那儿的话，母亲必须半夜动身。

母亲把汉娜和乔治拉到跟前，“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要乖，听爸爸的话。我会写信回来的。”她还问，“你们会给我写信吗?”乔治的眼睛看着别处。汉娜全身发抖。孩子们无法回答母亲。母亲从前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

春去秋来，秋天带来了又一个打击。一天，父亲回家时带回来三个布制小方块，每块上面都印着六角星形状，六角星正中写着：jude，即“犹太人”。

“来吧，孩子们，”父亲从厨房的抽屉里拿出了一把剪子，“我们必须把这六角星剪下来，别在我们的衣服上。只要出门，就得戴上。”

“为什么?”汉娜问，“人家早就知道我们是犹太人了。”

“我们必须得这么做。”父亲回答说。他看上去是那样沮丧、悲伤和疲惫，汉娜和乔治都不再说什么了。

从那一天开始，汉娜只要能不出门，她就不出门了。她愿意做任何事情来避免当众戴着这个黄色的六角星。他们已经没有公园，没有湖泊，没有学校，没有朋友了，难道这一切还不够吗?但是，现在，他们出门的时候，还得在衣服上戴上标志。

镇上有一个犹太人不愿意服从这个命令。他实在是受够了那些规则和禁令。1941年9月末的一天，他鼓起勇气出门。他没有剪下那个六角星，而是把整块方块布缝在了衣服上。

这个小小的抗拒行为立即被诺弗的纳粹官员知道了。他发怒了，并且宣布，诺弗必须立即“judenfre”，即“非犹太化”，这意味着要清除所有的犹太人。

第二天早晨盖世太保便敲响了汉娜家的门，要带走他们的父亲。汉娜和乔治惊恐得说不出话来，父亲挨个拥抱他们，叮嘱他们要勇敢。然后，他也走了。

现在，家里就剩下了两个孩子，爸爸和妈妈都不在了。

他们的父亲被抓走才几个钟头，又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汉娜和乔治的心狂乱地跳着：这次他们又要抓谁?

孩子们打开门，门口站着他们都喜欢的路德维克姑父。

“我刚刚听到这个坏消息。”姑父张开双臂紧紧拥抱着两个孩子，“你们都跟我走，你们就是我们家的孩子了。”

路德姑父不是犹太人，所以他并不是被纳粹追逐的一个显眼目标。可是，当他来领养乔治和汉娜时，是需要巨大的勇气的。纳粹早已发出警告，任何人，只要帮助犹太人，都可能招致可怕的后果。

在姑姑、姑父的悉心照料下，汉娜和乔治继续过了几个月的安静日子。一天，一张通知送进了姑父的家，通知上命令汉娜・布兰迪和乔治・布兰迪，必须于1942年5月14日，到特莱比克遣送中心报到。

路德维克姑父一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他的心都要碎了，但他尽力安慰两个孩子，“你们要出门旅行一趟……还是与很多人一起去呢!”

汉娜感到害怕。“爸爸妈妈在哪儿?什么时候能见到他们?我们到哪儿才是个头?我们能带点什么?”没有人能回答这雨点般的问题。

汉娜从床下拖出自己的手提箱，褐色的，很大，里面有带圆点图案的衬里。她往里面装进一只睡袋，一些衣服，在空隙间塞了一些意大利香肠和一些小纪念品。

遣送中心是一个黑洞洞的巨大仓库，4天4夜里，汉娜、乔治就呆在这个仓库里，吃他们自己手提箱里的食物，睡在垫子上。1942年5月16日，就在这个仓库里，汉娜度过了她的11岁生日。

随后，火车把他们运送到了一个叫特莱西恩施塔特的集中居住区。汉娜被安排进“儿童之家”L410楼，那是一个给女孩子住的兵营。乔治住进了L417楼，那里住的都是男孩。汉娜被迫与哥哥分开了。

在“儿童之家”L410，汉娜生活了两年。那里永远没有足够的空间、足够的食物，也绝对没有属于自己的一点点时间。那里人太多，虫子太多，还有太多的纳粹在营地四处巡视。

一开始汉娜不能获准外出，这就是说，她见不到哥哥，虽然他就住在几个街区之外。终于有一天，纳粹修改了规定，女孩们可以每星期外出 2次，每次2小时。

汉娜立即奔跑着穿越广场，冲向男孩们居住的房子。“乔治!乔治・布兰迪!”她大声叫着。

“我哥哥在哪儿?你看到我哥哥了吗?”她跑过一间间房间，向她遇到的每一个男孩询问。她是那么急于要找到她的哥哥，甚至连浴室的门都去打开看了看。终于，她找到乔治了。他新学了管子工的手艺，正在干着活儿。这是多么令人开心的重聚!乔治扔下手里的工具，汉娜扑进了他的怀里。他们大笑着，哭喊着。他们脱口而出一连串的问题，“你好吗?你有爸爸妈妈的消息吗?”此后，只要有可能，他们总是相聚在一起。

越来越多的人被送进了这个集中居住区。每当有新的人群下火车，汉娜就去寻找她可能熟悉的面孔。有时，她会走近陌生人，问他们，“您认识我爸爸妈妈吗?您有没有在拉文斯布拉克呆过?我妈妈在那儿!您有卡瑞尔・布兰迪和玛柯塔・布兰迪的消息吗?”人们显然在掩饰他们的怜悯，总是和气地说，“不知道啊，亲爱的，我们不认识你的父母。可我们只要有了消息一任何一点消息――我们都会去找你，会告诉你的。”

有一天，他们居然见到了自己的外祖母!乔治和汉娜的外祖母是一个优雅的妇人，原来住在首都布拉格，在富有文化气息、舒适的城市环境中生活。而现在，孩子们在一个拥挤不堪的阁楼里找到了她。那是7月中旬，阁楼热得滚烫。他们被自己看到的景象给吓呆了。他们慈爱、高雅的外祖母，现在看上去是那么可怕，白发乱作一团，衣服又破又脏，夹杂在一大群生病的老人们中间。“我给您带来了一张我的画。”汉娜说着，希望给老人的脸上带来一丝笑容。可是，外祖母连回过头的力气都没有了。在集中居住区，老人得到的食品配额是最少的，也是最差的。而且，根本没有治疗疾病的药物。3个月后他们的外祖母就去世了。除了汉娜和乔治，很少有人注意到老祖母的死。死亡时时刻刻在他们的四周发生，墓地都满了。

进来的人越来越多，同时也有成千的人被送出去。他们被塞进闷罐车，送往未知的命运之路。有关转送的谣言，以及那些死亡营、野蛮大屠杀的故事，在围墙内到处流传。

每隔几个星期，那些可怕的转送人员名单，就会在每栋房子前贴出来。1944年的9月，这时，纳粹已经开始相信，他们要被打败了。他们宣布将有更多的人要离开特莱西恩施塔特。转送在加速进行着。现在，每天都有一张新的转送名单出来。

有一天，名单上出现了汉娜・布兰迪的名字。

火车咔嚓咔嚓地响着，开了整整一天一夜。车厢里塞满了女孩子，空气酸臭。“你觉得我们会去哪儿?”汉娜轻声问同车的女孩，谁也不知道答案。车里没有吃的，没有水，也没有厕所。孩子们嗓子都焦了，全身骨头疼，胃都饿得抽搐了。而她们一点也不知道旅途究竟有多长。

1944年10月23日的半夜，火车轮子擦出尖利刺耳的声音，停住了。门被拉开，女孩们被命令离开闷罐车。这是奥斯威辛。巨大的探照灯使得她们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士兵们命令：“把你们的手提箱留在站台上!”

在暴戾的狗群和穿制服的士兵们警惕的眼光下，汉娜和她的同伴们穿过一扇扇铁门。她们被命令进入一栋大房子。在她们身后，门，可怕地“砰砰”响着，关上了。

那大房子是纳粹的毒气室。

这个悲惨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读者，你也许会问，是谁发掘出关于一个小女孩的真实历史，让13岁死于纳粹毒气室的汉娜・布兰迪为人所知?这，是另一个神奇的故事了。

在现在的日本东京，有一个“浩劫教育资料中心”，馆长是年轻的石岗史子女士。东京还有一个“小翅膀”组织，成员全是孩子，他们每个月都举行聚会，出版通讯，帮助东京浩劫中心工作。为了吸引更多的日本少年来关心历史上的浩劫，史子给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博物馆和浩劫博物馆写信，想向他们借几样与犹太儿童有关的展览品。

所有的人都拒绝了她的请求，因为这些被小心翼翼地保存着的文物实在是太珍贵了。2000年秋天，史于去波兰参观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旧址，她恳切地当面向博物馆馆长提出了自己的请求。

几个月以后，史子接到了一个来自奥斯威辛博物馆的邮包，里面有一双儿童的袜子、一双鞋子、一件儿童毛衣，还有一个手提箱。手提箱上用白漆写着一个女孩的名字：汉娜・布兰迪。

谁是汉娜・布兰迪?她从什么地方来?后来又到哪儿去了?她是怎样的女孩?她到底遭遇了什么?

日本的孩子们提出一个个问题，史子再次写信绐奥斯威辛博物馆，问他们能不能帮忙查出有关这个手提箱主人的情况。对方回答，他们再也不知道别的任何情况了。

史子没有气馁，她答应孩子们，她一定尽力去查找这个手提箱的主人，去解开谜团。此后整整一年里，她像侦探一样，满世界寻找有关汉娜・布兰迪的线索。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她找到了汉娜的哥哥乔治，他依然活着!

乔治是一家人中惟一幸存下来的，他之所以能死里逃生，是因为他年轻强壮，是因为运气好，还因为他能够运用他在特莱西恩施塔特学到的手艺，做水管工。他现在住在加拿大，是一个成功的木材商人。当他收到史子的来信，简直惊呆了，他再也没想到，在遥远的日本，有人在试图了解半个世纪前，惨死的妹妹汉娜的一切!

一只手提箱，把20世纪40年代捷克一个小姑娘和她一家人的遭遇，与现代日本东京一个年轻女子和一群孩子，以及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位老人，联系到了一起。汉娜的手提箱展示着过去的悲惨，也预示着未来的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了解这段历史，意识到这当中的邪恶与残暴，就更能懂得宽容、尊重与同情的价值。汲取历史中负面的教训，是为了让那一切永不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