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公子传的章法结构艺术微探

摘 要：自上世纪80年代掀起《史记》研究热潮以来，《史记》以其人物传记丰富多样、水融的章法结构艺术备受学者关注。本文试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探察《孟尝君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魏公子列传》、《春申君列传》四篇人物传记的章法结构艺术，认为四公子传的篇章架构在中心法的提挈下，又运用了内部的缀合法和外部的互见法，多样化地组织材料，体现了极强的辨别驾驭能力和高超的叙事技巧。

关键词：史记 四公子 章法结构 艺术

一、中心法

中心法是司马迁《史记》一大艺术成就，指为每一篇章制定一个思想中心，围绕思想中心组织结构、剪裁史料，避免细大不捐。这关乎史料的选材问题，是文学立场上的考量。《史记》作为一部历史著作，“以人为经、以事为纬”、将“人”与“事”的地位作共同强调，是它超越前人、开正史之统的特点所在。写人离不开叙事。三千多年的史料浩如烟海，假如写人没有一个题旨、叙事没有一个核心，记叙历史就会经纬不分，纪传、编年混杂。韩兆琦指出：“由于这种适当的小说因素，而增强了历史本质的真实性，使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更生动、更感人、更有说服力了。”①《史记》的文学性与史学性是浑然一体的，司马迁以历史事件之发肤透射人物命运之实质，反过来以人物命运演绎历史之偶然与必然。而获得这种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中心法起到提纲定调的作用。

四公子中，平原、信陵、春申三人时代略同，而孟尝君年代稍前，《史记》将他们列为一组相继立传，是因为从时代背景上讲，四公子大致都生死于秦国日强、列国并起抗秦之时;从历史事件上讲，平原、信陵、春申都直接参与了邯郸之围;从人物形象上讲，四公子最大的共同点在于以养士闻名。这是就各传之间的关系而言，是他们的共性。每一篇传记又各有不同的题旨，见于各篇“太史公曰”及《自序》，归结起来，就是孟尝的“好客自喜”、平原的“未睹大体”、信陵的“贤”和“仁而下士”、春申的“义”和“利令智昏”。这是人物的个性，是司马迁叙事的主要立足点。这就是说，四传所用的中心法包含传外与传内两层运用，这实际也是《史记》的普遍情况。更为可贵的是，根据各传题旨的不同，司马迁在四传的文章架构上不因循一例，而是作了个性调整，再间杂相似的句段以突显其联系，使同一系列的传记能够“同中见异”又形成有机整体，增强了传记的文学性。

与其他三传相较，《孟尝君传》记事较散漫，但以“好客自喜”观之还是有脉可循的。篇首所记靖郭君乃是孟尝君养士的源头②，其后围绕孟尝君对养士的经营，组织一系列与门客应对的事迹，并有“宾客日进，名声闻于诸侯”、“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士以此多归孟尝君”等结语，完成其“好客”的部分;再组织三听苏代、怒退魏子、联魏伐齐等材料，揭示其“自喜”、自私自利的特点。篇后补叙的冯谖事则对两个部分都有补充印证的作用。这种前后二分的架构，《春申君传》与之略同。其余两传，《平原君传》中的毛遂自荐事件、《魏公子传》中的窃符救赵事件，是特别详细叙述的，两传的题旨也各在此二事中得到集中体现，因此它们的架构又略同。作出这样的划分后，还应看到后三传中均有“喜宾客，宾客盖至者数千人”、“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方争下士，招致宾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的相似语句，像一条统而束之的绳索，是司马迁解释和强化四传之间关联的明笔。

二、缀合法

缀合法是就一篇传记内部而言，只选取有限的一个或几个有代表性的、符合传记题旨的、有内在联系的历史事件，而忽略其他不具代表性的、无关中心思想的内容的记叙手法。它是《史记》人物传记的普遍架构。四传中如《孟尝君传》，司马迁写孟尝君，实质是在写辩父嗣位、待客夜食、鸡鸣狗盗、灭杀赵县、怒退魏子，以及三次听从苏代这几件事，其余笔墨则省之又省，将被齐跞挝齐相、被魏昭王任为魏相并破齐等事一笔带过。其余三传，写平原君，是写矫情杀妾、毛遂自荐、毁家纾难、听言辞封四件事;写信陵君，是写闻烽博弈、数请侯朱、窃符救赵、从毛薛游、归魏抑秦、病酒而卒六件事;写春申君，是写上书昭王、大义徇主、与平原君斗富、李园女弟之祸四件事。都是仅以几事连缀为一个贵胄公子的生平。这样大刀阔斧的剪裁，是缀合法之“缀”的一面。

如果说事件的次第相连是《史记》人物传记中比较明显的特点，那么所选事件前后因果的联系、血脉的贯通，即司马迁选材的标准，则是较为隐性的，也应为我们所探究。以《魏公子传》为例，侯嬴、朱亥是窃符救赵成功的重要因素，毛、薛二人是信陵君归魏的直接推手，各自的逻辑联系是清楚的。这是叙事上的明线，也是全传最引人入胜的部分。而置于传首的闻烽博弈一事，从将事件结果“是后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与信陵君谢病的直接原因“魏王日闻其毁，不得不信，后果使人代公子将”相联系可以看出，此事是全传暗线之始，它与“公子倾平原君客”、“公子威震天下”，即明线两事的结果一脉相连，司马迁欲借此事指出魏王的多疑与无能是导致信陵君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这样主次事件明暗交接、因果相成的手法，是缀合法“合”的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正由于只记录少数几件事，司马迁在“秉笔直书”的同时才得以清楚地展现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起承转合，其中的叙事和描写，包括人物的语言、动作、神态、心理等细节，都得到具体生动的发挥，使传记带上强烈的故事性和情节化特征③;因而所记人物形象，如孟尝的好客自喜、自私自利、任性残暴，平原的家国为先、从善如流却又识人不明，信陵仁义爱国、礼贤下士的高尚人格和被王猜忌、不得善终的悲剧命运，以及春申有谋有义却心术不正、想侥幸窃国的特点，都得到入木三分的刻画。特别是鸡鸣狗盗、毛遂自荐、窃符救赵等事件，突出的文学性已经自觉不自觉地使人物的音容笑貌和人格魅力浮现于历史地表，这种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甚至精神感召能力，不是从前《春秋》一类编年记事、微言大义的史书所能触及的。不得不说，缀合法为《史记》的文学价值实现大开方便之门。

三、互见法

互见法是就传记之间而言，或为某一传主的事迹主要见于本传、其他事迹散见各传，或为某一事件在某传作主要叙述、而在他传叙述时则有角度或详略的不同。苏洵所说“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近人勒德峻所说“互文相足”④242、李长之所说“统一律”⑤236-243，即是。作为围绕中心组织材料的重要手法，缀合法是内部结构，互见法是外部结构。

四公子传中，一人之事互见的，有平原君旁见于《赵世家》、《魏公子传》、《范雎传》，信陵君旁见于《魏世家》、《范雎传》，侯嬴旁见于《范雎传》，春申君旁见于《楚世家》;一事互见的，有平原君“贪冯亭邪说”事在本传中略、在《白起传》中详，虞卿“解相印”事在本传中略、在《范雎传》中详，信陵君“窃符救赵”事在本传中详、在《赵世家》、《魏世家》、《平原君传》中略。对其中较为典型的，如平原信陵二传互见、“贪冯亭邪说”互见、“解相印”互见、《魏世家赞》和《范雎传》对信陵君形象的补充等，方家多有所论，如李长之著《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⑤236、郭双成著《史记人物传记论稿》④240-241、张大可著《司马迁评传》⑥等，不予重复，这里作一点补充。

一般来说，互见是为了更好地遵循叙事中心，使一传之中的内容尽可能靠拢以突显题旨，因而表现在人物形象上，则“圆形人物”较少而“面谱人物”较多、典型化程度高。然而《史记》的史书性质决定了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因此可以发现，即使是像《魏公子传》这样的“得意之文”，尽管司马迁出于崇敬之情尽量隐笔，信陵君的某些行为也会令人心惊，其形象并非全然光彩照人，如害怕魏王发怒而滞赵十年、政权被挪走即谢朝病酒等。互见法在《史记》中受到的制约，是将本书的人物传记区别于文学作品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

注释

① 韩兆琦.史记评议赏析[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1006.

② 靖郭君与客事见《战国策・齐策一》//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479-481.

③ 关于《史记》人物传记的故事性，褚斌杰《司马迁的史学和文学》一文亦有略论，见：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代序[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11-121.

④ 郭双成.史记人物传记论稿[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⑤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36-243.

⑥ 张大可.司马迁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240，242.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裴S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司马迁.史记[M].韩兆琦，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

[3] 诸祖耿编撰.战国策集注汇考[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4] 韩兆琦. 史记评议赏析[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5.

[5] 李少雍. 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7.

[6] 郭双成. 史记人物传记论稿[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7] 李长之.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8] 张大可. 司马迁评传[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