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威共同体思想的道德意蕴

[摘要]“共同体”是杜威哲学中的一种民主社会情境，它已不单单是一种形态，而是一种生活方式。通过考察共同体的情境实质，以及人如何通过教化实现民主来理解共同体与民主的关系，可以澄清杜威共同体之善的道德意蕴。

[关键词]杜威　共同体　情境　民主　教育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1)05-0128-06

在杜威的哲学中，“共同体”(community)是在民主基础上达到的一种社会情境。王成兵教授已将杜威共同体的内涵和特征阐述得非常清晰，它已经不单单是一种形态，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在此，我们主要考察共同体的道德意蕴。“共同体”和“社会情境”之间的区别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的价值判断:如何确立起蕴含交往行为中的属人特质，如何让人的这种联合体体现教育的特点，同时也是民主作用的结果。于是，我们讨论的关键就成了:如何理解共同体的“情境”实质，如何使普遍的观念通过“习性”概念这一中介环节成为个人的生活方式，如何认识“共同体”概念与“民主”理想的关系，以及如何理解杜威的共同体之善。一、情境:德性的本源

在杜威看来，共同体最重要的是社会情境中称为习俗的社会习惯。他在广义上使用“习惯”(habit)一词，认为“社会习俗”是涉及个人习惯行为的习俗。“个体的大部分重要习惯是由个体所出生和成长的先前社会的习俗决定的”_，这些习俗就包含了“德性"(virtue)的大部分内容。我们在理解“情境"(situation)概念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生命个体的生长“环境”，以此来理解生命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情境”是“我们从来既不孤立地经验客体和事情，也不孤立地形成对它们的判断，而只能是与一个前后关系的整体相联系来经验和判断它们，这种前后关系的整体就叫做“情境”。在实际经验中没有任何孤立的对象或事件，某个对象或事件总是处于一个被经验着的世界，作为其某个特殊部分、阶段或方面，我们总是身处“情境”之中。情境有两方面意思，杜威用这个词“专指由诸如‘有机体’与‘环境’、‘主体’与‘客体’、‘人’与‘事物，、‘心灵’与‘自然’，这类术语所指示的东西”。在此，这个词指行为或事件发生的场所。情境还指任何即将到来的经验，从其张力焦点――辉煌、突出而又浅显――到定性领域或背景，朦胧、隐约、缄默、涵括的语境。综观杜威的著作，情境作为探究发生的境况具有以下几种特点。

第一，情境是一种对象或活动。情境是动态性的、易波动和变化的。有机体经常面对不稳定性，有机体与这种“不确定性的情境”发生作用。杜威指出:“人发现他自己生活在一个碰运气的世界之中。他的存在，粗俗一点说，就是一场赌博。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地方，它是不确定的，不稳定的，非常地不稳定。这种危险毫无规则、变化无常，不能说出它们的时问和季节。尽管这些危险是持续的，但是却是散乱的，始料未及的。由于这种不确定性，情境具有一种暂时或特定的状态，有机体在面对各种各样的情境时就要先判断，然后做出行动。

第二，情境是生物学意义的。杜威借鉴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人类作为一种生命体，生存于周围的条件之中，势必产生接触感觉和距离之间的紧张状态，依据有机体适应的规律，它需要克服这种紧张的状态，才能趋于稳定和平衡。“有生命的地方就有行为、有活力。为维持生命，活动就要连续，并与其环境相适应。而且这个适应的调节不是完全被动的，不单是有机体受着环境的塑造。就是蛤蜊也对于其环境有所反应，而加以若干变化。它选择材料以资营养，以充其护身介壳。它有所施于其环境，并须有所施于自身。在生物中是没有只顺从环境的，就是寄生虫也不过是接近这个境界而已。要维持生命就要变化环境中若干因素。生命的形式愈高，对环境的主动的改造就愈重要。”

第三，情境是社会和文化的。杜威把一切社会、文化、历史等现象都纳入到情境之中。“唯独人类自有一个世界，其中所有事件都充满着既往事件的许多反响、许多回忆，其中事事均能引动其他事情的回想。是以人类与山野间的兽类不同，他不仅生活在一个物的世界，而且生活在一个符号和象征的世界。……举凡表识人性与兽性有别，文化与单纯物性相异的这些事件，都是由于人有记性，保存着而且记录着他的经验。”此外，“经验和历史、生活、文化这些事情有同样的意义。……为文化现象所强调的存在有一个特点，即它是动荡不安的”。

第四，情境是具体的和独特的。哲学境况是具体的、独特的。我们理解每一状态的时候，都要考虑这个活动所发生的具体情况。“情境是不确定的，充满了危险，因为生命活动的维持依赖于当前行动对于未来行动所发生的影响。……有问题的和不稳定的情境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分散的或个别的和连续的或关联的东西所特有的一种结合’。所有知觉的对象都是个别的。它们本身是一些完备自足的整体。任何直接经验的事物都是具有独特性质的，各自有它安排题材的中心点，而这个中心点是永不再现的。”如果认识状况的时间、地点、自然、文化、社会等因素发生变化，认识也就会随之改变。

我们发现，杜威站在经验自然主义的立场来解释情境。在杜威的经验主义中，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则是为了应付环境。杜威把生活的源泉归于经验，宣称“共同的经验是人类最大之善。在一定意义上说，经验是情境中的经验，情境是经验的情境。在《道德的三种独立因素》一文中，杜威论证说，伦理学家应该不再追问哪一种原则是最终的、唯一的，而应该尝试协调各种不可简化的力量之间的内在冲突，这些力量体现着道德不确定性的所有情境。杜威极力主张，我们要拒绝寻求“一种单一的、固定的和终极的善”，这会将“道德重负转嫁给理智”，真正的目标在于改善道德生活的混乱状态。在实际的社会共同体中，杜威关注的是教育和民主，在这两个方面，杜威将情境对德性的基础作用表现得淋漓尽致。二、教育:德性的教化

以教育为例，杜威首先说明道德的历程既是经验进善的历程，也是教育进善的历程。教育就是学习，预备将来有用的东西。杜威考察了传统教育和进步教育的区别。传统认为，教育喜欢用极端对立、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教育理论的历史表明了教育内发说和教育的外铄说两种观念的对立:前者认为教育以自然禀赋为基础，后者认为，教育是克服自然的倾向，通过外力强制而获得习惯的过程。”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第一，把过去拟定的知识和技能体系作为教材，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把这些知识和技能体系传授给下一代；第二，道德训练是形成符合过去建立的规则和标准的行动和习惯；第三，学校组织的一般模式，学生之间和师生之间的关系，同其他社会机构相比，具有极为显著的特征。

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是一种习性的延伸。“生活就是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就是生活。”教育是不问年龄大小，提供保证生长或生

活条件的事业，“教育就是经验的改组或改造”。由此可见，教育即生活、生长和教育即经验的改造含义相同，互为表里，这也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核心。什么是学校？杜威认为学校即社会。不难看出，这种论断说明教育即生活的自然延伸。学校是社会的、科学的和民主的。学校是小型的社会，教育是社会的全过程，学校是由社会成员建立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情境，其目的是使社会经验简单化、纯净化，以便使儿童由社会情境的未成熟成员经过培养参与到社会情境中来。杜威把情境区分为普通情境和特殊情境。把算术、历史等具体的课业称为特殊情境，把影响建立持久态度的诸如个性、虚心精神、全心全意和责任感等称为普通的学校情境。

杜威反对教师的灌输，主张学生表现和培养个性；反对向教科书和教师学习，主张从经验中学习；反对通过训练获得孤立的技术和技能，主张把技能和技术当作达到直接的切身需要的手段；反对或多或少地为遥远的未来作准备，主张尽量利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机会；反对固定的目的和教材，主张熟悉变化着的世界。从这些论述来看，杜威更注重普通情境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杜威称这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这种科学的方法是人类思维反省的过程。它涉及老师与学习者、专家与非专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它能够改变和丰富双方的经验。这就注定了教育是终身的，也使得教育成为进行社会改革的相当有力的主体。个体是由习惯倾向组成的比较协调的集合体，个性就是一种“习惯之间的相互渗透”。

在杜威的教育中，自由也是被看重的。“一种标榜以自由观念为基础的教育哲学也可能变成像它所曾反对的传统教育那样武断，这种说法并不过分。任何理论和实践，如不以批判性地检验自身的根本原则为基础，那就是武断的。如果我们说，新教育强调学习者的自由，那是十分正确的。”杜威认为要通过训练获得自由，而训练本身也是自由的。“自由就是不受外界控制的行为和实践的能力。”它意味着要具有独立实践的能力，从其他强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而不仅仅是不受外界干扰。而这种自由又是理智的，它依靠训练有素的思维能力，依靠研究事物的“扣其两端”(turn thingsover)能力和深思熟虑对待事物的能力。这种自由是经验性的，是和情境的互动。

为此，杜威引进了“交互作用”(interaction)这个词，解释经验教育的作用和力量，德性就是一种交互作用。这个原则赋予经验的客观条件和内部条件这两种因素以同样的权利，任何正常的经验都是这两种条件的相互作用。在它们的交互作用中，就形成了情境。从这一方面来看，传统教育违背了交互作用的原则。对于教育者来说，产生交互作用的种种情境是他们需要随时密切关注的。处在特定时间状态的个人是参与交互作用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则是某些可能的限度内由教育者加以调整的客观条件，它包括教育者所做的事和做事的方法。不但包括所说的话，而且包括他们说话的声调，还包括设备、图书、仪器、玩具和游戏等。它也包括同个人发生交互作用的各种资料，而最为重要的是个人所参与的各种情境的整体社会结构。

情境是不断变化的，我们的知识和经验也要随之不断改变。因为“儿童的社会生活是他的一切训练或生长的集中或相互联系的基础”，学校科目的相互联系中，不是科学，不是文学，不是历史，不是地理，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是习性的培养。教育的核心目标就是将孩子的社交好奇心培养成一种交往性的民主信仰，民主的道德教育并不承诺消费主义或者粗俗的唯物主义，而是致力于释放孩子的能量，以便他们能成为实现自己潜能的社会成员。杜威甚至认为教育是民主主义的，他自认为是民主主义的倡导者，反对学校教育工作中的独断主义和强制作风。三、民主:德性之延伸

杜威关于民主和教育的主张是:没有教育，民主是不可能的，民主是教育的延伸。民主和教育的关系是一个密切的交互关系，“民主主义本身是一个教育的原则，一个教育的方针和政策”。作为教育过程的民主主义的表现，没有这个过程，就没有德性的延伸，个人就不能完全照顾自己，也就不能对社会福利有所贡献。个人天生就是社会性的，个人的发展是非既定的。在情境基础上改造的民主呈现出一种异样的色彩:“民主这个词可能已经和一种特定的政治秩序紧密相连，这种政治秩序由普选权和经选举产生的官员组成，但其效果并不让人十分满意，它不可能恢复其基本的道德和理想意义。但是不管它的名字叫什么，意义仍然保留着。它代表着对个体性的信念，对每个正常人拥有的与众不同的独特品行的信念。”这样的信念需要现有的秩序具有根据个体化能力的释放而积极地灵活多变的意愿。通过强调个体化能力而非现成的个人，杜威能够指明教育对民主为何如此关键。如果没有一套合适的教育系统，民主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

杜威在《民主与教育》一书中写道，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体，民主“主要是一种共同的生活形式，一种共同参与的交往经验形式”。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改善社会的希望，民主促进人际关系，同时尊重个人自由。当利益发生冲突时，民主的生活方式抽绎出分歧点，并且倾听分歧意见，而不是将其作为牺牲、奉献于预订计划或偏见的祭坛上。民主使得我们和我们所属的群体，依据能力，各自将“我们自己的行为和他人的行为相参照，并且……考虑到他人的行为，以便给我们自已的行为指明要点与方向”。民主开辟了据以灵活互动的广阔联系领域，由此共同生活的善得到分享，而不是受到压抑。一种社会性想象力(实际上是一种生态想象力)就这样将作为个体的我们整合起来，即便参与到彼此取予(give-and-take)的共同生活之中时，我们依然作为个体。

那么，怎样来理解民主和教育这种内在的关系呢？我们经常把民主看作是一种固定的东西，看成观念和在外部表现上都是固定的东西。“民主主义观念本身，民主主义的意义，必须不断地加以重新探究；必须不断地发掘它，改造它和改组它；同时，体现民主主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制度必须加以改造和改组，以适应由于人们所需要与满足的这些新资源的发展所引起的种种变化。”生活方式是变化的，或者前进或者倒退，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主义也是变化的。从民主和教育的关系来看，不但民主主义本身是一个教育原则，如果没有我们通常的狭义教育，没有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民主便不能维持下去，更谈不到发展。教育虽然不是唯一的工具，但它是首要工具、最审慎的工具。通过这个工具，任何共同体所珍视的价值，其所欲实现的目标，都被分配和提供给个人，让其思考、观察、判断和选择。如果要从欧洲的反民主的国家中学习的话，就应该严肃地准备让社会成员尽力为民主社会的义务和责任贡献力量。

对杜威民主理想内在结构的探讨，首先要涉及“交往”的概念。社会实践的民主就是“交往”，或者说“对话”。杜威“共同体”及其“民主”理想，就是建立在这种生存性的相互关系之上的。“交往”构成

了共同体所具备的具体的生存情境，对这种情境的把握和理解，并非依赖于理智的探究活动，而是基于一种德性的“感受力”，而且把理智探究活动的成果作为一种工具性的内容蕴含其中。杜威提出了形成“共同体”的基本条件是共同理解。它并非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理智或知识。它涉及一个更为宽广、更为基本的层面，就是一种共同的德性“倾向性”。这种倾向性构成理智探究得以展开的一个基本“情境”，但情境本身却并非是理智认识的对象，它基于生命活动的基本样式，构成了基本的生存境遇。

对共同体本身进行更狭隘的考虑，尤其是对关于理解和推进共同体观念的思考，是杜威共同体的思想核心。杜威坚信，共同体的重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部分取决于对我们所掌握的理智材料的分析，部分取决于基本的制度的变化、凝练和制定。人类个体天生就是社会的，结社和共同体都是根本性的。当共同体成员通过合作探究(交往理性)寻求解决他们共同的弊病时，他们的努力使得他们都受益。然而，杜威关于共同体生活对个体全面发展重要贡献的主张，却不应该被看作是提出的信仰:所有的集团都必然获益。

在尝试建立能满足目前民主理想形式的“共同体”过程中，杜威列出了三个标志。第一，它是简单的互动或结合。这个标志在杜威的情境中起到了一种提示的作用。第二，导致共同体的交互作用必须变成一种共享的行为。这种模式是比较宽泛的，就个体而言，必须进行合作来消除共同生活中的弊端，才能达到那个被构想的目标。第三，人们生活在同一个共同体中。对杜威来说，“人们所共有的目标、信念、热望和知识，由于沟通方式，人们逐渐拥有了共同的东西”。杜威建议，个体应该把共同体的成功看作自己的成功。民主共同体中成功的生活要求其公民对共同福利有一定程度的承诺，这个共同福利排除了个人主义视角所赞同的私人主义。对于那些继续在共同体中生活并扮演合作角色的人来说，人的充分发展是最伟大的；借助这种道德主张，我们有责任去扩展共享的经验范围。四、共同体之善

既然民主理想只能在共同体中形成，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共同体”的道德意义呢？对道德的关注很快将杜威带到如何评价共同体这个问题上。杜威指出:“我们不能拍拍脑门建立一个我们所认为的理想社会。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概念建立在事实存在的社会上，以确保我们的理想可行。但是……这个理性不能简单地重复我们实际上所发现的特性。问题是在实际存在的共同体生活形式中把我们所希望的特性抽取出来，并用它们去批判那些不被人们所希望的特征并提出改善意见。”这就是共同体之善，它有两个标准:一是内在的，被有意识地分享的利益的种类和数量如何；二是外在的，与其他结社形式的相互影响有多么充分和自由。除此之外，杜威还向我们指出了在我们所继承的观念中经常被发现的两个误解。第一是把共同体等同于国家或政府的制度；第二是一个共同体必须展示其同质的以及它的某些批判者赋予它的单一性。如果没有高度的共享，一个共同体就不成其为共同体。

由于共同善的复杂性，我们讨论社会冲突的尝试就是试图发现“一些更为全面的、包容了差异性的观点”，如果没有这种共同的善，我们将不能宽容他所拥护的社会焦点。事实上，杜威在很多时候使用“共同体”术语，诸如“社会、结社、群体”，“零星的社区”，“商业共同体”等。杜威认为，“好的”共同体是民主的道德共同体，从一个“共同的”观点来看，我们倾向于把这种共同的善作为这样一个情境:局部的、私人的和特殊的兴趣在我们的决策中并不起均衡的作用。从善的观点来看，我们往往把它考虑为一种情境:在其中，容易辨识的特殊的社会问题(环境、人口、就业等)已经被减少到最小的程度。对社会和习俗在塑造自我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理解认为，人类个体不仅仅是共同体的成员，与我们生命一样重要的是我们超越这些共同体的能力。有效的社会批判深深植根于共同体的社会生活的个体，他们对问题的了解和解决的各种可能性都将公布于众。杜威就试图扮演这个扎根于社会批判的角色，他主张推进公共善和个体的成长。我们的工作中心就在于:一定要建立起既具有持久性又对个体具有支撑作用的共同体，我们才能够促进生命个体的扎根和成长。我们越是能够以这样的方式生活――强调我们在让共同体充分实现中的位置，并关注共同善和通过我们共同努力发展共同体――我们越是能够发展一种社会希望的模式。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杜威的“共同体之善”既不具有先验理性，也不是神秘的事物，而是在生活的实践中不断发展起来的一种实践能力。对于共同体之善的理解，我谈两点看法。第一，单单靠哲学的分析方法是不能解决社会道德问题的，要靠规范道德哲学的建立，在这个意义上说，杜威的道德哲学是一种以经验为基础的建构主义。传统的道德哲学被理解为一门非经验的学科，其用途是专门确定我们如何思考与行为，或者说，研究各种实质性道德理论与信仰的“元伦理学”。哲学家们一直认为，道德心理学与价值探究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任何直接的相关性。在伦理学中，实用主义经验论者是可错论者，他们因为其作为指导性假说的价值而检查信念。这种实验性的、可错性的勇气，而不是所谓道德理性的纯粹性，证明了习惯德性应该从属于反思德性。为了道德思考，我们需要一个净化的理性母体，正是因为我们的各种心理倾向是混乱的。于是“我们应当如何生活”这个道德哲学问题，就与“人类如何实际上是使其道德经验有意义”这个道德心理学问题分割开来。杜威的工作就是让道德哲学回复到经验领域来。杜威响应古希腊的观念，把社会成员的善与社会共同福祉等同起来，作为道德目的的成长与将我们和他人联系在一起的关系纽带分不开。杜威哲学的核心在于，将伦理学理解为帮助人们更丰富地生活，更敏于事情，以及更加充满情趣地介人生活的艺术。

第二，杜威对共同体之善的讨论，涉及道德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古已有之。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道德目的和政治目的是统一的；在康德那里，按照永久和平论的观点，道德和政治是一致的。面对现代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杜威也认识到，不能单单从政治层面上来讨论和解决社会问题。政治哲学要从道德哲学那里寻求帮助，从而获得对政治哲学的支持。在20世纪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杜威是倡导参与民主的关键人物。他认为，民主是一种道德理想，它召唤着人们建立人人享有必要的机会和资源的共同体，并通过参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来充分实现自己特殊的能力和权力。按照杜威的理论，共同体是一个情境，从情境的特性可以看出，人的德性就隐藏在情境的复杂特点中。我们必须通过教育来加强对人的德性的培养。而对于民主来说，应按照教育的方式发展民主。民主则是共同体中的民主，只有好的民主才能让我们拓展共同体之善。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共同体是建立在大家共同接受的善的基础上的。杜威并没有陷入终极道德原理或至高无上

之准则的泥潭里，这些原则一旦形式化、公式化，往往表现为粗暴地干涉基本权利，摒弃交谈，忽视文化与个人差异，或者放弃道德行为带来的直接满足。因此，杜威在道德基础上发展政治哲学，体现了政治的道德基础。在杜威的政治哲学中，民主政治的道德基础就是共同体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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