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规范有效性论证的话语证明

[摘要]哈贝马斯认为道德规范有效性论证的话语证明，需要遵循话语原则和普遍规则。证明过程中需要遵循阿列克西关于实践话语原则的规则，这些参与者必须具有统一性，必须指向理解，必须是广泛、包容的。柯尔伯格的道德意识发展阶段理论则为主体何以具有道德论证能力提供了很好的说明。

[关键词]道德规范　有效性　话语　证明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39(2011)05-0025-06

道德规范有效性的话语证明，就是要经过实践话语过程，对已经存在的道德规范的有效性，通过相关人的参与，表达自己是否同意，形成道德规范是否普遍适用于一定共同体的过程。而实践话语过程的规则，哈贝马斯主要借助阿列克西的研究进行说明。道德规范成立的论证与道德意识的发展有关系，这主要借助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作了说明。

一、道德规范有效性证明的两个原则

道德规范是否有效需要论证。这在历史上有很多的方式，比如用利益最大化等来证明一种道德规范是否应该普遍适用。康德则用人自身的理性来作为基础，从人为自己立法的角度来分析道德规范的普适性。话语伦理学的论证主要是用话语过程来改造康德的主体意志的独自决定过程。

(一)自主、理由和认可

在哈贝马斯的设计中，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所有规范应该以受到规范影响的人的自决为基础来决定这个规范是否得到遵守和服从。这是所谓的自主的前提。但是这个前提在哈贝马斯那里是主体之间形成的、共同的自主，而不是单个个体意志的决定，然后推广到各个主体那里，后者是康德的带有个体主体的独自性甚至独断性的一种证明方式。这里的自主是摆脱暴力和强制力，人们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自主承认一定规范是否成立，且主体间形成规范及其有效性基础，需要一种领域、通过一定媒介而形成。但是需要指明的是，规范自身内容如何，与规范是否有效，二者是不同的。规范自身内部的实质性内容，与规范获得相关人的遵循和服从，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话语伦理学能够做到的是，既定规范是否为大家遵循，需要进行论证。相关人提出对一定规范的同意或者不同意的表达，提出的理由是人们都能够理解和认可的理由。

论证过程中，一个关键就是人们对一定理由的认可。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规范接受在一定的传统语境中，也依赖服从的理由能够被动员起来，能够满足有效性要求的理由至少在那些和这个规范有关的人眼睛中是证明了正确的。用到现代社会，这意味着没有合法性则没有大众的忠诚”。人们对一定道德规范的认可，在话语中，与这个话语共同体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关联，没有这个，是不能形成论证并达到结果的。共同体从一定角度来说是一定的文化特征所标志出来的。

在这个话语过程中，人们为什么会对一定的理由表示认可，从而使得该话语过程有可能形成对规范的认可，并在现实中遵守之？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活动模式，人在这个模式和结构中，理由从根本上来自这些模式和结构，这些模式和结构在现代和当代文化中表现为话语。这种话语的形成，这种话语中理由的认可，主要来自生活世界的培养和动员。话语论证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甚至是论证可能与实现的基础。

哈贝马斯认为，“日常生活的象征性结构是通过三个过程再生产的:文化传统、社会团结和社会化”。因为社会团结和社会的强制性关联是不同的，它重视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的认同和合作。社会化主要是社会个体逐渐进入社会，具有行为能力和话语能力，参与社会生活和生产的过程。正如哈贝马斯所言:“这些过程只有在趋向理解的行为中才能够进行……个体通过一定传统来获得和维持其同一性，属于社会群体，参加社会化互动。”同时，他也明确提出，如果放弃这种沟通，放弃这种认同，会有严重的后果，因为没有对社会的认同和归属，就导致个体和社会的严重对立。实际上，“作为个体，在交往和策略之间进行选择，仅仅具有抽象的意义，即在个体的事件中，他们不能选择在趋向理解的行为语境中长时间缺席。那意味着退回到策略行为的单子式的孤独中，或者精神分裂和自杀中。在长时间中这种缺席是自我毁灭式的”。

但是，这种能够形成理解的过程是在话语中进行的，话语伦理学仅仅坚持一种程序性的实践话语过程。“实践话语不是一个形成能够得到证明的规范的程序，而是一个检验提出来并假设考虑采纳的规范的有效性的程序。那意味着实践话语依赖从外边来的内容。”实践话语与一个有争论存在的、需要解决其有效性的规范的冲突存在是直接关联的。如果没有不同的特殊群体的生活世界视野差异，这个过程就没有可能形成有效性的论证。也就是说，没有差异的群体，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形成话语论证。差异和不同存在，同时又要形成彼此的认可和团结，使得这个过程本身是兼容的和开放的。

这个过程本身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但是这些过程的参与者本身则是有具体的实质的观念和原则的。其中文化价值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文化价值暗含主体间接受的要求的时候，它们就无例外地和特殊生活方式的总体织，而特殊的生活方式在严格意义上未要求有效性。从其特点看，文化价值是体现规范的最好的候选地方，因为它设计来表达一般的利益。”对于话语伦理学来说，处理的不是价值偏好的选择，而是行为规范的有效性问题。

对于这个实践话语的规则，哈贝马斯有明确的说明。他提出，“我的话语伦理学的证明过程需要下面的所有规则:①一个作为论证规则的普遍化原则的定义。②不可回避的和具有规范内容的论证的语用学前提的同一化。③规范内容的明确说明(比如在话语规则的形式上)。④实际包含在步骤③和①之间的关系的证据，和规范证明的理念有关系”。这些论述如果用简单的言语来概括，主要涉及的是:第一，普遍化原则的阐述；第二，语言学前提的同一性保证；第三，对道德规范的证明原则的规范内容的阐释；第四。这些步骤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和规范证明的基本取向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总结起来，道德规范的有效性成立的需要在一个话语过程中以自决为前提，对一定规范以理由为基础表达认可与否。这就是话语原则和普遍性原则所要解决的问题。

(二)证明性话语主要原则:普遍化原则和话语原则

哈贝马斯在《道德意识和交往行为》一书中提出了道德规范成立的话语证明的两个原则:普遍化原则和话语原则。这两个原则说明道德规范有效性的基础在于，与道德规范有关的人平等地进入一种论证过程，经过充分证明，获得多数人同意的道德规范才能够普遍地有效。

普遍化原则是这样的:“每个有效规范均须满足下列条件:所有受规范影响的人，都接受为满足每个人的利益而普遍遵守该规范所产生的结果和不良后果，且相对于遵守其他可替代的规范，人们更愿意接受遵守该规范所产生的后果。”这个论证原则的主要内容有四点:第一，人们在道德

规范的问题上本来是具有多元化的倾向的；第二，这种多元化需要进行相对统一；第三，人们并不愿意求助暴力，或者求助货币、权力等的影响来策略性地解决他们在行为规范上的不同，而是通过一种相互说服的过程；第四，受到人们的普遍服从的道德规范的形成需要一种论证规程，这个过程需要所有将受到这个规范的影响的人的同意。经过这种论证过程的道德规范就具有了普遍的有效性。

进一步来说，普遍化原则的含义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设定:“(1)要求有效性的规范有认知的意义，可以如同追求真理一样进行处理；(2)规范和命令的证明需要在一个真实的话语中进行，而不能在一个严格意义上独断的形式中进行，比如在一个单独的心灵中发生的假想论证过程的形式中进行。”这两个方面的设定主要是针对怀疑论和独断论的。第一条设定是为了反对所谓的道德怀疑论。就是说，我们能够通过论证的方式解决道德规范的形成遵守等必要性、必然性问题。追求社会道德规范的有效性和正确性，像追求认识自然界客观对象规律一样是可能的。第二条设定主要是针对道德独断论的，独断论从根本上来说没有解决道德规范有效性的基础问题，这是因为道德规范的遵守者没有参与到规范的形成过程中去。这与近代以来社会理论中人的自主性设定不一致。

在证明道德规范的有效性话语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所谓的话语原则。话语原则是这样的:“只有下述规范能够主张有效性:这些规范获得(或者能够获得)所有受规范影响的人同意，而这些人从身份讲是作为实践话语的参加者而出现的。”这个原则强调的是，没有话语的过程，任何权威的基础都是不可靠的。这个过程对于哈贝马斯的论证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一个话语过程中，人们举出理由，对于已经举出的理由进行评价，表示同意或者反对，所有的人能够从其他人的角度对于该规范的影响进行评估，同时，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哈贝马斯的话语原则强调的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规范是经过人们赞成而形成的；其次，人们参加论证过程，就是举出理由，表达自己的同意或者反对；最后，这种过程是开放的，没有强制或者压制，人们排除权力和货币的影响，而以更好的理由作为形成道德规范的基础。话语原则一旦成立，人们进行论证的话语过程将是解决伦理学问题的核心，形成了所谓的话语伦理学。话语原则强调道德规范的普遍性是话语的普遍性，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善良意志或者自由意志为基础的普遍性。“普遍性原理事实上需要这样一个论证的合作过程的理念。”没有一个合作的话语过程，那么普遍性原则就没有基础。

对于话语原则的具体内涵，哈贝马斯借助德国法学理论家阿列克西(Robert Alexy)的一般实践话语的规则进行了说明。简单来说，阿列克西的话语原则从道德规范基础论证过程来看，主要有参加者应该遵守的规则以及参加者之间的关系规则。二、论证的实践话语规则:阿列克西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实践话语过程可以从逻辑语义学的角度进行分析，阿列克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根据阿列克西，“话语就是相互联系的行为，其中进行陈述的真实性或者正当性证明。那些进行规范性命题之正当性的证明的话语就是实践话语”。探索话语的理论是比较多的，话语理论的种类也比较多。一般而言，理论话语解决的是真一类的问题，而实践话语需要探索的是正当一类的问题。两类话语有共性也有个性。哈贝马斯借用了阿列克西的实践话语的规则，选择其主要者进行了说明，用以证明道德规范的有效性话语证明的具体规则。这些规则主要有三组。

第一组，这里对参与话语过程的主体有要求，参与者不能自我矛盾，不能用一样的陈述表达不同的意思，或者用到不同的对象上。这个组别的规则，主要针对的是参加论证过程的人的一种基本的态度。不能自我矛盾，不能差别对待，不能言辞和所指不符。这些要求，都是针对他人形成判断的基本要素。在实践话语中，这个要求是首要条件，因为没有这些，那就意味着人们可能采取强制和暴力来解决问题，进入话语，就是放弃暴力，放弃欺骗，放弃压制，如果不是重要，话语原则就不能实现。

第二组，要求参与者申明的仅仅是他自己确信的，而且要提出真实的理由。确信和真实是参加者、言说者必须具备的。这组规则具有伦理学的意义，具有对参与主体的内在要求。按照这些规则，形成的是一种假设，话语本身是真实的。而且，人们的理由是指向理解的。这些都对伦理学的论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三组，这一组相对比较复杂。分为三个:“(1)每一个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允许参加话语。(2)a.允许每个人对任何主张的疑问。b.允许每个人提出任何主张到话语中。c.允许每个人表达自己的态度、欲望和需要。(3)不能阻止任何言者行使在(1)和(2)中列举的权利，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强制。”这组规则，应该已经深入到论证的过程中了。主体需要有话语能力，所有的参加者都有平等的发言权，这些参与没有强制，所有人在这里都是平等的。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在论证过程中有人用谎言来参加论证，怎么办？是否能够得到论证的结果？这就需要借助于前面所说的言行不一矛盾或者施为性矛盾来破解之。谎言可以让人们确信一个判断或者规范，但是很显然，对于规范的证明本身是针对行为的，而谎言证明能够达到的是对一定判断的表面的证明，谎言自身作为谎言不具有这种特征，不能够作为行为的依据，这种过程得到的规范或者判断，实际上是不能得到人们的遵守的，或者不是人们自己自主地遵守的，随后发生的事情是必然的，很可能是强制、暴力来解决了冲突和争议。这些不是论证所希望达到的，也不是论证的内涵。其他论证过程中的强制和压制，都与谎言论证一样，不能获得我们所需要的，实际上意味着已经退出论证，走进丛林。

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现实话语是具体的、多因素的。第一，现实话语有时间和空间限制，在特殊社会的语境中；第二，这些人的动机很复杂}第三，话语论证的话题和主张必须是组织化的；第四，制度性安排很重要，但是和理想性的情景没有矛盾，至少大部分能够实现。其中反事实是指事实上并不存在，但是这不影响我们如此行动。我们的很多论证要求具有这个特点，也有理想性的特点。

很多人对哈贝马斯的话语论证颇有怀疑，其实这种话语在现实中是可能的，是具有现实性的。比如代议制度、公共舆论，这些都是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话语或者话语制度安排。哈贝马斯很强调制度化的重要性，他认为，“制度化努力进而属于规范概念和它们的目标，这从我们对什么是论证的直觉把握中自然而来。这种主张能够以研究权威化、豁免和程序规则来进行经验性证明，这些规则用于理论科学中的话语和议会活动中实践话语的制度化”。同时，制度化中还有习俗性要素的重要性不能忽视，“为避免错误搁置的具体性的错误，一个人必须仔细区分话语规则和习俗，那些服务话语制度化的习俗，还能够帮助在经验条件下实现论证

前提的理想内容”。如此看来，从理想性话语情景、制度安排、习俗等，从理想到现实话语，这条道路是开通的，而不是封闭的，我们能够在现实中进行一种话语论证的设计和安排。

从一定意义上说，对实践话语的规则的说明，让我们进入到普遍化原则和基本话语原则的论证规则中来。话语论证是可行的。但是论证规则的形成和人的道德意识发展阶段是有关联的。关于人是如何具有这种论证所需要的能力的柯尔伯格的研究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三、道德意识发展阶段与道德规范成立的证明:柯尔伯格

在道德规范有效性成立的证明中，有一个问题很重要:人能够具有这种能力吗？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对哈贝马斯来说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从中他看到了话语伦理学中人的证明能力发展的阶段性以及话语证明的必然性。同时，也是对道德规范如何从依赖语境到超越语境形成证明和应用的区分进行了说明。

柯尔伯格对道德发展阶段有一个认识，他认为，“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从孩子到青春年少到成人生活，有一个不变的类型”。大而言之，他的研究是在道德心理学发展和道德规范理论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使得道德研究有了很充分的基础。他的研究对道德判断内容和能力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让我们理解道德规范的话语证明是何以可能而且必要的。

柯尔伯格认为道德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前传统水平阶段，传统阶段和后传统阶段。这三个阶段可以分为六个亚阶段。

第一阶段是前传统阶段，分为两个小的阶段。亚阶段1:惩罚和服从的阶段。这个时候，儿童按照命令的字面意思，“服从规则和权威，避免惩罚，不伤害身体”。亚阶段2:个体的工具性目的和交换阶段。这个阶段所谓的正当成为关心的焦点。正当就是在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服从规则，满足自己利益和需要地行为，其他人也应该做出同样的事情。在交换、交易和协议中，应该是平等的、公正的。同时在这个阶段，一个人也意识到其他人的利益。这个阶段，道德的判断力发展是初步的，是与人的认识、活动、情感能力联系在一起的。这个阶段从年龄看处于道德发展的启蒙时期，是早期道德意识和能力的发展阶段。

第二阶段是传统阶段，分为两个亚阶段。亚阶段3:相互有人际关系预期、联系和一致。这个阶段，正当概念发挥的是好的作用，主要涉及的是其他人的情感，这个时候，保持对共同体的忠诚，相信伙伴，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被激发起来，服从规则和完成他人的预期。这也是一个很情感化的时期，对于培育人的道德感非常重要，也是道德概念和道德行为的模式形成的重要时期。亚阶段4:社会系统和协调性的维持。在这个阶段，社会性不断增加，“正当是为一个人的社会义务，维护社会秩序，维持社会福利或者群体”。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在这个社会化比较明显的过程中，判断力的发展明显受到两个标准的制约。第一，什么是善的？对于这个阶段的个体来说，就是完成实际的义务，这个义务是一个人自己已经同意的。法律是一种人们自身制定的规则，以避免有社会义务和权利的冲突。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认识到，善属于社会、群体和制度。第二，为善的理由是保持制度作为整体进行运转，自我尊重，满足一个人确定义务的良心或者结果。这个时候，人们更多的是问，如果别人那么做，怎么办？彼此关系成为重要的考虑方面。

第三阶段是后传统和原则性阶段，这个阶段，“道德决策来自权利、价值和原则，这些是(应该是)所有个体可以同意的，这些个体形成或者构成了一个社会，社会在于有公正和有利的实践”。这个阶段也分为两个亚阶段。亚阶段5:天赋权利和社会契约或者效用阶段。按照哈贝马斯的解释，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善的是坚持基本权利、价值和社会的法律契约，甚至是它们和具体的规则和群体的法律冲突的时候”。这个亚阶段解释有两点很重要:第一，“善是人们意识到了这样的事实，人们坚持不同的价值和意见，绝大部分价值和规则与一定群体联系”。但是有些价值和规则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在任何时候，这些规则和价值应该得到坚持。这些解释很像近代早期社会哲学中的一些设计。第二，契约为善。国家、社会、家庭、朋友、信任和工作义务是委托和契约所自由形成的，需要对其他人的权利予以尊重。但是这些善，“一个人关心法律和义务，是建立在全部效用的合理的计量上，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善”。亚阶段6:普遍伦理原则阶段。“这个亚阶段假设由普遍伦理原则指导，此原则应该为所有人类所遵循。”这个阶段在哈贝马斯的讨论中占据非常显著的位置，他认为其关键是，“1.善就是为普遍伦理学原则所指导”。虽然特殊法律或者社会契约通常是有效的，实际这是因为这些法律或者契约建立在普遍原则的基础上。“2.为善的理由是，作为理性人，一个人已经明白原则的合理性，并为此负责。”普遍的善、合理性在这个阶段已经成为核心。

这些阶段表达出来一种逐渐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人逐步学习的过程。人的能力不断变化，人的道德意识不断发展，人们在较高阶段认识到道德原则的重要性，也认识到对个体的尊重和群体的团结是不能割裂的。

这些阶段有什么意义？哈贝马斯认为，第一，“话语伦理学和这种学习概念的结构主义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是这样:它把话语性意志形成(和一般性论证)作为交往行为的反思形式，也形成了从行为到话语的态度变化”。人的道德意识和能力的发展也是一个学习过程，反思性的阶段是较高的阶段。行为是重要的，但是话语、话语本身在较高阶段是更重要的，也是道德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第二，“论证要求有效性，这是他们日常交往中没有问题的行为趋向点，需要主题化并形成问题。当此一情形发生的时候，论证参加者对有争议的有效性要求采取了一个假设的态度。当实践话语开始的时候，有效性冲突的规范被放在暂时无效的地位。”在人们道德意识发展的过程中，这种假设性态度是进入论证以证明道德规范有效性的重要方面。第三，“规范是否能够被承认，问题将由规范的提倡者和反对者之间的论争来决定。伴随着从交往行为到话语的阶段转变的态度变化，这不是正义的问题，而是真理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以前在初步对事情和事件的处理中考虑的事实，现在必须被理解为也许是问题也许不是问题”。以认知的态度，像追求真一样追求善，面对的规范的有效性可能有问题也可能没有问题，需要一种争论来解决。

我们理解，道德意识发展中出现的态度、能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使道德规范有效性论证成为必然。第一，道德发展中人们具有了学习性态度。道德判断力发展的历史，也是一个学习的历史，人的道德规范的论证，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哈贝马斯后来甚至将这种学习性带到历史和社会的分析中，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使用了很多，甚至认为道德和文化法律等有自身独立的基础和发展路径，而不是简单地依赖于经济或者其他要素。第二，论证中的主题化。很多问题不能成为人们论证的问题，问题首

先要进人人们论证的范围，然后才能在一定的背景下形成理由并以理由解决。这些都意味着主题化是重要的过程。论证而没有主题化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什么才能够主题化，这个对论证非常重要。第三，认知态度。规范是否能够被承认，问题在于达成一种共识。但是这个过程更多的是一个像认知中追求真理一样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可以用认知的方式处理的。因为人的道德判断力发展历史给我们这种启发。

道德规范有效性的成立论证，从柯尔伯格的角度来看就是如此。但是这种普遍性成立的证明并不能延伸到规范的实现中去，与规范的应用并不相同。这需要另外的应用性的话语。

如果说通过话语过程，能够证明一个规范的有效性的话，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得到证明的规范一定能够在现实中被人们遵守？不是。因为社会规范和社会现实的关系，与自然科学定理同客观世界的关系不一样。“一个规范其事实上可以实现，并不必然能够获得实际的认可或者同意。”进一步来看，“规范的话语证明不能保证道德洞见的实现”。在现实中，道德规范有效性论证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关键制度缺乏，关键的社会化过程缺乏，介入道德论证的必要技能没有获得，更多的是贫困、虐待、歧视。不能保证所有人有能力参与话语过程，有机会参与话语过程。这使得这种证明有一种理想性的特点，而且这些证明主要是作为一个程序性的证明过程来保证这种证明能够作为道德规范的基础。这种证明更多的是形成人们的一种确信，确信通过话语的方式能够解决道德规范基础的有效性问题，别的方式无法保证这个基础。

证明形成和发展的现实性何在？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理想性的话语情景中对规范进行有效性论证。其实，现实的话语过程在现实中并不能完全满足，只有在制度化的代议制度中，在非正式的公共舆论领域中，这些问题才能够多少得到解决。这些论证实际上不是完全得到理想的论证而保证有效性的，可是没有这些理想的甚至事实上不能存在的话语情景，论证是不可能的。

参考文献

[1]Juergen Hahermas，MoralbewuBsein und Kommunika-tives Handeln，Suhrkamp Verlag，Frankfurt am Main，1983，S.72.

[2]Robert Alexy.Theorie derJuristishcen Argumenta-tion:Die Theorie des Ratinalen Diskurses als Theorie der Juristis-chen Begruendung，Suhrkamp，1978.S.224.

[3]Juergen Habermas，Erlaeuterungen zur Diskursehtik.Suhrkamp Verlag，Frankfurt am main 1991.S.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