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收入分配困局及财税对策

时间:2022-10-22 03:53:43

试析我国收入分配困局及财税对策

【摘要】在民生问题越来越被全社会广泛关注,在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悬殊的今天,如何实现公平收入分配,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描述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现状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利用财税政策缓解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的困局的思路。

【关键词】基尼系数收入分配财税政策

一、我国收入分配现状

我国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年均9%以上高速经济增长,经济总量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然而在经济高速发

展的过程中,却出现了社会成员间、城乡居民间、不同行业间、不同地区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现象,使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陷入了一个困难的局面。

1、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国际上,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越不均匀。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我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全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目前20%的高收入者拥有42.5%的国民财富;2004年,占城市总人口10%的高收入者占有45%的城市财富。专家计算,我国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1年的0.45,2002年的0.46,2006年的0.50,到了2008年基尼系数又上新高,已达到了0.65,显著超过通常所说的警戒水准(0.4),并且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而西方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到0.36之间,我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世界范围的比较中也处于很高水平。

2、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1,只有3个国家超过了21,我国是其中之一。国家统计局2001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当年度我国农民人均收入为2366元,这其中包括40%的实物收入,实际的现金收入在1800元左右。在这1800元当中,还有20%的现金要备来年生产资料之需,这么下来,农民手中真正用来购买消费的现金只有1500元左右。而当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6860元,是农民可支配现金收入的近5倍。如果再考虑到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城乡之间真实的差距大约在6∶1之间。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经济下滑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城镇居民,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7年的3.33∶1扩大为3.36∶1,绝对差距首次超过1万元。

3、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扩大,相当一部分表现在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间差距上,特别是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1978年改革以来,尽管各地区人均GDP均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它们之间的差距却在持续扩大。1980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比是1.8∶1.18∶1,1990年扩大为1.9∶1.17∶1,2002年进一步扩大为2.63∶1.26∶1。这说明1990年的东部与中部、西部的地区差距比1980年分别扩大了5.9%和5.6%,2002年比1990年又分别扩大了28.4%和38.4%。而2008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比是2∶1∶0.86。地区间人均GDP差距的扩大,说明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水平也在日渐增大。

4、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主要表现为有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使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总体上呈扩大趋势。资料显示:1987年我国收入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工资比是1.38∶1,1991年行业平均收入最高与最低水平相差1.55倍,到2002年这一差距扩大到2.99倍。而到了2008年,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行业相差已超过10倍。从1978年起至今,电力、煤气、金融保险、房地产、采掘、地质勘探等行业成为国有经济中收入水平增长最快的行业。

二、促进公平收入分配的财税政策建议

1、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1)实现工资与主要经济指标协调增长。近年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逐步上扬,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持续下降,而我国工资增长幅度却滞后于GDP的增长。因此,有必要建立与GDP、CPI、财政收入、企业利润等主要指标联动,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以上指标占不同权重的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的新机制。

(2)完善公务员“阳光”工资制度,清理整顿公务员工资外收入。将其收入公开化、透明化。要在保持职级工资制主体功能的同时,归并简化基本工资结构。合理拉大不同职务人员的工工资差距,增强竞争激励机制。向基层公务员倾斜,发挥工资的导向作用。

(3)改革事业单位工资制度。结合事业单位体制和人事制度改革,研究符合各类事业单位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分级分类管理的事业单位薪酬制度。规范工资收入分配的支付方式,建立单位工资专户。将单位的工资性收入全部纳入单位工资专户,实现单位工资分配的货币化、透明化、规范化。加强对非基础公益类和经营服务类事业单位内部收入分配的指导和监督,重点健全对事业单位法人的约束和监督机制。

(4)强化企业职工的权益保护,提高职工工资。这一方面取决于其赖以就业的企业的盈利水平,另一方面还取决于职工与业主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要在公有企业中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在非公有经济中建立健全工会组织,保护和体现职工利益,加强其与业主讨价还价的能力,缓解贫富分化问题。

2、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

(1)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一是实施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逐年加大城镇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经费投入。并在调查摸底、审核、公示的基础上,落实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让困难群众充分享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二是要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加大财政对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乡卫生院、村卫生室的扶持力度,让这项制度更好的惠及农民群众。三是建立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我国现有的由街道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构成的社区组织网遍布基层,熟悉千家万户的情况,便于监督和管理,而且成本较低。建议采取制度化措施,使社会保障机构与社区组织和各种市场中介机构密切衔接,建立广泛的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

(2)大力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一是大力支持发展农村义务教育事业,切实把义务教育重点放在农村。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对困难家庭学生实施免费提供教科书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推进农村中、小学现代化远程教育工程,确保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顺利进行。提高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水平,集中资金加快改善农村中小学课桌椅、学生饮用水、学校厕所等基础设施。二是支持城市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施免学杂费和贫困生免教科书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等政策。

3、动用合理的税收政策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私人财产得到进一步累积,特别是我国高收入阶层拥有巨额财富。众所周知,产生贫富差距的原因有三个:收入、支出和财产。本文认为可分别在收入、支出和财产三个环节,动用税收政策来调节收入差距。

在收入环节,应发挥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等税种的积极作用。个人所得税作为国际通行的调控收入公平分配的一个重要税种,对调控收入公平分配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它通过累进税和法定免税可以发挥对收入的二次分配功能。目前,个人所得税占我国全部税收收入比重较低,2008年不足7%,但是由于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一直倍受社会各界关注。现阶段个人所得税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分类计征难以体现公平,费用扣除标准不规范等等。目前比较通行的观点就是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综合考虑家庭实际负担来设计扣除标准,以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额近年来备受关注,已经从最初的800元增加到2000元,但是仍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对此,中央可以制订基准,将扣除额和地方的人均GDP水平挂钩,赋予地方一定的浮动权,同时应与当地物价挂钩,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因为不同地区人群面临的物价水平不同,同等收入水平下的生活水准也会有很大差异,“一刀切”式的扣除方式容易造成苦乐不均。

在社会保障税方面,目前我国的社保费是按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交纳,在形式上更多地体现了“强制储蓄”的意义,并且由于覆盖面偏窄,社会保障功能比较薄弱。因此,应该在完善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尽快将社保“费改税”,并将其收入纳入地方税务部门征收范围,不但可以增强社保费缴纳的自觉性和权威性,确保资金筹集的数量,同时,可利用现有税务部门的组织机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行征管,还可以发挥地方税务部门在征管经验、人员素质等方面的优势,大大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效率。

在支出环节,可利用增值税、消费税等税种对居民的消费支出进行调节。在增值税方面,由于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广泛,覆盖到生活必需品,而生活必需品在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支出中占的比重大,而收入较高的人负担的税款占其收入的比重反而比收入较低的人要小,这显然不符合税收的纵向公平原则。本文认为对于生活必需品,除了在目前的低税率水平13%基础上,可以对面粉、食用油、大米、自来水和燃气等一些生活必需品给予免税处理,进一步减轻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但。

在消费税方面,消费税调节收入水平,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扩大税基和提高税率的办法来增加高收入者的消费负担。2006年4月,财政部对消费税征收范围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扩大奢侈品的征税范围,如对购买超豪华住宅,高档家具等开征特别消费税。应合理界定奢侈品的定义,既不能挫伤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又要有效的调节高收入者的消费。

在财产税环节,我国目前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现有的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尽管在名义上可以归为财产税。但其设定的纳税人并非着眼于个人,而是以传统意义上的“单位”作为基本纳税人的这两个税种,自然不是直接税。为了实现公平税负原则,应在适当时候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在最后的财产转让和继承环节进行必要的调节,提高税收对个人收入调节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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