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罪疑从无原则的内涵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4202(2010)03-108-01

摘 要 疑罪从无原则是一条已经比较成熟的刑事司法原则,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也已在相关条文中表达了疑罪从无原则的基本内涵,但在我国的实务实践中的贯彻和落实情况却不尽人意,本文通过反思河南赵作海案来分析疑罪从无原则的发展及基本价值内涵,以进一步明确疑罪从无原则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的运用价值。

关键词 疑罪从无 内涵 证据

一、疑罪从无原则发展

最早表述疑罪从无原则的是意大利法学家C.B.贝卡利亚,他在《论犯罪和刑罚》中明确表述,“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以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为罪犯。任何人,当他的罪行没有得到证明的时候,根据法律他应当被看作无罪的人。”而我国对疑罪从无原则引入却很晚,1994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刑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的批复中说明了疑罪从无的内涵:“人民法院对案件的主要事实不清、证据充分,而又确实无法查证清楚、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而被认为我国疑罪从无原则内涵的基本法律立场的是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具体条文是,“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第162条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二、疑罪从无原则的价值内涵

1.疑罪从无原则的实质要求是排除合理怀疑,即排他性。排除合理怀疑是英美法系证明有罪与否的经典表述,而对于排除合理怀疑的定义却在学术界有很大争议。笔者认为英国法学家丹宁对“排除合理怀疑”的定义较准确,即,“证明标准必须得到妥适的确定,尽管这种标准不必达到绝对的肯定性,但都必须具有相当高的盖然性程度。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并不意味着此种证明已没有丝毫可疑的影子。如果不利于某人的证据非常有力,而有利的可能性甚微,那么此种可能性也可由这样的判决加以消除,即‘当然,它是可能的,但一点也不确实’。倘若如此,此案的证明即已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但任何小于此种程度的证明都不够充分。”这种定义强调对证据 “确定性”的把握,这与我国对有罪判决的标准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但虽然学者对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应当如何表述有不同认识,但从实践看,“排除合理怀疑”已逐渐被接受。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也表达了这种观点,如第162条第1款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而具体到我国的实务中,由于“排除合理怀疑”该制度与我国的法律文化有些水土不服,完全替代可能会给实践带来困难。因此樊崇义教授认为,西方国家“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可以看作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表述为“排他性”……①。因此,只有在证据运用和调查上坚持证据的排他性,这样才能把握“排除合理怀疑”的合理内核,使其成为我国刑事司法上的一个准则。

2.疑罪从无原则的本质要求是降低疑罪的必判性。准确的定义疑罪是疑罪从无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降低疑罪必判性的前提条件。但准确定义疑罪却有些争议,我国学术界对疑罪的定义有13种之多,但都并未能全面的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定义。疑罪从文意上看就是并未实施违反刑事法律的行为或者并未确定本行为是否违反刑事法律。但从理论上来定义却很复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广义上的疑罪可以认为是未经法院判决的罪就应被认为疑罪。而如果如此定义疑罪,则疑罪从无原则则有失其适用的实践基础。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款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同时,第171条第3款规定:“缺乏罪证的自诉案件,如果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裁定驳回。” 依据上述条文,笔者认为应从严把疑罪定义为,疑罪就是在刑事诉讼中,用尽一切可能侦查手段仍不能找出足以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据,经检察院或人民法院的规范审查后仍不能认定的罪名即为疑罪。

因此疑罪就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足以依法审判,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中国古代对刑事司法的疑罪处理也有所规定,《唐律》规定:“疑,谓虚实之证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傍无证见;或傍有闻证,是非疑似之类。即疑狱,法官执见不同者,得为异议,议不过三。”现今在实践中,由于缺乏配套制度的支持,导致公、检、法三机关不能在办案中严格坚持疑罪从无,甚至采取一种“差不多”的态度办案。此时人民法院应切实独立的行使审判职责,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时做出无罪判决,而不是一味的要求补充侦查。同时,应顶住各方的压力,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为基本价值要求,对错案做到不受、不审、不判。

3.疑罪从无原则的现实要求是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切身利益。德国刑法学界通说认为,“如果法庭对判决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认定尚存有疑虑,‘疑问时有利于被告人’(in dubio pro reo)原则和择一认定,有助于克服在举证结束后适用法律时产生的疑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第43条还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从立案侦查起,犯罪嫌疑人一般是处于被羁押的弱势状态,同时,由于我国现今的刑事司法中不规范处还有很多,因刑讯逼供的现象频发。而且由于我国刑事办案人员的水平还不是很高及一些客观上的原因,导致上述规定并不能很好的执行,甚至有些地方对这些关于程序的规定视而不见,导致一些冤假错案而出现,如佘祥林杀妻案和刚刚发生的赵作海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