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余者的零落

摘要：《沉沦》和《芝加哥之死》分别为郁达夫与白先勇的短篇小说。它们都是留学生文学的重要作品，都聚焦于留学生的自我认同危机，同时呈现出相异的大环境特征和具体肌理。本文将从他者目光的冰冷、性与爱的无依、文化与价值的失根等方面对两部作品进行比较论述，试图探究这两部作品中“零余”与“零落”之深层内核。

关键词：自我认同；留学生文学；零余者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曾出现五四时期新青年留学热潮以及五六十年代台湾留学热潮。这两次热潮中，大量中国学子求学海外，现当代留学生文学由此诞生。郁达夫和白先勇分别为五四时期和五六十年代留学生文学的代表作家。

郁达夫的《沉沦》与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皆为两人在留学生题材上的代表作品。两篇小说的创作时间前后相隔四十余年，却呈现出人物和情节安排的多处呼应共通。两篇小说的基调都十分压抑、感伤；主人公都是忧郁彷徨的知识青年；主人公都经历了精神上巨大的痛苦，为国族、欲望等问题寻觅挣扎，且在小说结尾选择走向死亡。两篇小说所讲述的都是“零余者的零落”。

“零余者”这一形象最初见于俄国文学中。而在中国文学史中，是郁达夫最先提出并投入创作的。“‘零余者’属于边缘人物形象，带有边缘性的文化表征，他们多挣扎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之间，或进或退、无所归属，他们理想的种子在现实的土壤里不能发芽、开花，以致郁闷、悲愤、颓废……带有很大的悲剧性色彩”[1]。上述两篇小说中的留学生“他”和吴汉魂，无疑是“零余者”的典型。

笔者认为，使得两个主人公陷入“零余者”的境地，并依循各自的轨迹走向“零落”的根本原因是其自我认同的落空。查尔斯・泰勒曾对“自我认同”这一概念加以阐释：“对我们来说，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理解什么对我们具有关键的重要性。知道我是谁，就是知道我站在何处。”[2]而这一“知道”需要稳定的世界观，以及自我对意义的求取和认证。

留学生在巨大的困苦之中步步维艰，始终没有寻得自我认同，最终全然否定了自己的生存理由和生命价值――这即是《沉沦》与《芝加哥之死》所展现的悲剧。

一、他者目光的冰冷

自我认知是经由对所处情境和自我位置的审视和思考得出的，“每个人的自我确认，需要各种资源，因为我们是在各种复杂的关系之中确认我们自己是谁，我们如何对待我们周围的世界。”[3]“他者”是外在于自我，并与之产生关联的客体。对《沉沦》与《芝加哥之死》的两位主人公而言，其所处的异国环境与所遇的人物，都属于他者。他者的目光和态度是获得自我认同的必要一环――“认同的达成，是在与关键人物的对话中、从他者的视域下进行自我审视、自我建构的。自我认同不是单向建构的，而是在一种反馈式的关系结构中完成的。”[4]

《沉沦》中的“他”是敏感而病态的，始终惶惶揣度着日本人对自己的恶意。他躲避与日本同学相处，疑心他们在背后嘲笑他，甚至路遇向他问好的农夫也倍感慌乱。在他消极甚至带有被害妄想的理解之下，他者对自我是绝对否定的，“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此外，由于他的几个中国同学“怎么也不能理解他的心理”，他亦报以疏远甚至敌对的态度。

《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与他者的隔绝更为彻底。他日复一日在狭小昏暗的地下室里拼命地读书。当他走出地下室，真正看到城中区的一切时，“他突然觉得芝加哥对他竟陌生得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地理名词，‘芝加哥’和这些陈旧的大建筑，这一大群木偶似的扭动着的行人，竟连不上一块儿了。”吴汉魂一朝醒觉，他与这个生活了数年的城市仿佛从未联结。而小说中唯一一个与之产生接触的人物，即他在酒吧遇见并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萝娜，对他的称呼始终是“东方人”。在吴汉魂告诉萝娜自己的名字后，萝娜认为太别扭改叫他Tokyo。当吴汉魂说自己是中国人时，萝娜表示“你们东方人看来都差不多，难得分。”名字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人身份和重要性的象征，此处，吴汉魂的自我连同国别，都被轻易地抹去了。

如果说《沉沦》中的“他”感受到的是外界的鄙夷和敌意，那么《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则是被轻视和忽略。而这些目光之所以在两人的心中映照得如此冰冷，与两人的国族存在着极大的关系。

《沉沦》主人公时常以中国人和日本人对自我和他者进行区隔。当他因同学不主动找他谈天而怨怒时，他嘲骂自己“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对你当然是没有同情的，因为你想得到他们的同情，所以你怨他们，这岂不是你自家的误会么？”而在内心独白和日记呈现中，他一次次热切地表达对中国怒其不幸哀其不争的情绪，哀怨地呐喊着“我总要复他们的仇”。中国的落后和虚弱使得他陷入极度的自卑和敏感中，也影响着他对他者的态度及他对他者态度的解读。

《芝加哥之死》中，吴汉魂的国族身份虽不至于使他陷入病态的惶恐，但“遥远的东方”的确如同一个标示异类的标签跟随着他，加深了他与所处环境的互不理解和格格不入。他者对他而言，其距离感和漠视感不言而喻。

二、爱与性的无依

爱是一个人存在的证明与归属，但两位主人公都没有在情感上没有得到接纳和慰藉，处于“孤绝”的状态。

《沉沦》中的“他”在与长兄发生龃龉后立刻去信断绝关系，自认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其后，他对他人的揣想更为凶恶，对自己的人生更为放任。而《芝加哥之死》的吴汉魂在接到母亲逝世的消息后仿佛被剪断了与人世相连的唯一纽带，近乎癫狂地投入课业中，整夜被关于母亲的梦魇纠缠。于两位主人公而言，亲情是维系他们与人世“藕断”却仍旧“丝连”的力量。亲情的断裂是让他们在零落中下沉的重要一击。

亲情已然失去，爱情更是渺茫。《沉沦》的主人在孤单的青春里急切难耐：“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但是始终没有出现这样一个主动奉献的异性，国别的羞耻感、强烈的自尊心、病态抑郁的思考方式又使得他对自己能拥有爱情的可能持绝望态度。《芝加哥之死》中吴汉魂的情况则不同：在芝加哥的生活中，他忙于功课而疏于社交活动，形容苍老而在性前自卑。他曾得到过一个女子真正的爱，但终究因去国之举失去了她。离别之后生活的繁琐固然是他们渐生隔阂、走向陌路的原因，但也有学者指出，离别时，吴汉魂的克制和决绝已然是一种出于道德考虑的放弃。“可见他对性是相当矜持的，对婚姻爱情有着深沉的责任感，骨子里浸透了传统文化道德。”[5]

在这两篇小说中，“性”问题的探讨无疑是其重要主题。两位主人公都在作者笔下进行了关于“性”的思考挣扎，“性”亦成为其走向零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他”和吴汉魂而言，性原本是羞耻的、隐晦的，但在其处境下，性关系的发生一方面能够满足生理上的欲望，另一方面是在精神上摆脱孤独困境、与外界发生关联的特别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所谈及的“性”已不仅仅是主人公个人层面的需求和排解，更是“自我”与“国族”建构与解构的辐辏点、隐喻着两者关系的象征符码。

《沉沦》中的“他”在与异性接触、经历性的过程中往往是自卑的、受惊的。同行的日本男生搭讪女学生时，偷窥旅馆主人的女儿洗澡时，以及在面对酒家侍女时，他都表现出一种不安、羞耻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与人我互动中的性别与国别位置流转有着显著的联系。“他”原本拥有着在两性关系中一贯被视为强者的男性身份，但因国家的积弱而在与异性的互动中产生卑微之感，反而认知为较低阶的一方。上下位阶的取代取消了“他”在生理性别上的优越，而感到国别所带来的屈辱。当酒家女问道：“你府上是什么地方？”他对“支那人”身份的愤懑和羞愧涌上心头，立刻脸色大变、浑身发颤。

两性关系的强弱颠倒同样反映在吴汉魂的性经历上。当吴汉魂与萝娜相处时，吴汉魂始终是惊惶的被支配者。在小说带有吴汉魂主观色彩的描写中，萝娜的一举一动呈现得野蛮、丑恶，两人性关系的发生甚至带有“诱骗”的意味。两人之间，萝娜的主导地位是显而易见的，而吴汉魂则在其中被摆布甚至霸凌，感受到自身存在的渺小和破碎。

国别位阶对性别位阶造成了强势逆转，在此情况下，“性”的主题暗含了主人公自我羸弱昏暗的面向。“‘象征符码’基本是以修辞格‘对照’组的方式来呈现其意义，如冷与热、爱与恨、生与死、男与女等。”[6]――以《S/Z》中罗兰巴特所阐述的象征符码概念解读，“性别”之男女与“国别”之强弱已构成主人公处境和心境的重要象征。其自我认同的建立在“性”的实现中是无望的。

除却国族位阶的高低，两人“性”之观念与行事的矛盾演变，还折射了另一个关键的问题，即国族文化的差异。此亦是导致两人无处安置自我价值、自我认同岌岌可危的重要因素。

三、文化与价值的失根

《沉沦》中的“他”，乃至郁达夫笔下的绝大部分主人公，都在性的追逐、矛盾和挫折主题中徘徊。在郁达夫留日期间，“两性解放的新时代，早就在东方的上流社会――尤其是智识阶级、学生群众――里来到了。”[7]被设定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的《沉沦》对此已有多处反映，例如女学生向异性暗送秋波、男女在芦苇中私会、酒家客人与侍女调笑等情节。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芝加哥更是一座充斥着性与激情的城市。《芝加哥之死》中，吴汉魂从地下室窗口窥见的城市一角，充斥着女子身姿和欢愉调笑。此外，小说中以吴汉魂的眼光展现芝加哥的多处描写尤为精彩，这座城市的欲望气息呼之欲出――

“芝加哥从夏日的午睡，娇慵地苏醒过来。”

“整座芝城，像首扭扭舞的爵士乐，野性奔放地颤抖起来。”

“六月的芝加哥，在黄昏时，像块刚从烤架上叉下来的牛排，酱汁滴沥，颜色黄爽，洋溢着透熟的肉香。”

吴汉魂临死之时，文本出现的对芝加哥的最后一次描写是如此绝望：“芝加哥，芝加哥是个埃及的古墓，把几百万活人与死人都关闭在内，一同消蚀，一同腐烂。”这寄托着他始终是城外人的悲伤和荒诞。

毫无疑问，对两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的青年而言，异国性观念的开放、人欲的崇尚是极具冲击性和异己感的。他们过去奉行的是禁欲主义的东方伦理，在性的方面长期持保守压抑的态度。中西性观念的不同，使得他们不知何去何从，陷入囹圄之中――他们的内心希望认同西方观念使主体得到满足和释放，又无法摆脱一贯秉持的东方观念加之于其的强烈负罪感。

小说中两人对于性的接受过程十分痛苦艰辛，并最终走向了价值幻灭。“当一个人在各种文化传统的对立、冲撞中无所适从的时候，他（她）就必然陷入认同危机。这样，在异质文化激烈冲突的时代，往往易于产生认同危机，或一个群体内部的认同的分裂。”[8]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之间，个体是局促无力的。自我认同的完成，首先需要一套统一的文化价值体系作为依据。文化价值的无所依归使得自我认同无处扎根，也就无从谈起。个人伦理观念评定方式的丧失，使得思想和行为变得模糊、虚无，或是腹背受敌、无法立足。两部作品皆体现出主人公在两种文化传统中寻觅生处的艰难痛苦，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异国的文化环境中无法割舍与原初所认同的中国文化的关联。

《沉沦》与《芝加哥之死》分别呈现出西方文学中浪漫主义风格与现代主义风格的显著特点，然而易被读者忽略的是，其中也隐含着传统叙事和传统文化的痕迹。

除却华兹华斯、海涅等西方诗人外，《沉沦》中还提到另一位诗人――清代的黄仲则。文中对“他”的故乡和旧时书斋有多处描写，亦交代他过去的时光都是在中国度过的，换句话说，他是在中国的历史洪流中长大的。即使在时代的变动之中，他仍旧受到传统典籍的巨大影响，“他回家之后，便整日整夜地蛰居在他那小小的书斋里。他父祖及他长兄所藏的书籍，就做了他的良师益友。”不单有西方文化的学习，中国传y文化的吸收在他的性格塑造和价值建立方面起到了更重大的作用。当他决定写诗寄友，他写下的亦是七言古诗。

《芝加哥之死》的叙事里则出现了非常多外国文学作品与作家、音译语汇和现代书面语，但细微之处仍能看见吴汉魂视角的“传统化”。女人的“腿子”、“膀子”；灯花像“鬼火”、堤岸是“一溜”堤岸――作者始终以吴汉魂的角度来观照外界，其中出现了一些乡土性质、俗语性质的词语使用。体现得较为集中的是在文中萝娜语言的翻译部分，例如“找不到伴儿，我猜。”“你也要杯酒来，我们且乐一乐。”萝娜说的话原是英语，但在吴汉魂视角下，其翻译而来的不是正统规范的表达，反而呈现出本土俏皮的方言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萝娜形象的随意粗俗，更重要的是，这一若隐若现的语言特色暗示了吴汉魂的所看所感最终着落在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背景上。

中国传统已经深入骨髓，但每时每刻都生活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中――对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皆有所亲近和投入的两难情况下，作为留学生的主人公因失落了K极价值而失落了对自我的认同。

四、结语

《沉沦》与《芝加哥之死》的主人公各自经历了其自我认同的寻求和落空，各自经历了焦虑、变态、虚无的心理状态，最终都在他乡一个孤独寂静的角落选择自沉以得到解脱。无法得到他者的认同、性与爱的满足以及文化价值的终极立场，这都与其无法抛弃、亦无法与异国环境相适应的国族背景有着重大的联系。某种意义上，两位主人公的零余，代表着其时代背景下现代化、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的零余。

这两部小说投射了作者其自身处境，亦投射了其时整个留学生群体，乃至整个国族的处境。查尔斯・泰勒认为自我认同的求取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在现代之前，人们并不谈论‘同一性’和‘认同’，并不是由于人们没有（我们称为的）同一性，也不是由于同一性不依赖于认同，而是由于那时它们根本不成问题，不必如此小题大做。”[9]留学生在现代西式社会中所感受到的外界冲击，亦是向现代化转变的中国时刻在发生的传统与现代的冲撞。“生活于这种‘中间’或‘过渡’状态的人既无法在传统社会制度、伦理结构、道德评价体系等所提供的视界中确立自我的某种内在本质以及在社会网结中的位置，又因对现实社会状态的某种不适应，而难以实现对周围事物和自我的完整、稳定的认知。”[10]如何在这一种“中间”状态中安置自我，而不沦为零余者，不仅仅是留学生文学所包含的个体疑惑，更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国族性的精神命题。

参考文献：

[1]刘菲：《新时期小说“零余者”形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2][加]查尔斯・泰勒著，韩震等译：《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3]汪晖：《自序》，《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吴义勤，张丽军：《“他者”的浮沉：评贾平凹长篇小说新作》，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03期.

[5]宋桂花：《异乡的沉沦――对比郁达夫和白先勇中的死亡叙事》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04年03期.

[6]李泓伯，《读――罗兰・巴特五种文化符码的方法运用》，文学前瞻第四期.

[7]郁达夫：《雪夜》，《郁达夫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8]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9][加]查尔斯・泰勒 著，程炼译：《现代性之隐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10]王金胜：《“新时期”小说的自我认同》，博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