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中的母亲形象分析

内容摘要：玛格丽特q杜拉斯的《情人》在法国一经出版，便获得了热情洋溢的赞美，这部带有自传性色彩的小说以法国殖民地越南为背景，描写了一位法国少女与中国富商少爷之间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小说细腻的笔触，以及作家对人生的独特体悟无不感染着每一位读者。这部小说被介绍进中国后，研究者多着重于分析“情人”这个人物形象，对其他人物的研究则相对较少。而母亲是这部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人物形象，作者通过这个人物揭示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一位普通女性深刻的内心世界。

关键词：矛盾 崇拜 孤独与绝望 天性自然

《情人》这本书描写了一位法国少女与中国富商少爷之间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除了爱情之外，在作者跳跃的思想中还浮现着几个不同的人物，而母亲则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人物。虽然母亲并非这本书中的主要人物，但是她的形象依然十分丰富。下面就从四个方面对母亲的想象进行分析。

一.道德理想与渴望金钱的矛盾

首先，母亲身上交织着一个理想与现实、精神与物质的矛盾，这个矛盾主要体现在她对待女儿，也就是“我”的态度和做法上。

作为殖民地地区的白人，“我们”并没有殖民者经济上的优势，“我们”家境贫穷，“也卖过我们的动产家具之类”，但是精神上“我们”仍保持着相比殖民地人民的高贵性和自尊感，“我们有羞耻心”，“我们还雇着一个仆役”。在母亲的三个孩子之中，“我”是唯一的女孩儿，母亲始终希望“我”保持纯洁之身。当“我”从沙沥回西贡时，母亲像往常一样亲自送我到车站，并托付西贡汽车司机照顾，带“我”回来，唯恐发生意外，诸如“火警、、土匪抢劫”之类。不止如此，母亲也时时告诫“我”不要触碰“这种灾祸”，母亲所说的“灾祸”无疑是性的问题，她不愿她的女儿在嫁人之前就成为一个白人娼妇。可“我”却一直期待着性的体验，并沦落在“这种灾祸”带来的安乐之中。当母亲冷眼观察“我”的变化并由此发现“堤岸的事”，发现“我”的情人，她便发了“一次疯病”，“说她的女儿是一个，她要把她赶出去，要看着她死，没有人肯娶她，丧尽廉耻，比一条母狗还不如”①。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尚未完全长大就已经失身于人。在母亲眼中，“我”已经由一个纯洁的白人少女堕落为一个小娼妇。“我”身上寄托着的母亲的道德理想，“我”的羞耻心全因为失身这样耻辱的事崩溃，同时崩塌的还有母亲的情绪，她无法接受自己时时教导的女儿竟沦落至一个“”，她近乎变态的剥光“我”的衣服，嗅着“我”身上的气味，这些行为都是她所期待的道德理想崩塌后绝望的表现。

纯洁的道德理想总归是形而上的，母亲作为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定有她的现实追求。父亲的早逝使得家里的重任全都落到母亲肩头，贫穷一直迫害着这个女人，“我的梦充满着母亲的不幸”，“她是让贫穷给活剥了的母亲”，给“我”买的衣服鞋子都是削价处理的商品，为了省钱全家去照相都是照集体照，同大多数人一样，这些节俭之处除了见出一个女人的美德之外，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她生活的艰辛。母亲或许本性不是个爱钱之人，但是现实背景之下，金钱对母亲便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母亲渴望金钱不是为了自己能够享受真正富足的生活，她更偏爱的是自然，金钱于她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缓解生活压力的必需之物，让她不至于给贫穷剥削的“”，让她一个女人在社会中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起码有自己的尊严。而母亲自己试图赚钱的道路并不顺利，她买的一块土地并没有给她带来收益，她束手无策。可青春年少的女儿却能在这方面帮助她。在殖民地，人们总是盯着白种女人看，甚至十二岁的白人小女孩也看，而随着“我”年龄的增长，白种男人也向“我”投来几瞥。或许正如“我”自身所察觉的那般，别人看“我”除了因为“我”漂亮之外，在更大层面上则是性的问题。母亲自己的装束令人不可思议，让“我们”觉得丢脸，而她却能接受“我”标新立异的打扮，丝毫不介意“我”打扮得像个娼妇，不在意“我”吸引着男人们的目光。她甚至还说服校长同意“我”晚间自由活动。若是“我”真的吸引了某个富有的白人，从而在经济上帮助母亲解决部分压力，母亲自是欢喜的，于她生活的压力或许能就此得到一定的缓解。这样的推测在小说中也得到了一定的隐性证实。尽管母亲不喜欢“我”的情人，可当他请“我”的家人吃饭时，所有人看着他付账七十七阿斯特，“我母亲忍着没有笑出声来”。母亲内心的笑或许同她的两个儿子一般庆幸享受了一餐免费的盛宴，但是在更深一层意蕴上看，母亲的笑是因为她体会到了金钱给穷人带来的轻松与欢乐。所以“我”的身上实际上还寄托着母亲对于金钱的渴望，刻薄说来“我”还是母亲获得财富的一种手段，“她是女儿和情人之间的牵线人，女儿代替她实现着现实的和理想的需要，她却在需要与渴望之间折磨着”②，而这恰恰与母亲希望“我”保持贞洁的道德理想相矛盾。

这种矛盾反映了母亲内心理想道德与现实生存之间的冲突。在精神上，她希望女儿洁身自好，做一个纯洁无暇的少女，不要被欲望所诱惑;但是由于生活的压力，贫穷的剥削，她又希望女儿的魅力能吸引某个有钱人，从而以金钱让自己在生活的压力之下缓口气。

二.对男性力量的崇拜与偏爱

在三个孩子中，母亲对于大儿子的偏爱在小说中可见一斑。首先在称呼上，母亲只把那个唯一的大儿子叫作“我的孩子”，而叫另外两个则是“两个小的”。语言通常能反映一个人的内心，这样有别的称呼正说明了大儿子在母亲心中地位的与众不同。

母亲对大儿子的爱在“我”看来强烈而又邪恶。“我的母亲所以活下来就是为了他，为了他吃饱，睡暖，能够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③在家庭条件拮据的情况下，母亲依然尽力想让她的孩子――大儿子――过得好。她为她的大儿子在昂布瓦斯附近买下一处产业，可被他一夜之间输得干净;她在古堡内养鸡设法赚钱，终是失败;对于大儿子抽大烟、、偷窃，母亲从来一句抱怨都没有;甚至母亲的遗嘱都是用牺牲“我”的办法将好处转给她的大儿子。对这个不事生计、品德败坏的儿子，母亲充满的赞美之词，她肯定他是三个孩子中最聪明的，最有“艺术气质”，最精明，最爱他的母亲，最理解她。而偏偏这个最理解她的儿子让母亲操心了一辈子，直至老年依旧为他谋划着。

相比大儿子的一事无成，小儿子带给母亲的烦扰则相对较少，起码他没有一些坏脾性，能自立、买车。可母亲却令人费解地偏执地爱着大儿子。相比小儿子，大儿子身上多了到底多了些什么呢？一经比较，我们会发现大儿子身上更多几分男性的阳刚气质。大儿子从小在力量上占据优势，常常没有由来或者寻些荒唐的理由找弟弟麻烦，两兄弟经常无缘无故打架。在兄弟俩的打斗中，母亲永远只是陪衬，大儿子一次次在打斗中彰显自己的强悍，在大儿子的威势之下，小儿子则显得相对懦弱和胆小。并且母亲时常在人前夸赞大儿子的强悍：“在外面她不讲详情，她不说大儿子比二儿子更加强有力，她说他同她自己的兄弟、北方地区乡下人一样强壮有力。她对她两个儿子那种强有力很是自豪，就像从前为她自己的兄弟强有力感到自豪一样。她和她的大儿子一样，看不起软弱的人。”④母亲对于大儿子的强悍充满溢美之词，相比之下“我”的情人则不那么受到母亲的喜欢，她觉得他“类似沙漠上发现的腐尸”。对于这种男性强悍力量的欣赏甚至崇拜使得母亲心中抹掉了大儿子的种种劣迹，让她不遗余力的爱这个儿子，毫无怨言，哪怕到死，她也要求把大儿子和她葬在一起，这是至死都不愿摆脱的偏爱。

母亲对于大儿子的偏爱实则反映了母亲对于男性力量的崇拜。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就曾提出崇拜的心理状态假定，“她们必定会因为缺乏一个像男孩子一样的而深感欠缺，所以对男孩子既羡慕又嫉妒，有时产生想变成男孩的愿望”⑤，认为由于男女生理构造的差别，女性很容易对男性的强壮以及各种生理状况产生妒忌，于是产生了试图成为男性的性别困扰――即所谓的崇拜。其后的阿德勒对这一假定进一步完善，他认为女性希望成为男性是因为希望拥有那些被我们的文化认为属于男性的特质或特权，比如力量、勇气、独立、成功等。这种崇拜在母亲身上就有所体现。父亲早逝后，母亲一直孤身一人支撑起整个家，多年来母亲以贞节为理由压制自己，“贞节之于她早已习惯成自然了”。父亲过世太早，最幸福的时光仅在她的生命中短暂停留，母亲对人性的欢乐缺乏一定的体验，又一直压抑自己，而母亲毕竟是一个女人，她有追求这种欢乐的欲望。而她身边最亲近最具男性力量的无疑是她的大儿子，她将自己全部的情爱转寄在大儿子身上，她对大儿子近乎执念的偏爱在一定程度上是柔卡斯塔情节，即恋子情节的表现。

三.孤独与绝望

内心与现实矛盾、任性的欲求不得的母亲在家庭和社会中也是孤独绝望的。一方面，母亲为家庭所“背叛”。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要抚养三个孩子始终得靠她自己。

“我还看得出，她站的很不得力，很不稳，她也没有笑，只求照片拍下来就是。她板着面孔吧，衣服穿得乱糟糟，神色恍惚，一看就知道天气炎热，她疲惫无力，心情烦闷……从她那种神态显然可以看出，她已经无力给我们梳洗，给我们买衣穿衣，有时甚至无法给我们吃饱。没有勇气活下去，我母亲每天都挣扎在灰心失望之中。”⑥其时，父亲病重，母亲独自支撑家庭，母亲当时尚还年轻，本应该享受人生的幸福，却已被生活、被家庭拖累得容颜憔悴。父亲离世后，母亲的生活除了劳累，更多了孤单相伴。

对于“我”，母亲一心希望“我”能考上数学教师资格会考，依靠稳定的工作养活自己。而“我”却更倾向于母亲认为无所希望、没什么作用的写作。“我”希望写小说，“我”在学校的课业是法文考第一，数学不行。这无疑让母亲失望。而更让母亲震怒的，则是“我”失身于人，不再纯洁，而是污秽。而对于她的两个儿子，母亲深爱着她的大儿子，她的一生似乎就是为他而活。可大儿子一心贪图享乐，甚至偷遍自己的亲人，他直到五十岁依然无法自立，依然靠母亲来维持生计。而小儿子呢？小儿子在函授学校学习会计课程，可惜他只有三分钟的学习热情，母亲无奈，只得给他不断地换驻地、换学校，如此反复十年，最终还是一事无成。母亲每时每刻都在为她的儿女的前途操劳，儿女的身上都寄托着她对未来的希望，可现实却是对她这些寄托，这些希望大大的背叛，儿女们的选择与她的初衷背道而驰。在这个家庭中，她是孤独的，她的想法根本得不到儿女们的支持，她对未来的希望也在一点点崩塌。

另一方面，母亲也为她所在的社会压迫、弃绝。一位失去丈夫依靠的母亲在异国他乡抚养三个孩子定然会受到社会的无情打击。母亲购置了一块租让地，事实证明那“真是可怕的经历啊”⑦。只因不肯行贿，母亲便被殖民地当局所欺骗。单纯而又愤怒的母亲以为依靠法律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然而“事实上，她多次诉讼失败，她要控告地籍管理人，控告董事会董事，控告殖民地官员，她要控诉法律，她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只有隐忍等待，空等下去，她没有办法，只有哭叫，最后，时机错过，一场空。”⑧法律面前也并不是人人平等，它也只维护有权势的人，母亲能做的只是一个女人最无力的哭喊。她也以这样的哭喊面对过要债的印度商人。母亲在这样的社会中无疑处于弱势地位，尽管她是白人，但她更是一个普通妇女。社会能给予她的除了压迫，就是这种压迫带来的孤独与绝望。“她呼号叫唤，她说不要等待什么，不要期待与任何人，任何国家，任何上帝。”⑨这是这样的社会打破了她所有的期待，变成一个无所谓希望的女人。

就这样，母亲像一个独异者，独异于家庭，独异于社会，更独异于希望。

四.天性自然

为社会生活所迫、孤独绝望的母亲，在她心灵深处仍保有任性的纯真之处。虽然母亲常抱怨照相定价太贵，但她还是拿出钱定期去拍家庭照，母亲请专人给她的孩子照相，目的是为了看看孩子们是否成长正常。她会像所有母亲一般将几张照片拿来互相比较，讲讲孩子们如何在成长。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无所希求，心里满溢着爱的母亲，此刻的她只是关心孩子成长的母亲而已。尽管儿女们让她操了一辈子心，但她是母亲，是割舍不掉一丝亲情的母亲。而对于这些照片，不管“我”的姨母因为“我”行为不检多么不待见“我”，母亲依然把她的孩子的照片拿给她的姐妹看，她处事向来不半途而废。她面对姐妹的尴尬正如她面对生活中所有困难一般，坚毅而执着，在她的处事之中让人看到“一种深邃的动人的美”，这种美是历经生活的艰辛，依然能够坦然处之，淡然面对生活种种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