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们请注意:“保险箱”已出现裂缝

30多年了，似乎没有人把失业、待业和分配难一类的事与中国的大学生联系起来。仿佛谁都明白，中国的高等学府就像一只质量优异的、“保险箱”，谁能进去，谁的前程就有了八成的把握，至少找一份比普通人优越的工作不成问题。然而今天，“保险箱”在改革的撞击下裂开了一道缝隙。1987年夏天，北京、上海等地高校破天荒地被用人单位退回了一批学生。大学生中有人待业了，有人像皮球一样在用人单位和学校之间被踢来踢去。

于是人们开始议论，议论这“保险箱”的里里外外。

人的饱和与人才的饱和本来不是—码事，

如今却把它们搅在了一起透过“保险箱”，人们首先感受到这样两幅截然不同的画面：

—1982年，“”后第一批经过考试入学的大学生毕业了。足足14万人，还没考完最后一门功课就已被用人单位预定一空。无疑这批学生大多分在了“好单位”“大单位”。

—1987年，北京有570多名87届毕业生被用人单位退回学校，时至1988年2月仍有80名大学生“待业”。在1988年北京市大学毕业生供需见面会上，偌大的会场中，用人单位的“使者”寥若晨星 ……

于是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仅仅6年时间，我们国家难道已经不需要大学生了？统计年鉴上明明写着：在每万名人口中，中国大学生的数字还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为什么宏观上缺人才，微观上又趋于饱和呢？

老王毕竟在高教局工作了8年，他对大学生毕业分配的事门儿清。他的见解或许能对我们有所启发。“别看77、78、79级的学生被一抢而空，其实这里有许多虚假的现象。这些年普遍存在‘企业拔高’‘机关升格’，的现象。科级拔到处级，处级又想升到局级。原先的科只需要2个人，改成处了，至少得要4个。无形中就增加了一大批编制。三四年的功夫好位子就都让大学生占了。‘头戴三尺帽，准备砍一刀’也是一种假象，用人单位本来只能为大学生提供5个岗位，可偏要报8个。用人单位这样做的确不失为高招，但对计划部门来说却又是个虚假的依据。”

假象给人造成了一种错觉：社会对大学生的需求是盲目的。盲目地计划，盲目地培养，盲目地接收。到了1986年大部分国营企事业单位都已达到了人的饱和。

也许正是因为人饱和了，人才也随之被排斥在外。

张厂长真的寒心了。当初他费劲巴拉地把大学生要来就是指望企业多几个能人。没想到这当中有不少人能耐不大，派头不小。不是埋怨领导不重视，就是吵着调岗位调工作。所以他从1986年开始，宁肯自己花钱培养那些土生土长者，也不愿接收国家分来的大学生。

于厂长似乎并不这样看，他早就巴望建立一个微机控制系统，他深知这必须有一批人才。可眼下资金紧缺，设备一时买不进来。况且企业承包了，一个萝卜顶一个坑，调进一个人就得辞退一个人，而辞退人比调进人更困难，所以他宁愿拒绝三个有用的，也不敢辞退一个无用的。

人才的缺乏无法避免人的饱和，而人的饱和又掩盖了人才的缺乏。于是有人把这笔帐记在了统包统配上。

别人都在走向市场机制，

“保险箱”怎能游离于外

也许透视得越清，那种截然不同的画面越丰富。此刻，我们面前又摊开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数据：

—1988年，有60多所院校参加的北京地区大学毕业生分配供需见面会作出统计，本年度北京地区的机关、科研机构及高校对大学生的需求量只占其总数的4.7％，而其

余的需求均来自基层企事业单位。

—某大学对大学生毕业分配志愿作了一个统计，70％左右的学生在第一、第二志愿栏目中填写了机关、科研机构及高校，而要求到基层企事业单位的则寥寥无几。

有人对此发表议论：现在的大学生眼睛朝上，不愿从事艰苦的工作。

而大学生却也有他们的苦恼。许多学生痛苦地告诉我们：我们是怀抱着学一身本事，干一番事业的雄心走进校园的，但学了几年，反倒看不清前边的路了。究竟是为生活而学习，还是为学习而生活？我们把这个争论讲给了一位厂长，又讲给了一位校长。

厂长打了个比方：如果单位发给你一个暖水瓶，好也罢，坏也罢，没用也罢，你都会要，而且还抢着要，因为那是发的。反过来，要你花钱买，你就会多跑几个商店，多看几种花色，多问几次价钱，买来后精心地用它，因为那是花钱买的。大学生分配上的毛病我看就出在“发”上。

校长也打了个比方：我们学校就像打猎的，用人单位就像砍柴的，你的，我的，同住一个林子，谁也不管谁。打猎的不思虑林子一旦砍秃了就打不来猎物，砍柴的不思虑野兽来了没有猎人帮忙自己就会遭殃。学生没学好与用人单位无关；学生毕业后选不到合适的工作又与学校无关。只要大家都对“上”负责就够了。

然而，有一个前提谁也不能忽略，那就是改革。改革中一切都要变。我变了，你不变就会妨碍我变；而你变了又自然地逼迫我变。企业在变。当它越来越多地进入社会生产的大市场后，进人、用人都得掂量一番了。有些企业搞了层层承包，要人的事有时厂长都决定不了。班组长说：“不要”，车间主任没脾气，车间主任说：“不要”，厂长也没脾气。

机关也变了。先是饱和，现在又面临大面积精简、缩编。自然这又堵住了不少大学生的“成才”之道。

这个变，那个也变。别人都在走向市场机制，而“保险箱”怎么可能再游离于外。某高校主管分配的干部告诉我们：从1985年开始，大学生毕业分配的指令性计划一年比一年虚，一年比一年松：分配权从计划部门滑到了学校，又从学校落在了用人单位，更确切地说是夹在了两者之间。于是用人单位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人，而大学生也不必永远吊在国家分配的大树上。在1987年北京市退回的570多名

大学生中，20％的人是自己把自己退回来的。

于是有人评论：1987年出现的大学生待业现象，向人们发出了一个最有价值的信号：供需关系将会在更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们的前程。

有人认为：大学生待业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我们的市场观念正从物的市场走向人的市场。它代表着大学生分配体制改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