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沙出土“白金三品”货币

据《史记・平准书》记载，“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集解》引《汉书音义》指出：“白金，银也。赤金，丹阳铜也。”以上记载说明，早在公元前3000年至汉以前，古人已用白银充当货币进行交易，并称银为白金，意指白色的金属，银有着重要的价值地位。

据长沙、河南、河北、安徽省出土文物的相关报导，我国秦汉以前，就有以白银充当货币的历史现象，但都非政府正式铸行的流通货币，从目前所见到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我国历史上最早铸行的白银流通货币，为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实行币制改革所铸行的“白金三品”。这次币制改革的目的和过程在《汉书・食货志》、《史记・平准书》都有相同的记载，而且对白金三品的形制、币值、材质也进行了详细的记述，但无实物可考，因此，长期以来，“白金三品”就成为我国的历史学家和钱币学者极为关注、研究的货币。

一、长沙出土“白金三品”冥币

1955年，长沙市燕家（山）岭4号汉墓出土了一种奇特的冥币。与《汉书・食货志》关于汉武帝铸行“白金三品”货币的记载相类似。

《汉书・食货志》记载：自武帝以来，“造银锡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但这些白金货币至今未见实物流传。而长沙燕家（山）岭出土的有方形、椭圆形冥币，其状为：

方形币：长方形，四角微圆，平底背微隆，上刻“五”字。长13.5厘米，宽7.7厘米，厚2厘米。

椭形币：呈椭圆形，行制略小。长10.5厘米，宽6.7厘米，厚1.5厘米。作龟壳状，平底微隆背，上端穿有小孔。

武帝铸造的方形白金货币值五百文钱。方形币上刻有“×”为五字，与“直五百文”记载相吻合。文献记载椭圆形币为“三曰复小，椭小，其文龟，直三百”，出土椭形币种虽未刻“三”字，但形似龟，且较方形币略小，应为白金龟币。

二、开始铸行“白金三品”的时间

汉武帝开始铸行“白金三品”货币，以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作依据分析，为公元前121年，即汉武帝元狩二年。《史记・平准书》、《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史记・酷吏列传・张汤》记载：“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仰给县官。县官空虚，于是承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在《史记・酷吏列传・张汤》中的《集解》徐广曰：为元狩二年，“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岁余，白金终废不行。是岁也，张汤死。”

“元鼎二年，汤有罪自杀”。元鼎二年即公元前115年，用倒推法计算，公元前115年，“白金终废不行”；向前倒推“岁余”，即公元前116年，为元鼎元年；再向前倒推“五岁”，为公元前121年，正合《史记・酷吏列传・张汤》中的《集解》徐广曰：元狩二年，“请造白金及五铢钱”。

以上说明，是公元前121年，白金三品货币及五铢钱同年开始铸行。

中国货币史上，五铢钱铸行以前，除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至元狩二年（前121年）十多年间铸行三铢钱外，自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136年铸行三铢钱的85年间，中国铸行的货币一直为半两钱，只是半两钱在不断地减重，但名称不变，为“半两”。自公元前121年汉武帝铸行五铢钱后，以前的半两钱废止，至唐朝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其间 741年，中国货币史上为五铢钱时代。

因此，长沙西汉前期出土泥金钣的墓葬，随葬物货币中均有半两钱同出，而不见“五铢”钱，而燕家（山）岭这座西汉墓则恰恰相反，只出武帝时铸造的“五铢”钱，而不见武帝以前的“半两”钱。说明其时代正值武帝铸行“白金三品”货币和“五铢钱”时期。而且从出土的位置看，白金三品方形、椭形冥币也很明显的与货币放在一起。该墓长2.96米，宽2.0米，出土随葬物22件。头部即北部一端放置石壁，东侧放置铁熏炉，西侧北端放置鼎、壶等容器，而西侧南端则将五铢钱和方形币、椭形币安放在一起。物以类聚，表明此方形、椭形冥币属货币一类，也说明，此币就是见于文献记载而不见实物原形的白金冥币。因此，“白金三品”的发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特殊目的。

三、长沙国流通使用“白金货币”的历史背景

长沙西汉的很多墓葬还大量出土过泥金 ，这些泥金的造型或上铭文已被证实与当世的流通金币相同，是汉朝前期朝廷规定不能用金、银实物陪葬，因此只好仿照当世流通的金币型制制作冥币入葬，此方形、椭形冥币正是依据这个习俗仿照当时流通的“白金三品”制作的，说明该墓主人曾经拥有和使用过白金三品货币，说明在该墓主人所处的时期，长沙流通、使用了白金三品货币。

汉武帝铸行白金三品时，长沙正值刘发的儿子刘遂在长沙国作长沙王时期。

长沙国始于汉高祖刘邦建国初年即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建立了汉朝，将都城长安附近划分为十五个郡，实行郡县制，将原战国时期的燕、赵、齐、魏、楚等地采用分封制，封了十个王，九个王为刘邦的子侄，一个王为异姓王吴芮，即长沙王，于公元前202年所封。到汉文帝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吴氏长沙王因无后嗣而被取消，至汉景帝继位元年，即公元前156年，汉景帝改立其子刘发为长沙王，后人称定王，一直到西汉末年均为长沙国，刘发子孙一一继位。西汉末王莽政权时，长沙王刘发的子孙后代刘秀从放牛娃出身，起义后重新打得天下，建立东汉，为东汉皇帝，至东汉末三国起，东汉皇帝均为长沙王刘发的后代。

刘发为汉武帝刘彻的兄长，公元前141年汉景帝亡，汉武帝继位，刘发作长沙王至公元前129年亡，子刘遂继位，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开始铸行白金三品货币及五铢钱后，刘氏长沙国亦即流通使用白金三品及五铢钱。根据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中国现存最早的地图及长沙出土的“西汉官印”、“酉阳长印”、“陆梁尉印”、“ 镡成令印”、常德出土的“长沙郢丞”印，流通使用白金三品的长沙国地域范围为今湖南全省及与湖南与湖北、江西、广东、广西相邻的部分地区，北界区达汉水之滨。长沙为首府，是长沙国使用白金三品货币的重要地区。长沙燕家（山）岭汉墓的墓中西侧南端同时出土的方形、椭形、白金三品冥币及五铢钱就是这种历史背景的反映。

四、史书关于“白金三品”的记载

关于汉武帝铸行“白金三品”货币，汉代史书有多处记载；如：《史记・平准书》曰“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白选，重八两，环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值）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值）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值）三百。”《通雅》认为“白金三品，皆名白选也。”《汉书・食货志》也同样记载了“白金三品”的形制、重量和面值，两书所述无异，只是币名有所不同。

《史记・平准书》曰：“於是天子与公卿议，……又造银锡为白金。”

《汉书・武帝纪》曰：元狩四年冬，“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

《汉书・张汤传》曰：“汤承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曰：慎阳侯乐买之，“元狩五年，坐铸白金弃市”。

《汉书・西域传》“孝武之世……望用度不足……铸白金”。

《汉书・酷吏传》曰：“后会更五铢钱白金起，民为奸，京师无甚，乃以（义）纵为右内史。其治，所诛杀甚多”。

《盐铁论・错币篇》曰：“其后稍去旧币，更行白金龟龙，民多巧新币”。

《史记・平准书》曰：“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白金终废不行”。

《汉书・食货志》曰：“白金终废不行，是岁也，张汤死”。

《汉书・武帝纪》曰：“（元鼎）二年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张汤有罪自杀”。

从《史记》看，“白金三品”为‘银、锡所造’一套三枚，其形状分别为圆形的龙纹，方形的马纹，椭形的龟纹，币值分别为“值3000、值500、值300，即西汉时是十六两为一斤，故重量分别是龙币八两、马币为龙币的1/6，重1.33两，龟币为龙币的1/10，重8钱，西汉时的一斤约合今天的252克，1两重约合今天的15.63克，因此“白金三品”分别约为今天的125克、20.8克.12.5克。

以上典籍的记载表明，白金三品铸行的历史事实，不仅见于《史记》、《汉书》，并在其它史书中亦有记述。证明汉武帝在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至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的确发行了“白金”货币。

五、实行“白金三品”货币政策的原因

西汉自建国以来至汉武帝即位之初，一直面临北方匈奴的威胁。汉武帝亲政后，匈奴拒绝和亲，常常侵掠汉北方边塞，如何稳定货币，健全钱法，是汉初统治者所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问题，在汉武帝时期表现得更加尖锐起来。汉武帝凭借文景之储，加紧备战。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武帝遣军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匈奴的战争，此后，又向南之两粤，向东边朝鲜及向西南夷用兵扩边的战争，军需耗资巨大，文景帝以来四十余年的财政积蓄，在汉武帝手上十多年间消耗殆尽，《史记・平准书》记载，至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已是“藏钱径耗，赋税既竭”，以致“天子乃损膳”，皇帝亦节衣缩食了。

汉武帝在财政困境中，曾请富人输财报国，但富豪“莫应”“皆争匿财”“不佐国家”之急。这时候，有些郡国不仅不救国家之急，反而聚财兴兵，反对朝廷，如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江都王刘非谋反，平叛又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同时，富商大贾们坐视国家困难于不顾，趁机从中大牟其利，积贮财富，有的大规模从事货物贩运盈利，有的在县城囤积居奇，使得“封君皆低首仰给”，在国家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而富商大贾不佐国家之急的情形下，一些富商大贾“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致使“黎民重困 ”天子与公卿议，更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这样，汉武帝根据御史大夫张汤的建议，为了扩大财政收入，支撑战争，进行了大规模的财政改革，币制改革则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建立统一的货币制度的斗争当中，开始实行白鹿皮币和白金三品货币政策。这两种货币虽然使用的时间很短暂，然而在我国货币史上却有着重要意义。“白鹿皮币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纸币的前驱，” “白金三品”则是我国法定银币的滥觞。“白金三品”的发行虽然符合货币发展的趋势，但没有逃脱被废弃的命运，尽管如此，白金三品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银币。

六、白金三品的废止

元狩二年，汉武帝用少府的银锡，铸造币值巨大的白金三品，其目的在于：一方面敛各郡国铸钱之利，以平衡国库；另一方面消弱诸侯实力，打击一切与皇权对立的富豪，强化中央集权政治“造银锡为白金”，即以银、锡为币材，并法定与铜钱的比价，白金币成为一种巨额虚币，空前的厚利引起社会上空前的大盗铸，“吏民之盗白金者不可胜数”，以至于“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汉武帝为此颁布了严酷法令，“盗铸诸金钱者罪皆死”，使“坐死者数万人”。推算当时至少有200万人卷入此风波。至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白金三品”停止使用。 “白金三品”的推行，是统治者财政需要而产生的，从而引起民间的疯狂盗铸。由于大量虚币的流通，造成财政虚收，不仅没有达到打击富豪的政治目的，有的富豪甚至疯狂盗铸虚币向政府反扑，使当时的社会经济遭受严重影响，百姓财产也蒙受了损失。

由于白金三品货币铸行时间短，既无传世原物，又无出土报告，对于它的研究难度很大，两千多年来，对白金三品货币的认知一直处于虚无缥缈的状态。十九世纪末，中国金石学达到鼎盛时期，钱币学研究随之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不断关注“白金三品”的研究，并取得一定进展，但是，总无实物印证。二十世纪后期，陕西、安徽等地有了一些出土消息，但均非墓葬出土的可考实物，出土现场状况描述含糊，来源缺乏可靠、可考性。而长沙燕家（山）岭汉墓出土的“白金三品”的冥币，是迄今唯一可考的实物资料，用实物证实了汉武帝铸行“白金三品”货币的真实历史。

参考文献：

[1]周世荣《长沙衡阳出土西汉货币研究》，《中国钱币论文第一辑》P195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

[2]《中国古代货币通考》P1022――1042

[3]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下编《白金三品》索引

[4]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P111页

[5]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发展史和表解》P31页

[6]张南：《秦汉货币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作者单位：长沙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