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21 03:13:19
中国文化是安身立命的依靠
将近3年没来大陆的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不久前在北京三联书店举办的《目送》新书见面会上说,来一次很不容易,不是指距离的跨越,而是抽象意义上的不容易,尤其是跟读者见面。因为不是正式的演讲会,龙应台显得很轻松。见面会上,她觉得这本书写的是个人的事情,无法谈,只能请读者朗诵。朗诵完,她和读者一起合唱起蔡琴的“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为什么《目送》不能谈?龙应台说,很多人告诉她,是流着眼泪读完的,有朋友写信开玩笑说:应台你太不道德了,你应该跟出版社说,这个书应该像《花花公子》那种杂志,在卖的时候是封上塑料袋,上面写着,“不能在公众面前打开”,因为不小心在地铁站或者在飞机上读里面的文章,一读就会感情很冲动。“《目送》写的是个人的事情,只能够在个人隐私的空间来读,这也就是我不谈《目送》的原因。”
从80年代初写《野火集》,到现在的《目送》,解释龙应台写作风格的发展,大陆读者可能会大为失望。当初写《野火集》里《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人,还有写了《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的这个人,怎么现在写《亲爱的安德烈》和《目送》?她怎么越写越小了,或者是说怒目金刚怎么会变成儿女私情了?对此,龙应台介绍说,在海外看法刚好相反,以前她是针对社会现实或者政治去写文章,但是那些其实是短暂的、表面的,而真正的实质的、比较接近生命本体的是《目送》这样的写作。从《野火》到《目送》,其实是从小到大,越写越大,而不是越写越小,这两种不同的态度,透露了非常多的文化深层信息,很值得研究。
链接2004年10月关于她的一个访谈文章,很深刻很有意思――
龙应台:
中国文化是安身立命的依靠
台湾作家龙应台已经在香港安了自己的新家。9月,她接受香港大学的邀请,任该校的客座教授。2003年,龙应台圆满干完一届台北市文化局长。她决定重回文学生涯。先是应聘香港堀市大学,后来是香港大学。让她分外欣喜的是,这回,不是她只身一人在此安家,15岁的小儿子华飞从欧洲赶来陪她,留在香港念书。这回的家,才更有家的感觉了。
龙应台为华飞选择的,不是香港的“国际学校”,而是正规的德国学校。在接受采访时,她这样道出自己的深思熟虑:孩子是在德国长大的,“既然我们生活在德国,我就让孩子做个快快乐乐的德国人,认同他们生长的地方。你把歌德的文学、马丁路德的宗教、康德的哲学都吸收消化成你自己的人文素养系统后,再去欣赏莎士比亚或者海明威或者屠格涅夫、川端康成,但不是在你自己空无所有的时候,到处漂浮。我希望他们有一个厚重的锚,船有了锚,就可以放心地启航,万里飘荡。自己的传统文化,就是锚。”
龙应台分外珍重一个人的文化根基。这可以从她自己的文化经历中找到缘由。在此之前,龙应台在多少个地方,安过多少次家?
当年,23岁的龙应台赴美留学,一待就是8年,在那里与德籍丈夫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但是她的心里却没有把美国当成自己的家,1983年,夫妇二人一起返回台湾。
她向记者这样解释当年她回台湾的动机:“我选择离开美国,一方面应该是深受胡适、罗家伦、蒋梦麟等五四前辈的影响,认为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社会是有责任的。当时觉得,如果我留在美国,那么我就应该加入美国文化,对美国社会有所贡献,如果对美国没有这样的热情或承担,我就应该离开,回到自己的本土,寻找自己的位置。”
“而那时更直接的念头是,23岁离开台湾之前,我对台湾只有幼稚的了解。我必须回去,以比较成熟的眼光、国际的参考系,去重新认识我生长的地方。”
当时台湾的现实与从美国带回的“参考系”反差如此之大,令龙应台无法抑制自己的冲动。她投书《中国时报》,一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开始刮起席卷台湾全岛的“龙卷风”。“写《野火集》,一开始当然是一股天真的义愤,美国的‘参考系’使我认识到中国文化里的陈腐面和政治体制的荒谬面。”龙应台说。
龙应台本以为这次她可以真正安下家,但他们在台湾只住了3年。因为在台湾丈夫事业上没有多少空间发展,1986年,他决定赴瑞士应聘,龙应台随夫同行。当时,“野火”正在狂烧,龙应台的隐退,一时还引起“被政府驱逐出境”的谣言。
实际上,龙应台自己说,她决定去瑞士“应该有性别的因素存在。如果龙应台是个男人,他比较可能趁着‘野火’巨大的成功去‘开创事业’,写更多的评论,或者加入反对运动,成为政治活动家。”而她“其实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要专心做母亲。从34岁到47岁,龙应台在欧洲度过了相夫教子的13年,一路随着丈夫从瑞士搬家到德国,把两个儿子带大。
然而,尽管龙应台在欧洲的温暖小家离故乡非常遥远,但她的心却从来没有离开过本土,所以,当1999年去台北担任文化局长的机会到来时,她无法拒绝,只身返回故乡。
现在,她决定,不再回欧洲,要把家安在香港了。
应台出生在台湾,但却是个祖籍湖南的“外省人”;她在美国留学时,绝对是来自不发达的亚洲的“外籍学生”;但等她回到台湾时,已是个有留洋背景的“海归”;她到了欧洲,又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东方人,尽管怀里抱着混血的婴儿。
龙应台形容自己在欧洲定居的13年是“离群索居”的生活,那些岁月里她远离主流文化。“但是欧洲13年给了我三件珍贵的东西:一是美国以外的参考系。我发现中国人对‘西方’的理解是如何地被我们的‘美国观’所窄化。欧洲的多元打开了我的国际观;二是,离群索居测验了同时加深了我甘于寂寞的修行。这种甘于寂寞不仅只是乐于独处,更使你学会一心孤寂,素对穹苍,练出‘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沉静;三是,13年的育儿生活使我稍微认识生命的本质,不从抽象的知识着手,而从为婴儿深夜哺乳、清晨把尿的体验出发。那是一种深情。如果说我知识分子的气质是往天上张望的,那么育儿经验就是我脚踩的泥土。没有这片泥土,我可能只是个浮夸空泛又自大的知识分子吧。”
也正是到了欧洲居住以后,她才深刻地感觉到,自己就是中国人。龙应台曾在她的书《人在欧洲》中写到过她的遭际。那时,她的大儿子只有一岁多,每当她带着孩子在公园里玩耍时,总会有人问她:“你是泰国人吗?”当时,有许多泰国女人到瑞士从事皮肉生涯,她知道,自己被看成又一个卖春的亚洲女人了。而更让她感到不愉快的,是有一些非常善良好心的瑞士人,常常往她的手里塞上几块瑞士法郎,“给可爱的孩子买点玩具吧!”――她被当成当时正在瑞士避难的越南难民了。这种慈悲心肠,让她无从与人解释,也难以消化。
今天的龙应台这样为自己的归属定位:“在文化意义上,我是个中国人。但是当台湾的政府走向违反我的核心价值方向时,我是不惜与之为敌的。而中国的文化,我也不认为它是什么凌驾全球的伟大,更不认为它有真正本质上的独特,我们其实对印度、埃及、希腊甚至阿拉伯的文明都认识得太肤浅、太轻率。但因为汉语是我的母语,因此中国文化就成为我安身立命的依靠,从大海回溯川流时不得不回到的上游源泉。我珍惜这个源泉,但是很清楚地知道,这个源泉是世界上众多源泉之一。我的文化身份认同,是画在很大一张世界地图上的一个小点。”
所以,当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文化上的极端自卑或极端自负,是一百年来多数中国人在精神世界中无法摆脱的两个极端。您是如何‘超越’的呢?”龙应台答道:“当我和一个巴勒斯坦的诗人,一个古巴的小说家,一个土耳其的评论家或者一个德国的学者对话时,我看见他们身后的川流谱系――每一个文化都曾经有过高峰和谷底,里头的人都曾经‘自卑’或‘自负’过。当你有这么一个文化谱系的世界地图在心中,‘自卑’和‘自负’是比较容易超越的。”
龙应台的两个孩子都可以讲汉语。“我给他们一把钥匙。他们一出生我就跟他们说汉语,不掺一句英语或德语,以保持汉语的纯粹。有一天,当他们自己有了欲望要进入中国文化的川流谱系时,他们的钥匙可以开启那个世界。”但龙应台并不强求他们认同中华文化。“孩子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人生路途。他会自己找到自己在地图上的那一点。”
今天,龙应台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是同时在六个地方发表的:新加坡、吉隆坡、香港、台北、广州、美国。在华文世界中,只有龙应台能做到这一点。对此,龙应台表示:“我心中有一个憧憬:华文世界产生自己的‘语境’,从而与其他世界对话。”
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眼界,龙应台更清楚地看到了这天地间“一堵又一堵名目不同的高墙,阻隔语境的交流。”
龙应台的文章常常会招来骂声。这种“千夫所指”来自两岸。但她说,这“不对我造成压力,因为,那本在意料之中――觉得很孤独是真的。”她忧虑的是,“北京和台北之间那么需要沟通,却阻隔得厉害。”
“北京的知识分子太需要虚心了解所谓‘边缘’――香港、台北、新加坡等等――的思维,台北太需要了解每天在内部质变的北京;香港和台北更需要相互学习。我觉得,中国人不能老在舔自己的伤口,或者得意于一时的‘崛起’姿态,而应该思索我们对人类这个社群可以有什么贡献。把鸿沟和高墙拆除,让一个丰富多元、自由开放、充满创意的华文世界变成可能,大概是第一步吧。语境要流通,对话要打开,眼界要放大。”
“这是我心中的憧憬。自己的文章,则是那第一只从沼泽飞出的鸭子,吸引了众多猎人的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