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21 01:36:20
[摘 要] 舍伍德・安德森与沈从文分别是中国和美国文学史上两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地位比较特殊的作家，本文拟从两位作家的生平经历、作品主题及意义、作家本人及作品对后世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对两位作家做一比较，并通过这种比较来审视两位作家对人性的深切呼唤、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美好期许以及隐藏其中的深深的担忧。
[关键词] 舍伍德・安德森；沈从文；追寻；人性
舍伍德・安德森（1876―1941）与沈从文（1902―1988），在各自国家的文学领域和文学地位上，都可以被称为比较“特殊”的作家。目前，所能查到的对安德森与沈从文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及著作不多，主要有罗益民的《岸与圈：一个天文学的隐喻――沈从文的与安德森的》（《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作者从圆形意象母体的角度来分析《边城》和《林中之死》，认为前者以“岸”为前景，后者以“圈”为象征，所说的却都是圆形运动，而这恰好象征着人类行程的运动模式，表现出的是人的精神追求模式；另一篇是谭静的《安德森与沈从文“小镇情结”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论文，指导教师：张强），作者从两位作家的作品都以小镇为背景、讲述小镇人的精神生活、小镇的文化和美为出发点，比较研究他们的“小镇情结”，最后得出结论，认为他们笔下的小镇并不是独立的，既有其独特的一面，也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反映；冯蓓的《社会工业化与人性的压抑和扭曲――与之比较》（《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2期），拿两位作家的代表作《小镇畸人》与《边城》进行比较，指出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重大的历史转型期，工业现代化给乡镇居民带来的孤独、困惑与异化，并指出，尽管其文化背景、创作手法、技巧相去甚远，但由于同处乡村城市化进程这一大背景，因而所揭示的主题相似。
本文在以上文献资料以及作者本人对两位作家作品和相关资料、论文、专著阅读的基础上，拟通过两位作家的生平经历、作品的主题意义、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对这两个作家的异同做一比较，并通过这种比较来审视两位作家对人性的深切呼唤、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美好期许以及隐藏其中的深深的担忧。
一、生逢“乱”世
他们都成长于小镇，都有离开自己的故乡、投身大城市、并在大城市以自己的家乡故土为依托进行创作的经历。我们可以说，两人皆生逢“乱”世，这个“乱”字，在此至少有两种含义。其一，安德森所生活的年代恰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最残酷的两场战争；而沈从文所出生和成长的20年代初期的中国，风雨飘摇，随着清政府的灭亡，各种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其二，身处乱世，他们都经历了各种思想的交锋。对于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来说，各种认识的冲撞，文化的断裂，对现实感到的迷惘和对未来的憧憬互相交织，涌现出了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家，如赛珍珠、斯坦贝克、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因此这一时期被很多研究美国文学的学者称为“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而在此期间的1919年，安德森发表了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上重要地位的杰作《小镇畸人》。经历了新和旧、西方和东方、都市和乡村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文化冲突的以后，沈从文选择了以自己的家乡为背景，用优美的语言、动人的笔触以及对故乡饱满的热情成就了自己的特立独行，也成就了20世纪80年代至今经久不衰的“沈从文热”。所谓“乱世出英雄”，乱世也出优秀文人。
在两位作家的心里和梦里，现代文明的冲击反而让他们更加怀念家乡那种单纯的美好，只不过在描述这种美好时，我们也看到了作家淡淡的哀愁和忧伤，这从他们的作品的主题和意义可见一斑。
二、追寻逝去的美好
两位作家，都在各自所处的特殊的时代和文学世界里，歌颂人类心灵深处对生命、对自然、对美好的人性、对善良的情感的亘古不变的追寻；他们同样厌恶虚伪的人生，依恋、赞美未开化的下层人民的真诚和热情。他们都向往和怀念淳朴的往昔，企求从中寻求爱与美好。
与安德森不同，沈从文大部分作品的创作，灵感都来自故乡湘西那片美丽迷人的土地：青翠的山、幽幽的河、淳朴的人……而没有沾染任何城市污染的翠翠是沈从文笔下大自然最美的女儿，是一切美好、善良、纯净的品质的代表，因此也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尤其让身处都市的人们暂时忘掉世俗的喧嚣，在文字的带领下走进那个纯净美好的地方。然而，沈从文却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被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1]；王晓明也说：“他越是虔诚地描绘牧图，就越说明他对这图景信心并不牢固”[2]。这位执着追求美好人性的作家在建国后一直备受冷遇，或许是因为他所信奉的“唯美”和“理想主义”的创作原则受到挑战，他的生活体验与新时代的要求实在相去甚远，而“沈从文未尝不知道这样的原始文明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趋向瓦解，也未尝不了解这种自然状态的社会被文明社会超越是历史的必然”[3]，而越了解也就越难以承受，故作者通过文字记录下那份内心深处的美好，以此寻求心灵的慰藉、并展示人类对美好的事物孜孜不倦的追求。
三、对后世的影响
两位作家对后世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小城畸人》使安德森一举成名，并使他成为美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先行者和引路人。海明威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在我们的时代里》（1925）和福克纳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士兵的报酬》（1926）都是因为安德森的推荐才得以出版。他还是第一个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探讨他小说中人物的动机和挫折的作家，因而一直被称为“美国‘心理作家’的鼻祖”[4]。虽然安德森曾经遭受冷遇，并且接受过他极大帮助的海明威和福克纳后来都曾模仿安德森的作品来嘲弄这个赶不上潮流的老作家，但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发言时，还是给了安德森一个公正的评价，称他是“我们这一代作家的父亲”。
虽然沈从文在1949年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基本停止了小说创作，且在此之后的三十年内，沈从文研究几近空白，但时间还是给了优秀的作品以最好的评价，80年代以来，饱经忧患的沈从文重新进入大家的视野，自此掀起一股经久不息的“沈从文热”。首先在政治层面被，之后评论家也给与沈从文很高的评价。严家炎先生曾说：“京派小说到了沈从文手里，才真正显示出成熟的样态和艺术的魅力”[5]。沈从文还被称为“文体家”和“文字魔术师”，概因这种种不容忽视作品本身的价值，汉学家马悦然先生曾想授予沈从文以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尽管结果未能如愿，但作家的价值已不言自明。
四、小结
董衡巽先生在评价安德森时曾说：“安德森没有‘后劲’，在二十年代基本上就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尽了”[6]。对于一个曾经辉煌一时的作家来说，也许最为残酷的打击就是“江郎才尽”四个字，这同样也是读者不愿意看到的，安德森后期的作品几乎很难再吸引批评家和读者的眼球，这也许与他的创作观有关系。安德森“坚持‘我们必须与以赚钱为目的的欧美图书杂志的标准决裂，回到旧时美好的写作艺术标准本身’”[7]。这不能不说是作家的天真。
沈从文也有其天真和单纯的一面。1946年，厌恶战争、对饱经忧患和战乱的祖国和人民寄予深切同情的沈从文先后发表《编者言》、《从现实学习》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对正在进行的战争发表评论，认为这是数十万同胞之间的自相残杀，对生灵涂炭的中国大地、对无辜消失的生命，沈从文感到深深的悲哀和忧虑，所以他对战争的双方都给予贬斥和批评。这些评论，或者说这些书生之见，遭到当时左翼作家的严厉斥责和批评，郭沫若甚至把沈从文划归到反人民势力的御用文人行列。
然而，今天看来，这份天真和单纯，这种悲天悯人的思想，不正是我们的时代所需要和所缺乏的吗？
两人生活的年代虽有交集，但从本人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大概安德森从不知道中国有个沈从文，也未见沈从文曾经阅读过安德森作品或曾受其影响的例证，但他们都用文字表达了自己对往昔美好东西的呼唤和怀念；他们都曾辉煌过，也都曾失意过，假如他们有机会相见和交流的话，也许都会给发出一声意味深长的叹息吧！
参考文献：
[1]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选集》[M]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232。
[2]王晓明，《“乡下人”的文体和城里人的理想――论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文学评论[J]，1988（3）。
[3]文学武，《京派小说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270。
作者简介：吴芳敏（1982―），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职称：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