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都是银行人

查考丹青高手家史，偶有发现，一些画家的父辈居然也是吃银行饭的，有的还是名声赫赫的银行家，乘兴挑出几柄成扇，不妨说说他们的画缘、扇缘、金融缘。

“白富美”陆小曼

尘中飞扬，才子佳人――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情故事，叫人荡气回肠。小曼敢爱敢恨，“真爱不是罪恶，在必要时未尝不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来争取”；志摩天生浪漫，“我之甘冒世之不韪，于茫茫人海中，访我灵魂之伴侣”。他俩争到了爱情，可也丢失了爱情。突如其来的飞机坠毁，徐志摩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伤心更多了无奈，陆小曼在孤身只影中沉寂……

被胡适点赞为“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的陆小曼，出身名门，美丽娇艳，是不折不扣的“白富美”。她的父亲陆定很值得一说，为中华储蓄银行的主要创办人。和现在一些人相似，当年上流社会的高官富商，亦喜欢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外国人办的贵族学校读书，陆定紧跟风尚，小曼15岁那年，就把她送到法国人办的北京圣心学堂学习。虽然圣心学堂收费很贵，但陆定“有钱任性”，一心想把女儿培养成名媛。好在小曼天生聪慧，悟性甚高，精通英、法两门外语，能书会画，诵读诗词，擅长音乐、舞蹈，又习京剧、昆曲，多才多艺，万种风情。

陆定原名陆子福，字厚生，因他少时聪明过人，每考必中，长辈因此替他改名为陆定。青年时代，陆定跻身东渡的行列，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成为日本名相伊藤博文的得意弟子，与曹汝霖、袁观澜、穆湘瑶等民国名流是同班同学。在日留学期间，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陆定经同乡翰林汪洵之推荐，入度支部（后为财政部）供职，历任司长、参事、赋税司长等共二十余年，后来创办了中华储蓄银行。这家银行1919年成立于北京，同年10月设办事处于上海宁波路中旺弄，1925年总行因受政局影响停业，上海分部随之挂起了“免战牌”。因其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陆定常常出入于上流社会，来往皆政要，谈笑有鸿儒。

且观陆小曼的画风，近清初王鉴一路，格调呈幽雅淡远之趣，富有灵气。陆小曼嗜画，从小受母亲吴曼华影响，其母古文功底较深，更擅长一手工笔画，“小曼”两字即来源于母亲。失去徐志摩后，陆小曼一度无所事事，为了消闷解愁，拜贺天健为师学习山水，拜陈半丁为师学习花鸟，一心画画。挚友赵清阁对她的作品如是评说：“她的画如其人，清逸雅致，诗意盎然，书卷气洋溢，是文人画的风格――自然洒脱，韵味无穷！”

新中国成立后，陆小曼一度穷困潦倒，得到了市长的关心。1956年，上海美协举办画展，陆小曼有一幅作品参展。一次去参观，看到画上署名“陆小曼”，就问身边人：“这画很好嘛！她的丈夫是不是徐志摩？徐志摩是我的老师。”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诧异沉寂多年的陆小曼居然还健在，并了解到她就住在上海，生活无着。当即表示：“徐志摩是有名的诗人，陆小曼也是个才女，这样的文化老人应该予以照顾。”不久，陆小曼被安排为上海文史馆馆员，虽然是个虚职，但每月至少有几十块钱可领，使她有了最低生活保障，也给了她鼓舞和信心。

“傲娇女”庞左玉

沪上另一位闺阁画家庞左玉，与陆小曼的低调淡静略有不同，感觉有些接近陈小翠，几分傲气，几分才气，画的虽然都是花花草草，但生机勃勃，赏心悦目。庞左玉别署瑶草庐主，同陆小曼一起参加过中国女子书画会，新中国成立后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

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记》记述：“庞左玉名昭，湖州南浔人。父名奉之，早年曾任北京交通银行中级行员，故其子女均生长于北京。左玉其次女也，中学毕业后，其父以善理财，积资有三十万元，即携全家来沪，住虹口一大花园洋房中，作寓公了。即令左玉拜当时温州画家马孟容（公愚胞兄也，早死），郑曼青岳（此人之姑母即张红薇女画家也）二人为师，专学花卉。”

由此可见，庞左玉父亲庞奉之，确乎当过“银行白领”也。庞父供职的交通银行，源远流长。清末历史变革的前夜，中国人白手起家自办银行，但势单力薄，无法与外资银行分庭抗礼。外资银行不仅攫取了中国铁路的筑路权，还通过赔款的清偿，控制了中国的关税收入；又借助进出口贸易，垄断了国际汇兑，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主宰。为此，发展中国自身银行业，“集资设立，以期不外溢利权”，成为当时朝野的呼声。洋务派重臣清朝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在奏文中指出：“臣部所管轮、路、电、邮四政，总以振兴实业，挽回利权为宗旨，设立银行，官商合办，名曰交通银行。”主事者冀望以银行为枢纽，使轮船、铁路、电报、邮政四大事业单位互为交融，从而集中头寸，灵活调度，并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筹措资金，发展交通事业；又取“交通”二字交叉贯通，引申兴旺发达之义。果不其然，在交行早年发行的纸币上，确能看到火车轮船的图案。

于是，1908年3月4日，慈禧太后批准的官商合办银行交通银行挂牌成立。经历了大清王朝、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时期的交通银行，伴着火车轮船的鸣笛声，栉风沐雨，砥砺前行，于磕磕绊绊中创下诸多“第一”，在近代中国金融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1928年，国民政府颁发了《交通银行条例》，特许交通银行为“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1935年，国民政府形成了“四行两局”的核心金融体系，其中就包括交通银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自1958年开始，交行在内地的业务，分别并入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交通银行”这块招牌，由此被尘封了将近30个年头……

庞奉之与近代著名书画收藏家庞莱臣为族兄弟，使庞左玉有机会住进伯父家十年潜心习画，临摹了很多古画，技艺大进。“自古红颜多薄命”。陆小曼病逝于1965年，算是躲过一劫，而“性格既骄且娇”庞左玉，也许太过了解旧上海娱乐圈的是是非非，看不起“最高夫人”那样的绯闻影星，更见不得这样的人登上政治舞台，忍不住“诋毁”几句，没想到为此招来杀身之祸。“”初期，庞左玉不堪，自杀身亡。往事没有价值，对往事的回忆和反思恐怕才有价值；扇子存在价值，挖掘扇子背后的故事才更有价值。

“三鲜汤”汤兆基

提起海派画家汤兆基，倏然想起，鄙人赴上海四季酒店参加拍卖会时，在大堂里看到过他的巨幅作品。汤兆基年逾古稀，曾求师白蕉、谢之光、申石伽等名家，博采众长，各得精髓，书尚势，画尚神，印尚质，鲜华、鲜茂、鲜洁，是谓“三鲜”也。钱君先生称赞他“以书、画、印三艺鸣于沪上，卓然成家，艺林称奇”。汤兆基挥毫，最擅长工笔牡丹。他把牡丹惊艳、平和、净雅、坚韧的性格赋予宣纸，追求形、神、意、笔的境界，着力表现牡丹的绰约风姿和生命力，画风兼有恽南田的工丽细腻、赵之谦的婀娜多姿、吴昌硕的粗放苍古以及任伯年的意趣生动，别开生面，雅俗共赏，圈内有“汤牡丹”之誉。从扇书上看得出来，他的书法也富有独特的韵味，清秀而具张力，刚柔相济，挥洒自如。

令我颇感兴趣的是，汤兆基的父亲曾在上海中央银行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举家随银行迁至重庆，抗战胜利后打道回府重返上海。这段颠沛流离的经历，在汤兆基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因父亲喜好书画，孩提时代的汤兆基字没识几个，却整日浸润于父亲珍藏的欧阳询、赵孟\、倪瓒、唐伯虎、任伯年等名家真迹中，心追手摹，获益匪浅。

要说汤父所在的中央银行，别有一番来历。1923年孙中山于广州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后，着手筹设广州政府自有的国家银行，“先总理为调剂国内金融，补救国民经济起见，乃募集外资组设中央银行”。1924年8月15日，中央银行正式揭开帷幕，由胡汉民、廖仲恺、孙科、宋子文等7人担任董事，宋子文担任行长，直属国家财政部，为中华民国有“中央银行”名称之起始。

转眼到了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直抵上海，中央银行从北洋政府转移到国民政府手中。这一年，国民政府制定《中央银行条例》19条，规定“中央银行为特许国家银行，在国内为最高之金融机关，由国家集资经营之”，并设筹备处于沪上。1928年初秋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尾声之时，国民政府公布《中央银行条例》，明定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同年11月1日，中央银行正式成立，总部设于上海外滩15号（原上海华俄道胜银行大楼）。原国民政府设于广州的中央银行则先后改组为广东中央银行、广东省银行。

处于兵荒马乱的烽火年代，中央银行“居无定所”，流离转徙：抗战时期随政府迁往重庆，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1949年因内战再随国民政府迁往广州、重庆、成都，年底迁往台北。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因许多重要文件随同“太平轮”沉没，致使中央银行迁台之后长达十多年无法复业……

几帧花花扇面，由儿辈到父辈，由水墨到金融，牵扯出数家银行的过往历史，情景交融，浮想联翩。“读画如读史，藏扇如藏智”，善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