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走穴的前世今生

刚刚落幕的奥斯卡颁奖典礼，最后《艺术家》一片捧得了最佳电影的桂冠，在大奖揭幕前，便有不少人注意到：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提名，9部电影中8部电影都是怀旧主题，于是有人难免感慨：原来影坛已经走入了个体怀旧的时代。

怀旧，何止是影坛？在歌坛，这股风潮从来就没停息过，这两年尤甚。当“唱片已死”“音乐已死”在过去的一年此起彼伏之际，面对当下的一潭死水，人们难免会怀念起过去曾经有过的美好时光。

怀旧不是守旧，如果这样的怀旧能够让我们重新找回过去美好的法则，并让这法则重新回到当下的秩序当中，那，就让我们都来多怀怀旧吧。这一年里，本刊也将陆续收拾整理歌坛曾有的各种辉煌与成功往事，期望能对今天的歌坛，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也算是我们对歌坛的一种贡献了。

当下歌坛，唯一看似来火热的事情，就只剩演出了，那我们就从演出开始说起吧，但那时，不叫演出，而叫――走穴。

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有这么一集：《潇洒走一回》。一开场，全家人在小饭桌上集体抱怨物价上涨伙食水平下降，这时何平（宋丹丹扮演）出来宣布，以后每月额外向家里多交500元补贴伙食费。家里人以为她去抢银行了，这时何平才交待，原来，她要开始“走穴”了。

走穴的来历

“走穴”一词最早出现在相声行业，对于那些长期在某个地方表演（比如茶馆）的人，这种地方就被称为“穴眼”。那时每个艺人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穴眼，而有时相声演员会去不同的穴眼中走动表演，这就叫做“走穴”。

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了第一届春晚，大受百姓欢迎，于是1984年，全国各地就兴起了一股举办文艺晚会的热潮，但凡大事小事、或适年过节，都得办个文艺晚会热闹庆祝一下。各地的晚会办得多了，自然需要的演员也多了起来，而刚开始搞晚会的那几年，全国的文艺表演团体并不多，人员也有限，而且当时还是“大锅饭”的体制，演员们基本上都是有单位的，但一些晚会的组织者又不可能把一个文艺表演单位全部拉过来搞台晚会，一个晚会也不可能全只用一个文艺单位的演员，观众也需要看到更多的名角，于是，这些组织者们就开始跟单独的演员进行联系，尤其是那些著名演员，唱几首歌多少钱，谈好了一拍即合，演员们就跟着这些演出组织者走南闯北演出，挣的钱比在单位多很多，并且都入了自己荷包。这些演出组织者就被称为“穴头”，演员们的这种活动就叫“走穴”，在广东一带则被称为“炒更”。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但凡有点名气的演员，都开始踏上了一条前赴后继的“走穴”之路。

为何要走穴？

内地歌坛到1994年前后才开始进入“签约时代”，而之前的歌手们，尤其是在整个八十年代，基本上都没签公司一说，一部分体制内的演员隶属于某文艺团体，完成单位演出任务，拿死工资加演出补助，像当时知名的毛阿敏韦唯李谷一董文华等都是这种；而体制外的，则基本上混在各种夜总会、歌舞厅或者草台班子，靠谈好的价钱挣出场费为生，自食其力，比如毛宁陈明满文军这些，都是从夜总会歌舞厅里唱出来的。

歌手刘柏延自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出道，因为没有渠道进入到体制内的文艺团体，其歌手生涯就是从北京东单饭店里的一个集舞会与卡拉OK为一身的歌舞厅开始的，一唱就是20多年，直到去年夏天，已届35岁的他才推出自己的个人首张专辑《可爱的男人》。刘柏延说，那时出道的歌手不像现在，不管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基本上没有人替他们包装出专辑、打广告做宣传、进行演艺方面的规划，都不会主动想到要出一张专辑什么的来谋生，收入几乎全部来自演出，而想获得更好的演出收入，就得靠走穴。

那是不是所有的演出都能叫走穴？刘柏延的答案是否定的。那时演出与演出也是有区别的，譬如在歌舞厅的演出与在体育场馆的演出就很不一样。1992年，刘柏延开始唱歌舞厅时，歌手普遍的行情是15-40元一场，如今歌坛的很多大腕，像满文军满江他们都是当年刘柏延一块儿混歌舞厅的战友，沙宝亮韩红等也在他们之后走进了歌舞厅。但这样的可以叫跑场，却不能叫走穴。真正的走穴，指的是那种在大型体育场馆之类地方的演出，只有小有名气的演员，比如说上过央视春晚，或者上过一两场公开的电视节目，才有资格登上这样的舞台走穴，而走穴的价格与唱歌舞厅的价格相差很大，更不要说与他们在文艺单位的工资相比――有时一个体制内演员一个月的工资，可能还不如他走一晚上的穴费用多。刘柏延说，1993年他刚开始走穴时，一场穴可以拿到200-300元，更知名的歌手一场穴就可以拿到1000元左右，而当时，一个歌舞团的演员一场演出的补助仅为二三十元，一个大学老师的月工资也仅为200元左右。像那英这种级别的歌手，一个月走十几场穴，完全不在话下，其收入可想而知。

这个价格之后还在不断攀升，在1997年前后爬升到一个新的高度，1997年之前，国内最大的腕儿走一穴，最高也就一万块钱左右，而1997年之后，当时最红的毛宁杨钰莹，一场穴可以拿到五六万。

穴要怎么走

那一个穴究竟要怎样才能组织起来，才能走下去？1989年4月5日的《人民日报》曾这样描述走穴：“这样的文艺晚会都对外标明一个或几个主办单位。实际上，晚会大多是由某几个人组织的。人们把这样的文艺演出称为‘走穴’，把‘走穴’的组织者称为‘穴头’。”

但组一场穴也并非简单随意的事情。记者采访了圈内最著名的演出经纪人、北京龙阳绿洲文化经纪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筱。王筱从1995年就开始在江浙一带搞演出，据她回忆，当时要办一场演出（组穴），通常要走这样的程序：那时要去外地演出，各地都会有一个演出管理部门，譬如说浙江省某市想举办一场文艺演出，首先这个主办单位要向上一级的文化主管单位、即浙江省演出管理中心报批，审批后，主办方再开始找演员。而当时的演员也都得持有当地文化局颁发的演员证才可以参加演出。

演员要怎么找？通常会找一个固定的歌舞团合作，负责各种串场节目以及伴舞什么的，这叫做“班底”，也有称作“底包”的，大家熟悉的著名歌手沙宝亮，1993年前后也是“班底”里的一名伴舞演员，一晚上可以拿到一二百元。除了班底之外，主办方也会提出一些具体要求，比如想找毛阿敏或者刘欢出场，这时，主办方就会通过一些“穴头”来找到这些演员，谈好价钱。通常能有几个这样的大腕演员挑大梁压轴，一个穴基本就可以组成了。

穴头之乱

王筱说，其实当时各省各市也都有一些官方的演出公司，比如中演。但是，即使是主办方找到了这些演出公司，这些演出公司通常也会再把任务转包给一些穴头，让他们来负责找演员。

“穴头”其实就相当于演员和主办方之间的演出中介。据王筱介绍，最初的一些“穴头”通常都是由行内人出任的。譬如王筱自己，最初就是从浙江某歌舞团的业务经理干起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整个江浙一带的演出基本上都是她和她的另一个搭档一起做的。她说，一个合格的穴头，要掌握各方面的人脉关系：要有演出主办方的关系，要有演出场地方的关系，还得有演员的关系，然后把各方面的关系打通并联结在一起，才能成功地组成一场穴来。“主要就是有人脉关系，没有技术要求。”后来也开始参与演出组织的刘柏延也这么说。

正因为如此，后来的穴头就呈现出越来越乱的趋势，几乎成了什么人都可以当穴头的局面，但凡你掌握了一定的人脉关系，都可以当穴头。行内人士在这方面自然占有优势，有很多有组织活动能力、也爱张罗的艺人，也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穴头，刘柏延便是从1995年前后开始组织演员演出的。《潇洒走一回》里，何平便由一个底包演员转而当了一把穴头，而年底将举办个人演唱会的某老牌歌手，也是当年演员中的组穴活跃分子。

人人争当穴头，自然是因为穴头背后的巨大利润点。穴头的收入，主要来自于演员的抽成，通常的做法都是这样：每个演员都会根据自己的市场行情来给自己定一个底价，然后把这个底价报给穴头，穴头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上加入10-30%不等，再报给演出主办方，那这个10-30%就是穴头的收入，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今天，仍是主流。另一种做法就是，穴头跟演出方谈定一场演出的总预算费用，然后根据这个费用去找场地找演员，刨去场地和演员费用，剩下的就是穴头的利润。

穴头之间相互也有竞争。一场演出，主办方不会只找一个穴头，通常都是找来好几个，各自报价，这时穴头们之间就要拼关系拼价格了。据了解，当年最难请的是港台艺人，所以那会儿拥有港台艺人资源的穴头，基本上都赚了。而那时的艺人们基本都没有经纪人，通常都是找自己的兄弟姐妹或朋友出面跟穴头谈好价格，那时的艺人跟穴头之间通常都是口头约定，艺人跟穴头之间关系好，自然就能拿到好的价格。但也有很多不熟悉的穴头，刘柏延说，“各种稀奇古怪的人都有。没法判断谁靠谱谁不靠谱，只能看给的钱合不合适。你只能先跟他合作一次，看他给钱的速度和方式怎样，来判断此人是否靠谱。如果遇错了人，只能自认倒霉，再不跟这人合作了。那时也没有法律保障，没有合同，不像现在。”

穴之水火

当时参与过走穴的人，都知道“水穴”和“火穴”这两个词。穴的水火之分，用刘柏延的话来说就是：“火穴就是说这场穴钱多，观众热情，也成功，水穴就是钱没结到，现场演得也不成功，观众也不买账，这叫大水穴。”

什么样的穴比较容易火？一般来说，当然要有一些叫得响的艺人参加。根据刘柏延自己的经验，“越基层的地方越好演，到稍微高端一点的地方就不好演，因为小地方的人见识少，基本上不挑。”当时的演出也有“场（体育场）”“馆（体育馆）”“外场（路演）”之分，价格也会不同，当然有些大的演员会不愿意接路演的活，但对演员们来说，其实基本上也不太挑，只要钱给的到位了都会去。

那时演员的价格都是根据当红程度来定，什么样的演员才叫当红？王筱说，那就得是有观众口碑，要能“频繁地上春节晚会，频繁地在媒体上曝光，频繁地获得观众认可”。所以当时尚未成名的演员，也都会给自己安一些名号，让自己比较容易火起来，譬如那英就曾经是“小苏芮”，满文军是“小周华健”，刘柏延是“小费翔”。一般一场唱个三四首歌，如果现场反响好，底下观众也会叫返场，但返场是不另外加钱的，所以有的演员是不返场的，当然也有的演员，就喜欢这种效果，就热爱在台上唱歌，所以即使不加钱他也愿意，譬如周艳泓，就很喜欢在台上一直返场，连唱十几首歌也愿意。

但水穴的情况也经常出现。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演员与穴头之间，通常都没有合约，只有一个口头协定，相互之间全凭信任。通常演出前，穴头会先付给演员20-30%的定金，到了现场再把剩下的钱结了，也有在演出完了才结账。但有的演出就有很多意外情况，碰到意外，或者是演出方给不出承诺的钱来，或者是穴头卷钱跑了，演员结不到账，就只能是“水穴”了。

遇到水穴，演员通常只有两种应对方式，一种就是在演出前拿不到钱，或者拿到的不是先前承诺的钱，那就不上台，最多自己买张机票回家就是了。另外一种就是演完了还结不了账那就只能自认倒霉，以后再也不跟这人合作了。

穴之祸

单单只是遇到水穴，大家就是拿不到钱也就罢了，但事实上，走穴中还存在很多风险。

对穴头来说，如果碰上水穴，拿不到钱，有责任心的穴头要对演员负责，要想办法帮他们解决钱的问题，但王筱说：“有的穴头，赚了钱会把钱给你，没赚到钱，可能他就跑了。到了一个地方，票房不好，赞助也没到位，他们拿不来钱，发不出演出费，就只能跑路。”刘柏延曾组织两个朋友去海南演出，演了十天，结果大穴头拿着钱跑了，当时那两个朋友自己还有点钱就先回来了，而刘柏延一是要对朋友负责，想办法把钱要回来，另一方面也要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就只好一个人留在海南，一方面通过别人介绍地方演出，一方面去找穴头周旋，但最后也没把钱要回来。

穴头也会遇到很多不可预知的危险。王筱就曾在安徽被绑架过，“当时演出方不负责任，我们把演员联系好了之后，他们又用多少钱卖给当地了，当地票房不好，付不起这个钱。那以前我们找演出都是朋友托朋友，不像现在拿到钱才演，演员没拿到钱肯定不演，不演的话那边的人就不干，于是就我们倒霉了。”《我爱我家》里的何平就因为组穴失败，被扣在当地，要家人递寄1万元人家才放人回来。

当然，穴头也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有时穴头跟演员谈好了价钱，有演出方又跳过穴头直接去找演员再谈价，或者反过来演员直接去找演出方谈价。这种情况不多，但也偶尔会碰到，王筱说：“基本上大家在行内混，都还懂得互相信任、遵守规矩。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艺人。只是这种事一旦传出去，这艺人以后也很难在圈里混下去了。”

对演员来说，走穴的风险除了碰到水穴拿不到钱，还要承担声誉上的影响。走穴在当时也是一个社会声誉很低的事情，当时《现代汉语词典》上给走穴的定义，就代表了一种对走穴的社会认定，是指“演员为了捞外快而私自外出演出”。显然，“走穴”是一种无纪律的谋利行为，早已为公众所诟病。而因为走穴中通常会出现税收问题，偷税漏税情况严重，很多演员会因此惹上麻烦。毛阿敏就是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

此外，在走穴中，演员和穴头以及演出方之间，本着圈内的规则达成交易，双方按交易原则办事，如果当中一方出错不能按约定履行交易，另一方是有权终止交易的。但这些幕后的事情观众是不知道的，他只知道说要来的演员没来，或者没上场，那就是演员的问题，就会抨击演员的艺德。韦唯当年在演出中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演出方未能履行事先约定，韦唯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当然只能把钱都收齐了数清了才能上台，但这一幕被别人拍到曝光，于是，韦唯就被淹没在口水坑里了。

所以，遇到这些风险时，演员们通常都会比较被动，怎么应对，全得看自己怎么想了。王筱提到有一次在贵阳的演出，“当时有好多人，董文华、赵本山，我还从香港调来了梁雁羚，十多个艺人。但贵阳那个地方真的很穷，我们在酒店里住的时候，全市的人都围过来看。当时的保安措施没做好，所有人都直接冲进场来看演出，票卖得非常不好，演员就拿不到钱，就决定不演了。当时董文华就拉着赵本山的手说，‘本山，我们不能这么做，哪怕我们拿不到钱，也要给人家演，广告已经打出去了，我们不上台，影响很坏的。’董文华是军人，她会更在乎自己的形象。”

还有一些风险，就是经常有些演员会遇到当地的一些权势人物、大哥什么的，提出一些让演员陪吃陪喝之类要求，“这种情况，就只能看演员自己怎么把握，怎么随机应变了。”刘柏延说。

走穴是江湖，商演靠规则

如今，走穴这个词相对就没那么多人说了，人们更习惯的说法是商演，但在刘柏延看来，其实也没多大区别：“无非是说法不一样罢了。对于这行内的老人来说，大家还是会习惯说走穴。”

但还是有很多区别的。在王筱印象里，走穴变成商演，应该是在世纪之交前后的事情，而主要的导火索，是更多港台艺人的介入：“因为那时内地艺人都没有公司，所以一谈走穴，你找艺人或他的经纪人直接谈就行了，大家口头上约好就行了，根本不需要合同什么的，但港台艺人都是有公司的，他们要演出就很麻烦，会跟你提很多要求，要走程序签合同，怎么付款都要合同里事先约定。内地艺人进入签约制后，慢慢也开始仿效港台的做法，这样一来，演出就变得越来越正规，人们就更习惯用商演来称呼它了。”

从走穴到商演，对艺人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刘柏延说，最大的好处就是有法律保障了，而且基本上艺人都是拿到全款后才参加演出。对于演出组织者来说，演出行业的正规化和合同保障，也让演出操作上的可执行性大大提升。当然，现在的艺人参加商演也不用再像以前走穴那样，还要承担舆论的压力，大众也早已习惯了这种行业规则和现象。

但走穴时代的一些风气仍然沿袭了过来。“现在是个人都可以淡演出接演出，甚至演员的助理、化妆师都开始接演出了，演员的电话满天飞，每个人都来给你报价，你都不知道哪个才是靠谱的。”王筱说，那最后就只能看是谁先把合同签下来，这个演出就交给谁做。

但走穴的时代还是有很多令人怀念的地方。那个时代的人还比较重信誉，有人情味，这是王筱和刘柏延共同的印象。王筱说：“走穴时代，就像是一个江湖，大家都讲江湖义气，互相都凭信任办事，你对得起我，我就更对得起你，我与你之间没什么可说的，是我们之间直接的信任在起作用。当时孙楠刚从新加坡回来，那英就对我说，他挺不错的，你帮帮他吧，那时我就找他演出，一场给他6000块。直到现在，我找好多演员演出，还是不用合同，一句话，你帮我我帮你，就搞定了。但更多的人什么都不讲，就讲合同，就讲钱，太冰冷了。”刘柏延也提到，那时很多艺人之间也都相互帮忙，譬如有人找到满文军，满文军就会说，我这儿还有谁谁谁，都一块儿吧。而艺人与艺人之间相互介绍的演出都不会收钱。

从走穴到商演，是整个行业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但王筱也提出一个建议，应该成立一个“经纪人协会”，只要加入这个协会的人，才可以接演出谈演出，这样对各方面都会是一个更好的保护，“不然这个行业只会越来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