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贵州政治团体与贵州辛亥革命

清末中国政党活动，瓦解了清王朝的政治基础，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好了干部和组织上的准备。贵州辛亥革命就是贵州自治学社与预备会两大政党联动的结果。

清末中国政党活动，无论是活跃于国内保守君主立宪的预备立宪公会(1906年)，还是成立于日本以满清王朝建立共和为目的的同盟会(1905年)，其活动瓦解了清王朝的政治基础，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好了干部和组织上的准备。贵州辛亥革命就是贵州自治学社与预备会两大政党联动的结果。

清末政治团体(党派)由各种知识学会及市民团体演变形成。1897年底贵州学政严修整合“经世学堂”的师生力量组织“算学会”，在熊继先草拟出一个章程后便没了下文，却由18名经世学堂学生与社会名流于1898年4月组织起“不缠足会”。这是贵州诞生的第一个近代社会团体；同一时间，雷廷珍在贵阳动议创办“黔学会”，认为“学会实黔中之要务也，何如开一黔学，约集同人以相讲肄，讲中学以通经致用，讲西学以强国富民”；吴嘉瑞在贞丰约集二十多名青年组织“仁学会”，一时间维新思想“弥漫了贞丰全城”。失败，无论是处在襁褓中并“以相讲肄”的“无形学院”黔学会，还是研习科学知识，讲授《仁学》的仁学会，都随之夭折。

在贵州，无论是算学会的刍议，黔学会的策动还是仁学会创造出的短暂辉煌，都随世纪末的钟声烟消于无形，却为后来者留下一笔精神遗产，不久结出了硕果。1900～1902年间，黄干夫、凌秋鹗等人在贵阳组建“算学馆”，彭述文、平刚等组建“科学会”，乐嘉藻、周恭寿等创办起“同志会”。之后随着“新政”步步推进，各级教育会、商会、农会等社团先后涌现。

1900年前贵州萌动的社团雏形，性质大都为学术或知识团体，惟有“仁学会”弥漫着强烈的政治诉求，主办者吴嘉瑞与政治人物谭嗣同关系密切，在学会中讲授谭嗣同的《仁学》；《仁学》的核心就是要“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仁学会“纵论革命不讳”，鲜明的政治主张溢于言表，显示出“算学会”、“黔学会”都未曾袒露出的政治胆识，影响广泛。此后的“科学会”就申明其目的：“一为修学术，一为从事革命。”

动摇清王朝在贵州统治基础的最大政治团体，是自治学社和预备会。自治学社于1907年在贵阳田家巷“镜秋轩”一隅筹组，第二年合法注册，成员从最初33人发展到1911年的三万余人，在全省五十多个府州县建立了分社，该团体从一开始即以政党建设为基本模式。其领袖张百麟在《发起意见书》中罗列分析了英国、日本各政党组织结构与在国家中发挥的作用，认为贵州应当组建一个类似性质的政党。另一领袖张鸿藻发表的政治纲领中，以“助成立宪为宗旨”，以政党组织进行活动，以“国会开设”和“地方自治”为“振救中国国家之至计”。可见自治学社是一个政纲鲜明、有领导核心、有广大社会基础，企望跻身全国政党政治活动，代表贵州政治家声音的一个现代新党派。

贵州政党组织的出现与巡抚庞鸿书的开明姿态相关。尽管这一年清廷颁布了查禁政治团体的谕旨，封查了由日本迁到上海的政闻社，但自治学社在贵州成功注册，庞鸿书显然网开一面。巡抚所持开明姿态也为另一个政党预备会的成立提供了温宜土壤。1909年在贵阳成立的预备会是紧随自治学社在推进生态环境中比肩而起的贵州另一个政党性质的组织。作为政治团体所具有的共同政治倾向与群体性活动，它比自治学社在形式上出现更早和成熟。其核心成员以梁启超的立宪思想为旗帜下，主要领袖唐尔鳙、任可澄1903年前后就在京与梁启超的追随者保持联系，1905年牟琳等在日本接受梁启超思想。他们回省后成为在贵州宣传君主立宪思想的群体。

上述两党在贵州政治舞台竞相博弈，起到了瓦解清王朝统治基础的作用。争夺教育总会领导权，助推了现代教育的扩展；竞相参加“新政”机构，弱化了封建专制势力；竞选谘议局和参与国会请愿活动，深化了民主政治的进程。最后，两党联手成功领导了贵州辛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