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傲慢与偏见》为例谈谈经典的功用

内容摘要：文学经典对人的作用是多重的，既可以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作用于人的灵魂，也可以以立竿见影的方式改变人的言谈举止。本文以《傲慢与偏见》为例分析礼仪在文本中的体现以及对当今中国的现实意义，并探究外国文学教学与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密切联系。

关键词：经典 礼仪 人文素质

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教师会经常遇到让人感觉十分郁闷的事：学生约教师有事面谈，等到教师按时来到定好的地点，就是等不到学生；有时上课走进教室，迎面会扑来一股油饼、包子、咖啡某一种或两种、三种甚至多种食物和饮料的混合性气味……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在多年的外国文学教学中，学生曾提问过类似这样的问题，学外国文学有什么用？我认为学生当然不是怀疑学外国文学一点用都没有，学生真正想问的是：学外国文学对当今现实生活有没有什么立竿见影的作用？我想这样回答：文学的作用是教育人、熏陶人和塑造人，文学更多的不是教给你一项技能，像电脑维修、美容缝纫，你可以借它来谋生，文学经典是生活的百科全书，是最高明的师长，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生活的意义，使我们的心灵更加丰富成熟。这样的回答不能说有什么错，但它更注重的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让学生感到多少有些虚无缥缈、答非所问，难道外国文学对我们当今的现实生活就没有相对来说快一点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作用吗？当然有，下面我以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为例，浅淡一下外国文学经典的比较直接的功用。

《傲慢与偏见》出版于1813年，这部小说不仅成为奥斯丁的代表作，也是她自己最喜爱和最受读者欢迎的小说，作品讲述的是18世纪后半期乡绅阶层青年男女的恋爱与婚姻故事。在当时那个以财富和地位决定人际关系的时代，婚姻的选择自然也受制于这种社会价值标准。既然如此，那么又怎么解释达西与伊丽莎白的不平等婚姻呢？这里涉及manners问题。英语中manners的概念包括许多内容――举止、言谈、礼貌、风度、待人接物的态度等，总之一个人的文明程度的综合表现，暂且称之为“教养”吧，manners一词，在《傲慢与偏见》一书中出现113次之多决对不是偶然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傲慢与偏见》中的人物可以以有无教养来划分。”[1]我们可以从一些不起眼的细节体会奥斯丁在这方面所做的区分：以人们在窗前的表现而言：伊丽莎白在窗口看见达西带着他妹妹来看望她，赶快从窗口闪开，生怕被人发现，在窗前张望对于像伊丽莎白这种受过教育的淑女来说是不合体统的，相比之下，伊丽莎白的姨妈，则打开客厅窗户，大声向过路的熟人叫喊，请人家进屋坐坐。这个细节鲜明地表现了她缺乏教养。在奥斯丁笔下，言谈举止以及风度在现实生活中是会发生作用的。比如：吉英一度失去了彬格莱，正是她的至亲骨肉的行为失检造成的。别的不说，单凭班纳特太太在大庭广众之下滔滔不绝地谈论这桩婚事的好处，就足以把彬格莱吓退了。达西和伊丽莎白最终结为夫妇，manners在这里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俩之间的隔阂首先是由达西在舞会上对伊丽莎白的无礼引起，可是后来又是manners把达西和伊丽莎白结合起来，也就是达西认识到了自己的居高临下，以自我为中心，改变了他的manners，才赢得了伊丽莎白的心，你看manners有多重要。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阅读《傲慢与偏见》就可以学manners――礼仪，再具体一点说，女生可以学做淑女，男生可以学做绅士。

2010年一项针对欧洲1500名酒店经理的调查显示，在“世界最差旅客”排行榜上，中国人位居第三，在外国人眼里，中国游客不守规矩和缺少基本素养。例如：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用餐时铺张浪费，接受服务时缺少礼貌回应，随意随地吸烟吐痰等等。如果说旅行团的“游客”素质良莠不齐，今天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国大学生在这方面的表现也很令人担忧，我在文章一开始列举的事件在大学校园里并不少见。

20世纪西班牙哲学家桑塔耶纳在一篇名为《英国人的与众不同》的文章中谈到manners问题，他是这样写的：英国人最卓尔不群的地方，尽管局限于个人和私人领域，但却是在优秀国民中间传播最广泛而且是最具特色的。英国人“深谙整洁而不浮华，衣冠楚楚而不哗众取宠，享受快乐而不大声喧哗之道。因此，他的效仿者最多……毕竟，效仿英国人的这些外在特征并不荒唐，这里有一些可以被效仿的东西。”[2]文学不仅可以是一种精神食粮，也可以是一种宣传手册，文学教育可以由内而外，通过对读者思想人格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之彰显于外，也可以通于立竿见影的方式，使人立即付诸于实践。比方说对照《傲慢与偏见》，可以督促学生反思自己的行为举止是否有不当之处，当然不是生搬硬套地去学英国人，而是要结合我们国家民族的风俗习惯，尽可能吸纳别人的长处，做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

现在国人常说，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教育的竞争，是国民素质的竞争，这里所说的素质，更多的不是指天生的性格气质之类，而是指那种后天的、人文的、可变的、可塑的，因而是可因教育或教化而或高或低、或好或坏、或优或劣的素质；是中国古人所谓由“习染”而可变化的“气质”。可以这样说：全人类的相通，是由于先天的“性相近”，而各国各民族的距离，则是由于后天的“习相远”。这个“习”也就是习染或教化或教育造成的国民素质，它决定着一个民族或国家中每一个人的生活状况，影响我们的每一天以至一辈子生活质量的所有这些东西，无一不取决我们的“人的素质”，而这个素质，当然是由从家庭到学校、从学校再到社会这样一个大致的过程所造就，当然要靠一个人从小到老、由外及外、由内及外等的自觉磨炼和养习，而大学阶段所受的教育，在素质养成中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文学教育应当为培养‘人的素质’服务，或者说，大学教育就应当是素质教育。”[3]而文学对人的教育作用至关重要，这当然也包括外国文学。

外谓“外国文学”，顾名思义，就是中国之外的各国家、各民族、各语种文学的总称。中国与外国、当代与古代，隔了两层，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外国文学又携带了极其丰厚的世界文明和历史文化遗产。当我们接触外国文学和文化的时候，会发现有两个出现频率最多的概念或词语，即“human”（人的、人性的）和“human being”（人类、人）由此出发，又相继演变出“humane”（人道的）“humanism”（人本主义）“humanist”（人文主义者）等。这些概念或词语的频繁运用，从某种角度说明西方文学始终将“人”放在文学和文化的中心地位加以关注的。在中国高校的语境下，外国文学经典的教学既要复原其赖以生存产生作用的历史因素、文化心理、社会环境，也要努力挖掘作品中具有的“普遍性”，引起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共鸣，使其对经典有所反应，能跨越时空进行交流，同时还要注意一个文化差异问题。上世纪有国外学者，就曾睿智地指出，当今文化的灾难在于，它的物质发展过分地超过了它的精神发展。并认为“我们的精神生活似乎不仅没有超过过去的时代，而且还依赖着前人的某些成就；更有甚者，其中有些遗产经过我们的手而逐渐消失了”[4]同样，奥斯丁的婚姻观也并不过时，在《傲慢与偏见》中我们感受到她推崇的理想的婚姻是：物质加精神（爱），她还明确强调：没有爱不能结婚。我认为这种观点极有现实意义，是对“我宁愿在宝马车里哭泣”婚恋观的否定，可以帮助当今中国的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和人生观，抵制当今社会流行的拜金主义倾向。

总之，我认为以课堂教学为中心的人文素质教育大有空间可为，不仅仅是在外国文学课堂上。以单列的公共基础课或以第二课堂活动为人文素质教育这种方式很必要，但依托专业课程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拓展也不可忽视，也就是把课堂教学与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结合起来，同时也要注意避免生拉硬扯、牵强附会的联系结合，没有必要对每位作家、每部作品都做此类解读讲授。

注释：

[1]朱虹：《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5页。

[2]桑塔耶纳：《英伦独语》，邱艺鸿、萧萍译，三联书店，第61-62页。

[3]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念》，高师宁等译，贵州教育出版社，2006年，中译本序，第2页。

[4]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陈泽环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4页。

何玉蔚，文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