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写家子”

改革开放后，社会上出现了以写文为生的一群人，他们有一个前卫的名字――自由撰稿人。北京人管他们叫“写家子”。

一些报道中，自由撰稿人大多被描写成地下“文字黑工厂”的“黑把头”，污浊不堪、委琐卑鄙，是一些拜金主义者。他们胡乱抄袭，用剪刀和糨糊拼凑文章或干脆把别人的作品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动用复印机成百上千地把这些“文化赝品”发往全国各地，然后坐等雪片般飞来的汇款单。

不少人因此对自由撰稿人产生了厌恶和反感。其实，社会生活中的自由撰稿人并非都是委琐之辈，媒体和读者也并非如此愚钝，真正做一个能够获得社会认可的自由撰稿人并非易事。笔者认识北京城里一批辛勤耕耘的自由撰稿人，他们有自己的组织――“四城文学研究小组”，这是一个松散的写作沙龙，他们不定期开展活动，交流写作技巧和体会，研究媒体需求走向，寻找文学与社会、文学与金钱的结合点。他们少有中国传统文化人的自以为是、多愁善感。老齐、张扬、田芳是其中的三位。他们从容把握各种文体的写作能力和近乎狂热的写作精神，让人看到一种顽强人格的闪光，看到不屈不挠追求个人价值的渴望，看到自由撰稿人饶有味道的生活。

我以我血写人生

老齐快50岁了，上初中时，听过老舍先生的报告，刚对文学有了一点朦胧的追求，就让滚滚而来的给淹没了。接着，他在内蒙古插了12年队，天高草低的大草甸子磨炼了他顽强的性格。上世纪80年代末返城后，老齐被分配在一家工厂当电工，偶见报纸上有一则“插队生活征文”，试写了一篇《北大荒二三事》，不日即发。老齐拿着生来第一篇作品，竟淌出了泪水。打那儿，他一往情深地开始了笔耕。初时，上稿率十篇有二，后来竟篇篇中的。老同学、老“插友”们说，老齐真不软，笔头子硬着呢！老齐微醉般受用，写得更勤。一篇千字小文有几十元的进项，一年攒下来也能添个大件儿。一到年底，妻子就念叨：大文豪，咱家该添点什么了！直惹得老齐心醉神迷，一发而不可收。

这几年，报刊竞争激烈，文章缺好稿，写出可读性、时效性、新闻性皆佳的稿子不愁发。老齐功底厚、处世深、笔头精，什么都试着“抡”。写东西是个辛苦活儿，千字小稿儿也得改个十遍八遍。而且这是个买方市场，给谁写就得按谁的路子，标准因媒体和编辑个人的好恶而异，极难把握。老齐屡做无效功，呕心沥血、点灯熬油好几天，人家说，内容陈旧，流于俗套，有杜撰的痕迹，得，就算白废了。这还算好的，更多的时候寄出的稿子根本没人理。于是老齐不再傻写，留着多半的聪明先去揣摩、分析媒体的爱好，暗暗掌握它们的用稿规律、风格特点，用功拜读上面的范文，然后恭然行笔，笔墨便搔着了编辑的痒处。稿子寄出后经常打电话虚心求教，一来二去就和编辑们交上了朋友，上稿率越来越高。勤奋、聪明、谦虚、世故是老齐胜算的基础。

这两年纯文学“卖点”欠佳，老齐随之把主攻方向瞄准了社会纪实。纪实得有素材，老齐走在街上两眼放亮，市面上的三教九流都成了笔下闪着亮儿的人物。老齐笔力劲道，像一杆弹不虚发的老枪，作品从豆腐块到千字文到洋洋洒洒的社会纪实，抡得大开。人说老齐开了“天门穴”，笔下出神入化，谁也拦他不住了。

老齐为了写出有“卖点”的文章，就得关心时事。新闻抢不着，那是人家记者的事，老齐专做“后新闻”，进行某些事件和人物的深度采访。采访不容易，因为他出师无名，不是记者，不是作家；也不能说自己是自由撰稿人，那样一说，人们马上会当你是没工作的乞食者。老齐总是托朋友介绍，有时采访一个人七拉八扯地要托上好多人，累得很。但这样也好，记者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身后又有媒体作靠山，天王老子也憷他一头，作家笔下能生花，也能糟践人，都不能得罪，被采访者或环顾左右而言他或干脆闭门不见。而自由撰稿人是吃“软饭”的，得讨被采访的人的好，写出的东西人家不点头、不签字，媒体就不能发。故而被采访人面对老齐情绪放松，没有顾忌和遮掩，好多有了点儿小名气的主儿甚至把脚丫子放松到茶几上。这样也好，老齐更能洞察他们的内心世界，写出来的纪实有血有肉。名人也是人，特愿意有人给“捧臭脚”，自个舒服了还拿老齐送礼，“咳，我介绍个人过去吹吹你，是个自由撰稿人，不要钱，不使白不使……”一个电话过去，老齐就有了“下家儿”，他求之不得，颠儿颠儿地就去了。反映名人的纪实文章扩大了媒体的发行量，老齐也成了“香饽饽”，好多媒体争他的稿，老齐慢慢找到了一种卖方市场的感觉。

时间一长，老齐还被逼出了一稿多投的本事，只要三个月没回音，马上转投别家，张家不用李家用，这里的废稿备不住就是那里的优稿，有的稿在北京发了还能在外地发一次，“一枪两响儿”。要说也是，一篇好稿犹如自己用半生心血孕育出来的孩儿，兴你扔纸篓、团废纸，就不兴我多挑几个人家儿？老齐有了名，报刊约稿多了，老齐讲信用，一旦有人约稿，就上了弦似的玩儿命赶。曾有一篇急稿，约的时候只剩一天时间，老齐白天上班，下班去采访弄到半夜，回家沏一杯浓茶，“啪啪”敲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蹬着自行车横贯京城去给报社送稿，回来时脚下踩棉花，两眼发黑。就这样，人家编辑还打电话埋怨，说错别字多，主题开掘不深，一看就是急就之作，下回可别这样了。老齐涨得老脸通红，一通向编辑说好听的。自由撰稿，容易吗？

老齐年近50，身体大不如前，眼睛迎风流泪、颈椎病，见天乜斜着眼睛拧着身型打字。有一年他的作品获了八次征文奖，一年下来，真就挣了一万出头儿，这钱来得不易，是心血淋漓的成果。老齐的同事开了个公司，一年下来泡歌厅、搓饭局除外还赚了20万，劝老齐说，跟吧，现如今，谁还干这种广种薄收的营生儿？同事说，要论才干，你老齐是他爷爷辈儿的，你有那吭哧文章十分之一的劲儿走走上层路线，身不动膀不摇早就发了，用受那累！老齐答应着，赶到时候就不是他了，又是狂写。写作、挣钱、养家，供老的看病、小的上学，老齐的日子就这么敲下去了。

逼出来的“秀才”

张扬是老政工，今年45岁，做了25年宣传干事。其间他数次打算改行儿干点具体事儿，可是不行，他太能写了。在工厂里，能写的人凤毛麟角，于是他慢慢就成了工厂的秀才。秀才有秀才的用处，汇报工作、介绍经验，另外，当官的随时要出思想，又不屑于亲笔，于是就找有“两把刷子”的人御用起来。张扬在25年里写过的文章不计其数，他的文章都是没有发表价值的干巴巴的东西，工作计划、总结、献血、分房、买国库券、为灾区捐献旧衣被的动员稿……

原本和张扬一道参加工作的大多熬成了企业的领导，这些人能说会道儿，老在上级跟前晃，升得贼快。张扬虽然笔头子厉害，可见了头儿就躲，又尽晚上练活儿，所以混不上去。混上去的人不知为什么都不爱写东西。

如果就这样写下去也就算了，可这两年，单位压缩政工人员，三个人的活儿得一个人干，这一个人还兼打字、沏茶倒水什么的。打字张扬不憷，别的显然就不行了，你想，45岁倒是还提得动暖壶，可形象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张扬长期伏案，背已微驼，脖子一探一探像只鸵鸟，两块瓶底儿厚的近视镜，瞎目合眼地老把水倒在外面。想当初和张扬一同来厂的人都拿了高薪，没当上领导的也纷纷有了专业技术职称――工程师、经济师、会计师等，唯独张扬的25年伏案写作什么都不顶。

张扬觉着不能再活得如此窝囊，而应起而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于是他不再自卑，不再怀才不遇，驾驭着写作之舟驶进了社会传媒的海洋。他凭着多年写作的基本功，以社会纪实为主，兼写小品、随笔、散文，还兼了两个企业的广告撰稿。

写东西是件苦差使，什么事都能走后门，唯独写作，没听说哪家报刊可以放弃自身和读者的利益刊登劣稿。长期向报刊发稿，张扬认识了越来越多的媒体朋友，用张扬的话叫做“占领阵地”。阵地占领得越多，弹药供应越是紧张，张扬慢慢变成了大名鼎鼎的自由撰稿人，约稿不断，总有赶不完的稿子。张扬又回到了过去夜不能寐的日子，所不同的是，过去不睡觉，是给人家借腹怀胎，孩子生下来就让人家抱走了。如今的写作是一种个体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悉听自便，即使是加班加点也加得心花怒放。时间长了，一些报刊还邀请他参加一些联谊笔会甚至旅行，张扬得以认识更多文友，从单位的小圈子里解脱出来，为自己营造了一方通明透亮的新天地。

搭文化台、唱经济戏

田芳是一个才气十足的小女子，打小的理想是当一位作家。她曾经写了许多小说、散文，但撒出去后大多没有回音。编辑跟她说：散文、小说、随笔收到的太多了，他们那儿扔稿子扔“海”了。他们需要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可读性强的稿子。

此时，田芳认识了一位曾令她十分仰慕的专业作家。这位作家月工资只有几百元，相当于一个饭店里端盘子的小姑娘。受生活所累，一应场面应酬、采风、旅游、泡吧、看戏的经历他统统没有，生活局限在家、报刊亭、邮局等，难以写出具有时代感的作品，发稿越来越难。王朔曾戏说自己是“码字儿的”，其实靠码字儿为生的人不少，有码出大富大贵的，也有码不出温饱的。

作家也是人，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于是就有人尝试着去当“”。某某“腕儿”手里有俩糟钱儿，要写一自传，找作家去了，说写完了给一万五，这“腕儿”牛B烘烘，俗不可耐，把自己吹得简直就是千年才有一个的超天才。但作家不是卖“野药”的，他按照自己惯常的文风，理出脉络、编出情节，力求入情入理、藏而不露。“腕儿”看了却不满意，说他写的太绕脖子，太酸文假醋，得大改。作家刚表示了一点不同意见，“腕儿”就急了，说你干活儿不由东、累死也无功，要饭吃就不能嫌馊。作家气得拍了两下桌子，说你丫别装孙子，老子不是“文化”，给俩臭钱就卖身，老子不伺候还不行吗？这桌子不是好拍的，七千五一下，拍了两下，一万五就没了。“腕儿”不怕，一挥手又来了一帮，又是新闻采访又是专题报道，又是纪实文学又是软性广告，活脱脱把“腕儿”捧到天上去了。作家气恨交加把这事写了一篇随笔，名字就叫《不做文化》，挣了80块钱。

田芳自打听完作家的一席话，作家梦渐渐淡出，她开始盘算着做一个自由撰稿人。她发现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许多产经类的新闻和报道非常走俏，房地产、汽车、计算机占据了多数综合类媒体的重头篇目。田芳找一些文友商量，办个文社为企业撰写软性广告，为媒体写专栏文章。本来挺好的创意一提出来，她那些朋友就犯了书呆子脾气。有人说现如今经济组织好办，文化组织有风险，有结社之嫌，别惹政府不高兴；有人说，成立组织好，但工作分配、劳动报酬缺乏操作性，还不如各干各的；有的说我是写散文的，写不了纪实，有的说我是搞纯文学的，不弄那些应景儿的玩意儿；有的说，只要你一成立公司，工商、税务闻着味就过来了，哪还有时间写文章？田芳急了，骂他们烂泥糊不上墙。

田芳自己花钱在报纸上打了一个小广告叫“产经撰稿”， 专门为企业撰写有关“产经文化”的文章。产经文化是产经新闻的延伸，比如人们每天在报纸上看到有关房地产的广告和介绍，但是大多是价位、户型、地段的平淡说明和几句花哨的广告词，房地产业内人士懂技术、懂设计，但缺乏文化、历史感，更没有好文笔，写出来的东西术语连天，没有亲切感。田芳就专门寻找文学和经济应用文体的结合点，力求写出可读性强、具有文化味的经济体裁文章，比如从秦砖汉瓦侃到某项目环保建材的应用，从北京的四合院、大杂院、简易楼、排子房说到现如今的生态住宅小区、绿色环保和智能化小区。

田芳不愿人家叫她自由撰稿人，为什么？北京人有一种深入骨髓的“主流职业”意识，除了女明星，越是个体化的职业越不让人“待见”。北京人对自由职业者的鄙夷和轻慢，称谓上就可见一斑：练摊儿的、倒服装的、传销的，自由撰稿人充其量是个“写稿儿的”，这些营生在北京人的传统意识里是小市民，是上不了台盘的狗肉，有骗吃骗喝之嫌。

田芳靠稿费为生，可稿费低得可怜。她曾尝试过一稿多投，一篇千字文就是发个三四次也不过三四百元，可名声就臭了。田芳得吃饭，于是用笔名，用了笔名，有好事者给报社打电话，说张三在某某报纸上抄袭了李四的文章，王五的文笔和赵六何其相似乃尔，报社日后一接到田芳的稿子心里就硌硬，索性压住不发，田芳悔不当初，再不敢造次。

给企业撰写文稿也不易。田芳曾给一家企业写过好几稿产品介绍，人家总是退回来说不行还得改，田芳改来改去挣不着钱，正暗暗抱怨自己江郎才尽，却发现她写的东西在一本杂志上做着连载，敢情她改一遍人家就上一期，一点没耽误发。好多企业不惜重金在媒体广告，但对待撰稿人却非常刻薄，花点小钱就像施舍于你。在他们心里，写东西是虚的，不值个什么钱，写东西的人是拉不开面子的知识分子，给两句好话就找不着北。这样次数一多，田芳急了，圆乎儿脸一抹长乎儿脸，爱谁谁，先拿定金来。这样一来倒好了，如同甩掉了孔乙己的破长衫，扔掉了中国传统文化人的心理障碍，田芳终于在文学与经济道路上走出了一排自己的脚印。

田芳手里的业务越来越多，她一个人忙不过来，北京文友们畏缩不前，于是田芳开始网罗一些外地在京求发展的文学青年。他们做着美好的文学梦来到京城，在这浩浩皇城中生活无着、两眼一抹黑，一篇文章就是赚俩馒头吃也干。但他们的思路、文笔一时跟不上趟儿，活儿很难让北京人接受，他们渴求一个北京知音带领他们前进。所以田芳一招呼，他们就吃了蜜似的往前冲。一个题目拿到手苦熬傻写，语不惊人誓不休。田芳更多的是接活儿、交活儿、指导。她的撰稿公司很快成了气候，他们可以从容地和企业签约合作，文化撰稿渐渐从纯粹的个体行为转为一种规范的经济行为。

在好多人的眼里，文人讲究情调和品位，言谈讲究辞藻，举止讲究风度，但唯独不会做买卖。他们有才华，但光凭自己干不成事；他们有才智，但一辈子清苦，上不了台面。这些人食古不化，一旦做了文人就成了棘壳动物，弃壳存活的可能性很小。田芳是文人的另类，她强烈的文学爱好和扎实的文字功底，她精准把握时代脉搏的能力加上顽强的写作精神，使其成为一个“经济文人”或“文字生产者”。

有人预测，21世纪文化领域中最热门的自由职业应是自由撰稿人。北京作为自由撰稿人的集聚地，这个队伍已达万人以上。他们既不是作家，也不是记者，而是一群把撰稿作为谋生或创收手段的普通劳动者。各种专兼职的自由撰稿人以难以抵挡的趋势迅速抢占了专职记者和职业作家的地盘，以大量优秀作品充实了各大报刊及广播电视的内容。他们在写作中编织着自己多彩的人生，社会也因他们的劳动而更加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