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尽哀思滚滚来 耄耋老人忆“四行”

“得知您今天要来采访，我老父亲不到五点就起床了，还自己换上新裤子，又让我们给他找出新衬衣，您进门时，他用小镜子正照呢，老头儿可爱美了。”进到王文川老人家门甫定，王老的女儿王秀英就向记者夸起了自己的父亲。记者仔细打量了一下坐在轮椅中的王文川老人，果然是衣冠整齐，正襟危坐。虽然年逾九十，但眉宇间仍透露出几分“英雄不减当年”的气派。

我的老家是安徽寿县，家里人多地少，日子苦得很啊，十几岁了还光着屁股。后来又遭了水灾，实在过不下去了，十五岁那年，跟着兵痞(兵贩子)参了军，当时什么也没想，就是盼着能穿件囫囵衣裳，吃顿饱饭。我投的是张治中将军的第九集团军88师，师长孙元良。一开始在苏州，后来移防无锡西门外。那时我们这些新兵训练还是挺苦，军队里官大一级压死人，长官看你不顺眼，抬手就打，张口就骂，而且你还不敢不服，不过我没挨过打。一开始我们没有军饷，只是一天三顿糙米饭，还吃得饱，逢年过节才能吃点肉，后来每月有二块现大洋了。1937年8月13日上海抗战之前，我们师从无锡紧急调往上海，坐好几个钟头闷罐子车，在宝山路八字桥一带和日本鬼子接上了火，我们是最早和日本人打仗的。

[画外音]88师是当时中国军队的最精锐部队，一色德国装备，由德军顾问亲自训练的。师辖2个步兵旅(每旅2个团)，师直属队有骑兵连、炮兵营、工兵营、特务连等，全师人数10 923人，有步骑枪3 800支、轻重机枪328挺，各种火炮46门、掷弹筒243具，88师还有瑞士产的“苏罗通”37毫米反坦克炮6门。

我当时在88师262旅524团1营4连干机，我们连长是雷雄，谢晋元是中校团副。当时我们连虽然是机枪连，但只有一挺“马克沁”重机枪，其余都是轻机枪。

我是重机，还有一个老刘干送弹手，他是河南人。那枪是德国造，挺好使的，发射七九步枪子弹，每分钟能打100发(“马克沁”机枪的理论射速是600发／分，王老讲的可能是战斗射速)。八字桥的仗打得很苦，我们虽然是国军精锐，但装备比日本鬼子差很多，尤其他们的空军和海军比我们的厉害得多，而且小鬼子都有武士道精神，不怕死，训练水平也很高，枪打得很准，我们师从八字桥开始，且战且退，伤亡很大，许多老兵都战死了，只能补充新兵，他们都是刚训练不久就上战场的，战斗力大不如以前

_画外音]淞沪抗战进行到10月下旬，虽然中国军队在八字桥、庙行、罗店等地浴血奋战重创日军，但形势还是在不断恶化。尤其是事关凇沪战局成败的重镇大场失守，使苏州河北岸的中国守军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此时获悉：11月初国联将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召开会议，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为了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应该在苏州河北岸留下一支部队坚守到会议开始(实际上蛮横的日本人根本拒绝到会)。

10月26日清晨，防守闸北的88师师长孙元良突然接到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打来的电话：委员长()想让88师留在闸北，坚守上海，你的意见如何?孙元良师长表示不同意，理由是88师经过数月苦战，已经补充了5次，新兵虽然也忠勇爱国，但战斗力大大下降，NAg-孤军坚守外无救兵，无异自杀，并无意义。担心在电话里说不清楚，孙元良又派他的参谋长张柏亭面见顾祝同，陈述利害。顾祝同重申了的主张：为了唤醒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掩护大部队后撤，必须留下一支部队坚守在苏州河北岸，之所以选定88师，是因为88师是精兵，有战功名声也好听等等。张柏亭按照师长的指示与顾祝同协商多时，最后决定让524团1营留下坚守四行仓库，仍用524团番号。由中校团副谢晋元指挥，1个机枪连、3个步兵连，共420人。关于800人的说法，是部队进入四行仓库后，谢晋元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为了迷惑敌人讲的。谢晋元在那首著名的诗里也写道：八百壮士八百兵，抗敌豪情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倭奴气不平。八百壮士的美名由此不胫而走。

“八”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吉祥和充满希望的数字。

四行仓库就是上海四家大银行(金城、大陆、盐业、中南)的货栈，里面都是整麻包的小麦、稻米、绿豆和黄豆。大楼有6层都是钢筋水泥的，底下是大石条砌的，特别结实。仓库在苏州河北岸，紧挨着苏州河，河南边就是外国人的租界，四行仓库原来是我们88师的指挥所。10月26日深夜，我们一进入大楼，谢团长就指挥我们连夜构筑工事，用装粮食的麻袋把所有的窗户都堵死，只留下一个通向租界的口子，这是我们对外联系的唯一通道。

我那挺重机枪被谢团长安排在一楼向西的一个工事里，前面是一片开阔地(房屋都在战火中被毁坏)，再往西就是虹口区，那是日本鬼子在上海的大本营，他们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仓库和兵营都在那边。由于有坚固的大楼工事和充足的弹药，所以我这挺“马克沁”完全可以控制这个方向，从26日深夜到我们撤离大楼，我就没离开我的“马克沁”。谢团长下严令：要不分昼夜监视对面的鬼子，只要敌人一露头，就狠狠地打，不能让他们靠近大楼。困极了，打个盹，也是我和送弹手老刘轮着班。敌人见靠不了前，就用平射炮、重机枪向我们这里狂射。他们也是不分昼夜轮番进攻。因为河南岸就是租界，日本鬼子怕西洋人，所以一直没敢动用重炮和飞机。我们的伤亡也小一点。但我的送弹手老刘还是被鬼子的流弹击中战死了，当时我正向鬼子猛扫，突然不送弹了，叫了几声也不答应，我伸手一摸老刘的脸，粘乎乎地沾了一手鲜血。活生生的一个人，转眼之间就没了，老婆孩子在家里还等着他的军饷过日子呢!

王老的声音哽咽了，女儿赶快用干净的手绢替老人拭泪，多少年了，老爷子一提到往事就要哭上一鼻子。

那您们在这几天里都吃什么?记者的发问打破了一时的沉寂。

吃什么?一开始，吃带的干粮，干粮吃完了，仓库里有的是粮食，但不能生火做饭只好吃生粮食。绿豆、黄豆不能吃，因为吃了会胀肚，人受不了，只好吃生大米、生小麦，整吃整屙。大楼里有水龙头，但不敢喝凉水，我们就喝“马克沁”重机枪水套里的冷却水，那味就不用说了，但好歹也是热水呀!

上海市民不是给您们捐了好多吃的东西吗?

是的，苏州河南岸的租界里，老百姓捐的罐头、点心、烧饼等好吃的东西堆得跟小山似的，但隔着河，这边又是枪林弹雨的，根本就送不过来。有的人就使劲儿往这边扔，晚上我们就派人偷着捡回一些来，但全团好几百号人，也管不了大用!

您知道杨慧敏吗?

怎么能不知道?那真是个不怕死的女同志!

您看我们老爷子多新潮，杨慧敏都成同志了!老人的儿子王家宾笑着对记者说。

都是为了打日本，怎么不是同志呢?

[画外音]当杨慧敏送来的青天白日

旗升到楼顶时，河对岸观战助威的上海市民群情激昂热血沸腾。口号声、锣鼓声响成一片，声震云天。河北岸八百壮士浴血奋战，河南岸数万民众驻足助威，形成了中外战争史上空前绝后的情景，四行仓库保卫战也因此名垂青史，永彪史册。

谈谈谢晋元团长吧?

我们老爸对谢团长的感情比对我妈都深，他都没惦记着给我妈扫墓，却让我们到上海一定去谢团长墓上替他向团长致意问候。王老的女儿一边替老人擦泪一边说。

我们谢团长是真正的大英雄，大好人。他是广东人，黄埔四期的，为人仁厚，埋头苦干，作战勇敢，在北伐中多次负伤。但他没有靠山，所以升得慢，比他小好几岁的都升少将旅长了，可他还是个中校团副。他对我们当兵的特别好，护着我们，如果别的部队欺负我们，谢团长必定得帮我们找回面子，但他对我们的训练要求也是很严的。守仓库时，他一见我总要问：“王文川，你怕不怕，饿不饿呀?”

[画外音]到10月30日，孙元良已率88师转移到丰田纱厂一北新泾周家桥一线完成布防，与日军隔河作战。战区司令部认为目的已经达到，遂命令524团从四行仓库撤出。同时租界工部局认为租界内新垃圾桥以南的巨大煤气罐距四行仓库不过数十米，一旦被日军流弹击中，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也督促谢晋元撤退，并表示为了保证谢部的安全，愿意帮助其撤入租界内。

30日晚9点，谢晋元接到参谋长张柏亭的要求撤退的电话，这使谢晋元感到非常惊异和突然。他对着电话筒激动地说：“我全体壮士早已立下遗嘱，决心与四行仓库共存亡，但求死得有意义!但求死得其所!请参谋长报告师长，转请委员长成全我们!”张柏亭说：“你们成仁取义的决心，固然十分夺人敬佩，但这是委员长的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后来连宋子文也打电话来让谢晋元撤退。10月31日午夜，谢晋元率部撤出四行仓库。数日以来目睹中国军队浴血奋战的英军指挥官提少将，不顾日军的抗议，亲自站在警戒线的重机枪阵地上，掩护我军通过新垃圾桥撤入租界。谢晋元带领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4天4夜，击退日寇6次进攻，毙伤敌240人，战车2辆，谢部伤亡37人。下令：八百壮士各晋升一级，谢晋元升任上校团长，授青天白日勋章。

那天上午，我们坐汽车开往胶州路孤军营，马路两边全都是欢送我们的老百姓，大家伙儿敲锣打鼓喊口号，弟兄们都激动得抱头痛哭。其实我们真的不愿撤退，打进入四行仓库起，我们就决心与阵地共存亡!进入胶州路的孤军营，我们就被万国商团(租界内的外国武装)缴了械。四周都是岗楼，由白俄(“十月革命”后流窜到中国的俄罗斯残匪)站岗，不许走出半步。我们都很苦恼，本来我们想撤出之后，马上能投入新的战斗和小鬼子再见高低，可却和战俘差不多了。谢团长也是很难受的，但他并不是一味等待，而是把我们组织起来，每天正规训练、出操、学文化，我们还成立了被服厂，做肥皂做木工活，复旦大学的学生还教我们学洋话。

“篮球怎么说?”王老的女儿问老人。

“basket ball”

“那足球呢?”

“foot ball”

尽管发音不太标准，但还是念对了。

复旦大学的一位姓李的先生还教我吹口琴。

给记者同志吹一个曲子吧。

老人很大方地吹了一曲《送情郎》，这个曲子在上世纪中叶非常流行。

我还有架旧照相机，拍了好多我们训练娱乐的照片，也拍过谢团长和外国人打网球的照片，谢团长很高兴，慢慢地和我接触也多了起来。

[画外音]记者对居住在上海的谢晋元将军(谢晋元死后被追晋为陆军少将)的儿子谢继民先生进行电话采访时，谢先生谈到他父亲在日记中也讲到了王文川：撤退到孤军营后，因为王文川作战勇敢，被提拔为少尉排长，后又晋升为上尉连长(只是由于身处孤军营，未能有相应的待遇)。还有一次，王文川的相机坏了，托前来慰问的民众带出去修理，等修好后，在往孤军营带回的过程中，被守卫的白俄士兵扣下，谢晋元出面费了好大劲才又要回来了。日本鬼子非常害怕有关“八百壮士”的照片和文字内容见诸报纸，上海自从11月初沦陷以后，日本人更是对广播报纸严加控制。尤其是中文报纸，甚至连抗日的“日”字也不准写，只能写“×”。只有一些外文报纸才能刊登一些中国军队抗战的真实情况。

以前我们每天出操升旗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旗帜，只是向天空行注目礼，因为租界的外国人不让升青天白日旗怕得罪日本人。后来到8.13抗战一周年的时候，谢团长决定要在这天真正地升一次。经过和租界万国商团头头的多次交涉，他们才勉强同意。可后来又强加干涉，谢团长毫无退让，他说：“按照国际公法，营内事务，应该由我们自己作主，外人不能干涉!”

8月13日那天，我们刚升上旗，白俄就向我们冲来，我们手无寸铁，只能手挽着手抵抗，结果死了4个人，100多人受伤，谢团长和十几个军官也被他们抓走了。为了抗议，我们绝食3天，上海的老百姓也罢市3天，外国人没办法，只好把谢团长他们给放了，但那面青天白日旗还是被洋人抢走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1941年4月24日早晨5点多钟，我们正出早操。四个叛徒，一个姓周、还有一个姓张、那个姓郝的是头儿，另一个姓什么我给忘了。这四个来晚了，谢团长正质问他们时，可他们却突然掏出匕首，朝谢团长身上要命的地方一通乱扎，还没等我们醒过神来，谢团长就倒下了。我们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可已经没救了，那年他才37岁啊!讲到这里，王文川老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老泪纵横，失声痛哭。

“老爷子的后来的历史由我来讲吧。”王老的儿子接过话茬。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向英美宣战，四行孤军成了真正的俘虏，被日本鬼子押到安徽芜湖挖煤。我父亲冒死逃出，一路要饭到了重庆大坪镇，那里有一个收容站，因为四行孤军名气很大，所以我爸又被授予少尉军衔。后来又到了北京。在陆军总院(现总医院所在地)当后勤军需官，一直到北京解放……

告别王老和他的儿女，在回编辑部的路上，“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王文川老人那苍凉悲壮的歌声一直在记者耳畔回荡，久久不能散却……

[编后记]本文的采访写作得到北京晚报记者姜晶晶、上海淞沪战役纪念馆馆长沈建中和谢继民先生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谨以此文向为中华民族利益而浴血奋战的王文川、郭兴发、杨仰正等先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让我们永远缅怀为中华民族捐躯的中国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