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人瑞 影坛巨擘

107岁高龄的邵逸夫先生辞别人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坚毅的面容，听不到他爽朗的笑声了。然而此时此刻，与他三次见面，畅谈电影的过去未来的种种情景，仍然十分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分明是音容宛在！

余生也晚，但从一些长辈那里，曾听到过逸夫先生的事迹，虽是一鳞半爪，倒也能连缀成篇。

逸夫先生生于1907年，1925年就在兄长邵醉翁、邵邨人、邵仁枚带领下，一同在上海创建了天一影业公司，在电影大道走出第一步，从此便在这条大道上举步往前，奋斗了一生，创造了无数的辉煌！

逸夫先生的一生，忠实地履行了一个电影人的职责，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天一公司的创造，为中国电影事业奠基于上海，为上影电影事业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创造的成果，进行了值得赞颂的努力。

天一公司从1925年到1937年间，共拍摄了97部影片，其中如《苦儿流浪记》《如此天堂》等影片，能够触及当时的社会生活，应该是中国现实主义影片宝库中的珍品。而描写“王先生”的影片，则为王先生的系列影片的推出开创了先河，一时间先后有6部王先生的影片问世，为观众们塑造了一位可喜、可爱、可悲的艺术形象，成为家喻户晓的银幕人物。

其次，天一公司存在的十二年间，为中国电影事业造就了一批人才。如天一的第一部影片《立地成佛》的编剧邵邨人、高梨痕，在此以前并未涉足电影，此后却成为当时电影界的中坚分子。而名噪一时后来成为电影皇后的胡蝶，在1926年加入天一公司后，于1927年与1928年连续主演了《夫妻之秘密》《电影女明星》《花木兰从军》等十二部影片，从而奠定了她在电影演员中的地位，为她后来创造的辉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他如专演王先生的汤杰、后来在影坛上成为特型演员的章志直以及成为大导演的马徐维邦，他们的成名，都与在天一公司的经历有这样那样的关系。

还有，天一公司的成败得失，对于踏进电影领域的青年邵逸夫来说事关重大。正因为从天一的创业和管理中使得他对电影事业有了全盘的了解，从而产生了对这个事业的浓厚感情，决定了邵逸夫终身与电影结缘。此后，他与三哥邵仁枚闯荡东南亚，不仅携带影片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开拓市场，而且建立了属于邵氏兄弟公司的院线，并于1940年在新加坡成立了电影制片厂，1957年又在香港成立了邵氏兄弟有限公司。发展到1959年，他在清水湾购地建造了邵氏影城，成为雄踞东南亚影业之首的大型电影企业，邵逸夫也成了执牛耳的电影事业家。

最后，他早年（1927年）就曾为上海元元影片公司编写了电影《裁缝店》《狸猫换太子》等影片。因此，他不仅是电影事业家，也是一位参与电影艺术创作的具有艺术眼光的电影艺术家。他可以用艺术家独到的眼光去判断题材的优劣、艺术上的得失、在市场上可能得到的成败。从1957年到1983年中，邵氏共出品了700多部影片，其中有一些上乘之作，这当然与他的领导分不开。

我与邵逸夫的三次见面分别是1985年7月、1988年4月、1994年10月，他的年龄已达78岁、81岁和87岁。然而，每次见面我都没有觉得他的“老化”，而是腰杆笔挺，说话中气十足，走路十分矫健，思路极其清晰。

我们的谈话除拉家常外，内容十分广泛。

关于家常，离不开我的岳父陈翼青，我总是听他说陈翼青在制片管理上如何如何，说他懂艺术、懂制片，是个很全面的人才，对他的身体状况则表示惋惜。

陈翼青晚年曾服务于邵氏公司近20个年头。他以在电影界闯荡三十余年的丰富经验，帮助邵逸夫打理剧务和制片方面的事项，后来又成为行政主管。邵先生已准备任命他为厂长时，他却在公司中摔了一跤，跌断了股骨，不得不退休了。退休后，邵先生决定每月就像工作时一样，发给他全额工资，还不时送来补助金，或以慰问的名义送钱送物。在陈翼青入住养老院后，馈赠的金额就更多了。因此，我的岳母在我将拜会邵逸夫时曾要我代她当面向邵先生致谢。当我将岳母的意思说给邵逸夫时，老先生只说了一句：陈翼青的贡献很大，我们做了这一点是应该的。说得我心头暖呼呼的。

当然，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电影的摄制和管理了。大概因为我是陈翼青的女婿，他对邵氏公司自创的管理经验，也会一古脑儿讲给我听。例如：公司的上层机构和管理办法，摄制组人员机构怎样做到人少、质精，摄制经费怎样管理、影片质量如何把关，不同人员的薪酬以及怎样看贡献付酬等等，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我知道，这其中是涉及一些商业机密的，因此，我很感谢他的信赖。

在几次谈话中，他都强调了电影厂必须抓发行的道理，他还说明了建立自己的院线的必要性。这一点对我启发很大，我在向张骏祥局长汇报时介绍了这个情况，后来在制定电影系统体制改革等方案时，也贯串了这个精神，并将这个思路归纳为“制片、发行、放映一体化”。

1994年，我已调往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工作了，那次去拜访他，谈话时间将近一个小时，内容也跳出了电影，涉及到他对教育事业的支持。

87岁的邵逸夫先生，精神不逊当年，仍然是器宇轩昂，眉宇间仍有一股豪气。他讲了在许多省会城市的见闻，他说：除了，他的足迹遍及了全中国，看到了他捐赠的校舍、接纳了那么多天真烂漫的儿童，内心的喜悦是别人很难想象的。

我这次去见他，是想请他担任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荣誉理事的，便向他说明了这个意图，可能，他误会了此举是为了请他向基金会捐钱，便解释说他只向教育事业捐款，不想扩大到文化方面。我见状忙向他说明，文化发展基金会是政府从税收中按一定的比例拨款，不需要从社会上捐款的。他大概是因为自己把事情想拧了，一时又转不过弯来，便没有正面答复这个问题。事后，我责备自己，如充分说明文化发展基金会的性质、任务、资金来源，而后再提出请他担任名誉理事，也许不致产生误解。

我以未能请他同意担任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理事而遗憾。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以后，就再也没有与他见面了。本来，今年一季度有南方之行的机会，也办了去香港的手续，总以为能再见他一次的。不料老先生竟安详地离世了，这大概是我的又一遗憾吧。

现在将我对这位长者的怀念写了出来，能否弥补我的遗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