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上海解放之路

上海境外篇

丹阳：为解放和接管上海

运筹帷幄

1949年4月23日，距离上海数百里之外的苏南小城丹阳解放，随即便有一批批“客人”接踵而来，小城的宁静由此被打破。他们中有一身戎装的部队官兵，有身着便衣的文弱书生，还有西装革履的香港来客……这批客人的真实身份有来自总前委(中共中央在淮海战役前线的代表机关)、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华东军区机关的干部，还有各路南下干部纵队，以曾山同志为首的财经战线的队伍，以周林同志为首的政法队伍，以梁国斌同志为首的公安战线的队伍，由夏衍等同志组成的文教战线的队伍。其中有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6人、候补委员2人。他们在1949年的四五月间齐聚丹阳的共同目的只有一个：进行解放和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

60年后的丹阳，早已完成了由小县城向沿海开放城市的转变，它最著名的标签是“中国眼镜基地”，每逢周末从江浙沪各地前来采购眼镜的顾客络绎不绝。这样一座现代化的商贸城市里，还留有多少解放战争时期的印记?幸运的是，我们在丹阳市总前委旧址纪念馆的贾云飞馆长和孙芳副馆长的帮助下，找到了几处最重要的纪念地。

总前委旧址：戴家花园

戴家花园位于宝塔弄5号，建于1934年。1949年4月24日至5月26日为总前委驻地。总前委离开后，一度作为丹阳县人民广播站、市广播电视局的办公场所。1996年旧址得到维修，1998年成立纪念馆，作为江苏省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丹阳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外开放。

穿过古旧的门楼，踏进院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正前方一座两层高的青灰砖墙的小楼。小楼门楣上挂着一块牌匾，上书“总前委旧址”，系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当年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题写。1949年，时任总前委常委，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同志，与时任总前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分别于5月3日和5月6日由南京来到丹阳，就住在这座小楼里。中央全权委托陈、邓二人全力筹备接管上海事宜。邓侧重主持华东局的全盘工作，陈侧重主持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

就是在这座素朴的小楼里，以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的领导们与三野前委领导粟裕、唐亮详细讨论了解放上海的具体作战方案，特别是明确了在军事上不使用重武器，保证上海这个大城市不被破坏的重要精神；讨论了上海地下党如何配合进攻上海、接管上海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此期间，总前委与中央军委的往返通电，与三野指挥部、各兵团的通电也是在这里进行的。

从进入丹阳开始，便正式进入了他所要上任的上海市长角色。在这座小楼里，他亲笔签发了上海市军管会的第一号命令。5月23日，总攻上海市区之日，还是在这座小楼里，他给担任进攻任务的九兵团27军军长聂凤智打电话，郑重叮嘱：“一定要军政全胜，一定要把人民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在小楼前开阔的空地上，他曾安排放映露天电影，招待原资源委员会随军服务团的全体人员。当年受邀观看电影的谢佩和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看电影前，在银幕后面的空地上，放了一圈约二十余张座椅，要我们坐下随便谈心。同志给大家介绍了邓小平同志，并说，过去恩来和小平和我都是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学习工程的，后来我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要进行工业建设必须先行革命，于是就从事革命斗争了。在谈话中，我曾提到关于黄泛区的开发利用问题，邓小平同志回答说：北平已在考虑此问题，即将着手进行。我听了，对共产党更加钦佩不已。”

陈老总做报告的大王庙遗址

南门外大王庙是陈老总做报告的地方。可惜我们寻寻觅觅，几经周折，才知道大王庙已经坍塌，原址上建起了南门幼儿园。在幼儿园的滑滑梯的后面，我们看到了一块石碑，上书“对接管上海市干部进行入城纪律教育旧址，丹阳市人民政府立，一九八月”。

在大王庙做过多次报告，最著名的一次是5月10日向全体直属机关排以上干部作入城纪律和入城后的政策讲解报告。由于参加的人多，只有一部分同志坐在屋内，另一部分同志坐在屋外广场上听。身着军装打着绑腿的，一开场就声色俱厉地批评了在丹阳发生的两件违纪事件，然后才将话题引到接管上海上，强调“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和市民的见面礼。纪律搞得好，政策就可以搞得好，搞不好就会影响政策的推行。上海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很大，把我们看成圣人，如果一进去就搞乱了，他们就大失所望，再去挽回影响就要费很大的劲”。许多年后，到会同志还清楚地记得，陈老总那次讲话很激动，将军帽往台上一甩说：“我们野战军在城里不能‘野’!”

我们曾在上海市档案馆看到当时讲话的记录整理稿原稿，但是未能找到有关的图片资料。可惜大王庙已经荡然无存了，只能面对这块石碑，凭空想象一番陈老总慷慨激昂沙场点兵的场景。

常州：酝酿最佳

作战计划

一个春雨霏霏的午后，我们告别丹阳，直奔常州，寻访第三野战军指挥部所在地清凉寺。

清凉寺位于常州市和平中路488号，不远处就是中共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张太雷先生的故居。从1983年起，这里一直是常州市博物馆的展馆，近年博物馆另辟新馆，政府拟对寺庙进行修复，所以寺门口挂了一块“常州清凉寺修复办公室”的牌子，平日已停止接待游人。但听罢我们的来意后，门卫欣然放行。

这是一座富有江南园林风貌的古刹，竟有好几重院落，因为寂寥无人，在雨中更显清雅幽静，果真寺如其名。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北宋，相传大文豪苏轼寓常时曾住清凉寺与寺僧谈经论法。常州解放前夕，清凉寺被用作第一绥靖区司令部驻地，军前脚走，后脚就跟进了。不过三野在常州的时间也不长，十二天之后就奔苏州去了。但是这短短数天也为古刹的历史增添了光荣的一笔。

在驻常期间，粟裕开始筹划上海战役作战方案。他设想了三种思路：一是久困长围，此方案固然可以大大减少我军的伤亡，但上海六百万市民和工商企业所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将被切断供应渠道，使人民生活陷于困境；二是攻其弱点，从军防御较弱的虹桥、龙华一线迅速突入市区，可以速战速决，但主要战斗势必在市区进行，尤其是苏州河以南繁华市区将遭到很大破坏；三是钳击吴淞，断敌退路，再攻市区，这种打法必将遭遇军的主力，是硬碰硬的较量，要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但可以将战斗重点拖在外同，减少对市区的破坏。因此，粟裕比较倾向于第三种方案。

5月初，他从常州去丹阳，向总前委面报作战方案和参战部队修整战备情况：据原总前委参谋陈永华同志回忆，陈邓当即批准了粟裕所面报的

上海战役的最佳作战预案(即上述第三种方案)，并将上海战役的组织指挥权交付给粟裕。回到常州后，粟裕于5月7日将上海作战预案上报中央军委，9日午后，收到中央军委复电，同意该方案。

苏州：坐镇姑苏，

指挥上海战役

1949年4月27日，苏州解放。5月8日夜，已进入梦乡的这座汀南名城，涸湿的青石板路上，出现了士兵踩着草鞋、布鞋和胶底鞋风尘仆仆的大脚板。这是从常州移师而来的三野指挥机关。深夜日时，粟裕、张震暨司令部进驻金城新村及大公同(即今苏州公园)一带；政治部主任唐亮、副主任钟期光率机关则住进了乐乡饭店，11日又迁至木渎镇下塘街几户民宅内。

跟随前辈的脚步，我们也来到了古城苏州。

上海战役指挥机关旧址：金城新村

金城新村位于五卅路96号，是金城银行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为其高级职员建造的新型住宅，故得名。新村内分布着十余幢砖木混合结构的小洋楼，每幢楼的建筑面积不等，约六百至七百平方米，设计格局也不一样，但外观都洁白素净，朴实大方，楼内浴室、卫生问及自来水等设备齐全，堪称那个年代典型的高级住宅。

现在金城新村是苏州市派、方志办和妇联的办公地，此前一直是苏州市委机关大院。新村最南端的那幢楼，原来是金城银行行长的公寓，后来就成了粟裕的宿舍兼办公室。从1949年5月8日夜1入驻，到5月26日夜离开，粟裕率三野司令部就是在这里下达了一道道命令，指挥第九、第十两个兵团的数十万大军，直取上海。

5月26日，上海解放在即，粟裕在金城新村签发了此役最后一项命令――《第三野战军淞沪警备命令》，于当夜率指挥机关离开苏州，经南翔于27日晨抵达上海市区。

三野政治部驻地：木渎镇下塘街民宅

5月15日，上海市军事接管委员会在术渎镇下塘街的三野政治部驻地召开第三次会议，这也是入城前召开的最后一次军事接管会议。会议共作出了19项决议，并特别强调要对每个接管人员进行个人财物登记，定期核查。这就和四年前军政人员到上海“劫收”形成鲜明对照。

木渎镇位于苏州城西郊，是著名的水乡古镇。我们在小胥江(镇里的一条小河)南岸寻到了下塘街，可惜政治部驻地所在的房舍几年前被火烧毁了，只留下几堵焦黑破败的墙壁，寂寥地矗立在一片碎砖乱瓦之中。

浏河：打响上海战役

第一枪

浏河镇位于太仓市东部，东与崇明岛隔江相望，南与上海宝山、嘉定县接壤，历史上就是江南地区出海要津，古代对外贸易重要港口，号称万里长江第一港，郑和在此七下西洋。1949年上海战役的第一枪就在浏河打响。

1949年5月12日，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29军第86、87师从苏州地区冒雨出发，分两路向吴淞、宝山方向发起进攻。当日拂晓，87师261团1营副营长刘飞率尖兵连首先进入浏河镇。奇怪的是，镇内竟不见守军踪影。原来此时守军52军一个加强营正埋伏在镇外，企图伏击小股部队，后来发现大部队陆续到达而未敢开火，一直埋伏到中午想趁午餐休息时开溜，不料很快被发觉。我261团1营、2营立即投入战斗。经过20分钟交战，敌人大部分被歼灭，少数逃向罗店。与此同时，259团1营也在浏河镇南街头处与敌遭遇，发生激战，将敌全歼。浏河之战成功地揭开了上海战役的序幕。

解放上海的第一仗，敌人伤亡约200人，我军伤亡也有100人。浏河革命烈士陵园里安葬了为解放上海牺牲的第一批战士。

上海郊区篇

宝山：最惨烈的战场，

一半的烈士牺牲在这里

宝山，堪称上海北面的水路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上海战役的主战场。宝山战区，西起浏河、走仓、昆山，东至宝山、吴淞的黄浦江口，北起长江，南至安亭、南翔、真如、大场、江湾一线。为保障海上退路吴淞口的安全，汤恩伯在这一地区配置了第123军的大部，第52军、54军、21军及第99师的全部，共计4个军13个师。另一方面，为完成钳击吴淞口的任务，在宝山投入了三野第十兵团的第26军、28军、29军和33军，加上后来参战的25军，先后共有5个军参与了攻打宝山。其间，共有4000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占整个上海战役阵亡烈士的一半。

宝山烈士陵园

早就听说宝山烈士陵园里有一面“解放上海烈士英名墙”，是全市镌刻上海战役烈士英名最全、最多、最大的一座纪念墙。于是，宝山之行的第一站我们就直奔位于宝杨路599号的宝山烈士陵园。出发当日，天气阴冷，偶有细雨飘洒，与我们凭吊的心情吻合。

陵园建于1956年4月，园名由张震同志题写。走进陵同，立刻感受到由苍松翠鲜花墓碑营造的一种肃穆气氛。可惜陵园三面建有繁密的居民住宅区，在色彩杂乱的住房的包围之下，视线多少会受到些干扰。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烈士纪念塔，正面镌刻着同志题写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金色大字，顶上镶嵌着一颗红星。纪念塔后方，是一座“百万雄师胜利渡江”的浮雕壁照，反面就是那座著名的烈士英名墙。墙长20米，高4米，镌刻了在上海战役中牺牲的7995位烈士的英名，和一枚代表所有无名烈士的花环。据最新统计，上海一役，实际阵亡人数在8000以上，伤24122人，失踪1951人，伤亡总数高达3.4万，其中阵亡的连以上干部就有340人。而准确的阵亡人数或许永远是个谜。

一面英名墙，几千个名字，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曾经是一个年轻鲜活的生命，都有一段动人的生命历程。他们曾经穿过枪林弹雨，在无数次殊死搏斗中幸存，眼看胜利的曙光不远了，却倒在了新中国的门槛边。每念及此，怎能不让人感伤?

在陵园的东、两、北三个方向共有15排墓穴，一排4块墓碑，共60块，一共有1904名在宝山战斗中牺牲的烈士长眠在此，其中无名烈士128名。相对于如此庞大的人数，陵园似乎显得拥挤了一些。

陵园东侧是由叶飞同志题名的宝山烈士纪念馆。展馆运用档案实物和多媒体声像设备等手段展示了上海战役的过程和在宝山战场中牺牲的部分烈士的英雄业绩。南宝山区档案馆征集到的记录宝山战役的档案原件也在这里陈列，包括烈属捐献的烈士家信、照片、遗物，指战员们捐献的功劳证和日记。老将军们的题词，等等。其内容之丰富，数量之多，使展馆的面积颇显局促。不过据说，纪念馆正计划另择馆址重建，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刘行国际电台的碉堡

宝安公路1101号曾是国共两军激战的阵地――刘行国际电台，现在这里是

中国电信的一个转播台。叩开紧闭的铁门，管事的盛主任告诉我们，电台内本来余存7座碉堡，后来拆掉了4座。现存最大的是一个钢骨水泥之身的庞然大物。堡身呈不规则的长方体结构，约两层楼高，大约可以容纳一个排的兵力。顶上还有一个望塔，这应该是一座母堡。历经多年风雨，看上去仍然结实坚硬。堡身上面有几个明显的弹孔，分明是当年激战留下的痕迹。根据军建筑防御工事的规律，我们可以推断，当年在此母堡的周围还置有多个子堡，共同构成一个火力网，而这也仅仅是其中一个堡群。在堡群外面还设有壕沟、陷阱、竹签、地雷、铁丝网、鹿砦等副防御工事，并用杂草积土伪装其上，看上去就像一个个坟包，很有蒙蔽性。

1949年5月14日开始，第28军与守敌第52军在刘行国际电台激战五昼夜。一开始我军因准备仓促，而陷入了敌人的布防陷阱，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代价却久攻不下，后来改变战术，采取炮火掩护下的小群突击方式，减少了伤亡，尽管每天进展并不很大，但总算不断向敌阵地推进，而守军的斗志则越来越弱，至19日深夜，我28军终于全部占领了国际电台和各地堡群。

月浦东南25.32高地和月浦攻坚战纪念碑

离开刘行国际电台后，我们迫不及待地奔赴当年战事更加惨烈的月浦。

月浦镇，位于宝山的西北，在上海的版图上并不起眼，可是从军事的角度考虑，它的位置相当重要。它不仅是军在月宝公路上的一个重要据点，而且是进入吴淞、宝山的唯一门户。地形易守难攻，它与北面的狮子林据点和南面的杨行据点连成一体，既可独立防御，又可互相增援、互相策应。

吴淞、宝山、月浦一线的守，军是的嫡系主力第52军。该军首任军长就是在抗战期间有突出表现的名将关麟征，时任军长是刘玉章。解放战争时期，该军是从东北战场撤出的唯一完整的军级单位，没有经过淮海大战的消耗，直接进驻上海，全副美械，装备精良，又富有实战经验，堪称的王牌军队。在这一地区，他们集中了12个炮兵团，长江边有近30条舰艇，还出动空军轮番轰炸扫射，构成了陆海空立体的强大火力防御体系。其中配置在月浦的是52军的一个师。

相比之下，在月浦仅投入了三野十兵团29军4个团的兵力，担任主攻的29军87师260团只配备了3门山炮，我军官兵虽土气高昂，但对敌情、地形、工事均缺乏了解，加之连战连胜导致了严重的轻敌思想，普遍认为敌人会望风溃逃，不堪一击，这就为后面的吃亏埋下了伏笔。整个月浦之战，的伤亡总数超过了8000，其中29军13日一天的伤亡就高达1200人。

来月浦之前，我读过各种版本的关于月浦战斗的叙说和回忆，如今置身春风拂面的月浦的大街上，实在无法把眼前这个宁静的充满现代气息的小镇与战史上记载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那些催人泪下的情节联系起来。据曾被军抓来修碉堡的青年农民回忆，第52军进驻月浦镇的日子是1949年的1月29日，小小的月浦镇修筑了321座碉堡和数十公里长的深壕。为此，镇外的许多小村庄都被迁移毁掉，月浦街四周向外延伸100米范围都成了无人区。激战中，整个月浦镇房倒屋塌，几成废墟。

如今的月浦镇，一切都是崭新的：崭新的街道和楼房，崭新的工厂和商铺，崭新的人流和崭新的表情。当年的战略重地成了经济重镇，那些埋伏在田野沟垄上的慑人碉堡，那些遭受战火摧残的房屋和老街都已荡然无存，所有与战争有关的遗迹都已无处可寻。唯一承载那段记忆的只剩下月浦公园内的上海战役月浦攻坚战纪念碑。

纪念碑于2002年5月27日上海解放53周年时落成，由亲身经历上海战役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题写碑名。纪念碑高5.27米，象征着上海胜利解放的日期。红褐色的大理石碑座上，塑有两名正在碉堡旁冲锋的战士的铜像，一名高擎红旗，一名手持钢枪，眼里充满怒火。碑的背景是四季常青的松柏。碑身背面的碑文写道：

1949年5月13日凌晨，我第29军87师253团奉命向月浦发起攻击，经过两昼夜鏖战，于15日拂晓攻占月浦街区，并固守阵地近10天。23日，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一举攻占月浦东南高地，打开了通往吴淞口的大门，为上海战役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

此战，259团团长胡文杰、253团政治处主任王里等近两千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为解放上海而英勇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据宝山区档案局的朱晓明副局长介绍，现月浦镇双泉路塘南街里就是碑文上提到的“月浦东南高地”――25.32高地大致的方位所在。如今，曾被鲜血染红的高地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平坦的马路、宁静的小街和波光粼粼的小河，旁边就是我国最大的精品钢生产基地、世界500强企业――宝钢的三期工程。

吴淞口客运码头

宝山之行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黄浦江与长江交汇人海处，当年军重兵扼守的海上逃路出发地――吴淞口。去年年底，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破土动工，开埠110年曾经演绎过无数历史故事的吴淞码头，将在2010年世博会举办时，成为国内外大型豪华邮轮的停靠站。只见滔滔江水向东奔流，往来船只络绎不绝，几只江鸱兴奋地掠过江面，一排漂亮的江景房矗立在岸边，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很难想象60年前溃散的军队曾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兵败如山倒的闹剧。

1949年5月24日下午，汤恩伯率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淞沪防卫司令部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在吴淞口上船准备撤逃台湾，同时秘密指示嫡系各军逐次向吴淞口撤退。因为所调集的船只有限，无法在短时间内撤离，部队方寸太乱，潮水般地涌向码头，争先恐后夺船逃命，码头上一片鬼哭狼嚎，场面混乱不堪。25日夜间，撤运军的船舶相继驶离吴淞口。26日上午8时许，十兵团25军先头部队赶到吴淞口，未及登船而猬集码头的败军全都成了的瓮中之鳖，竟有8000人之多。

浦东：另一个主战场

重走浦东旧战场的这天，初春的天空一扫连日来的阴霾，露出了难得的艳阳。提起浦东，人们想到的是它近二十年来的经济飞跃，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令世界瞩目的中国的新名片，是急行军般的“浦东速度”，也许很少有人意识到60年前浦东是上海战役的一个主战场，钳形攻势的“右钳”――三野第九兵团20军、30军和31军在浦东的川沙、高桥等地与守军37军、51军和12军进行了16天的激烈对战。

高桥古镇仰贤堂

高桥镇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气息浓厚的水乡古镇，也是著名的营造之多。至今高桥的东西老街上还散落着数座各具特色的古民居，位于东街的东

首、典当桥(今胜利路桥)北堍的“仰贤堂”就是其中代表。而这座漂亮的中西合璧的临水建筑，与高桥战役还有一段渊源。

1949年5月25日晚7时，30军和31军兵分两路从东、西两街对高桥镇发起总攻。仰贤堂旁的东街典当桥和西街胡家桥是进镇的必经之路，国共两军在此发生激烈的交锋，仰贤堂因楼层较高一度被守军作为抵抗据点。经过逐街逐屋的战斗，至26日清晨解放了高桥全镇。

军在溃退时曾纵火焚烧店铺和民宅，东街典当桥口一片火海，所幸仰贤堂结构坚固而屹立不倒，只是其外墙上至今清晰地留有3个弹孔，自上而下呈等间距排列。近年，当地政府对仰贤堂做了一番“修旧如旧”的手术，将其作为高桥历史文化陈列馆免费对外开放，那几个弹孔作为当年激战的见证也被特意保留了下来。

高桥烈士陵园

在浦东战场有记载的伤亡共计10076名，其中伤8126名，阵亡1950名，其中在高桥牺牲1500余名。目前安葬在高桥、川沙两烈士陵园的共有烈士1709名。

高桥烈士陵园位于高桥镇欧高路钟家弄78号。进入大门，通过一条松柏和鲜花装点的笔直甬道，来到一片宽阔宏伟的广场。广场中央高耸着一座巍峨挺拔的纪念塔，塔上几个鎏金大字“为解放上海而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在阳光下熠熠发光，这是1956年3月26日参加陵园落成典礼大会的时任上海市市长同志的题词。

纪念碑后，是芳草萋萋的烈士墓区，共有36个穴位和66块碑，安葬着1366名烈士的遗骨(另有1949年8月遭敌机轰炸牺牲的烈士和以后陆续迁来的烈士数名)。我一页页地翻看长长的烈士名录，当中年纪最轻的牺牲时才16岁，他们的家乡远离上海，但他们的身躯已经与这片土地紧紧地融为了一体。其中就有在蔡司庙牺牲的31军92师第275N5连1排“小鬼班”的11名战士。这11个“小鬼”入伍前大多是青年学生，不满18岁，个个活泼可爱，作战勇敢，是连长王廷法和全连战士的宝贝。5月21日整整一天，军队的几百门重炮从黄浦江面的军舰和吴淞要塞的炮台上，对浦东阵地狂轰滥炸。5连所在的蔡司庙阵地上黑压压落下了无数发炮弹，一切房屋树术皆被夷为平地。入夜炮声停歇，5连190人的队伍只剩下了最后11人，阵地上涂满鲜血。连长王廷法借着幽暗的月光，从坍塌的战壕里，硬是用双手挖掘出11名小战士的遗体，他数了一遍又一遍，将他们按平时行军的队形排列在战壕边上。想起就在这次战斗前，他还关照他们“虽然是连里最年轻的一个班，但打仗不能落后”，这位出生入死无数次的硬汉不禁流下了眼泪。

川沙烈士陵园

川沙是浦东东出大海的重要门户，川沙以东的白龙港则是浦东最便捷的人海口。1949年5月13日下午，第30军军长谢振华率军指挥所和第一梯队第88、89师，从浙江平湖出发，长途奔袭浦东。正值梅雨季节，海边气候变化又大，从他们出发开始，大雨就没有丝毫停歇的迹象，淋得他们的背包越来越沉。雨后的道路在经过兵车的碾压和无数行军队伍的踩踏后，更是泥泞难行。军长谢振华干脆弃马步行，与战士们一样不舍昼夜风雨兼程。一路上他们边走边打，经金山、夺奉贤、取南汇，终于在15日17时走完了200多华里的路程，逼近了川沙以南的汀家路镇。未及休息，他们趁夜直扑川沙。打到17日拂晓，全歼了守军第51军和暂编第8师，俘敌近8000人，截断了军在白龙港的海上逃路，也及时粉碎了计划在5月18日海潮来时炸毁奉贤拓林地段海堤、水淹浦东南部的阴谋，取得了上海作战的第一个大胜利。

川沙烈士陵园位于川沙镇华夏东路2629号，建于1956年4月，安葬着在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蝴、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为国捐躯和解放后在保卫祖围、抗洪抢险斗争中光荣殉职的378位烈士，其中以上海战役牺牲烈士为最，多达343位。

上海市区篇

1949年5月23日夜，三野发起总攻，上海市区战斗打响。

漕宝路七号桥碉堡：据守上海西大门的“拦路虎”

漕宝路，是西南市区一条很长的交通要道，车辆终日川流不息。这条路在古时即为驿道，俗称“东官路”，是进人上海市区的陆上要道。我沿着漕宝路坐车西行，终于在距离七宝教寺不远处找到了上号桥，一座钢筋水泥硼堡赫然出现在桥的东堍北侧。

1949年初，军以这座碉堡为母堡，沿七宝蒲汇塘一线，利用自然地形，构筑了大量子堡。5月，27军由松江、泗泾一线东进，15日攻占七宝，16日27军先头部队80师(一说81师)某部4营指战员向七号桥碉堡发起攻击，遭到交警第11总队顽强抵抗，连续激战3天未能攻克，最后采取迂同战术，先攻打两侧阵地。然后越过蒲汇塘，最终攻克了七号桥防线，打开了解放上海市区的西大门。为此付出了伤亡数百名战士的代价。

我登上七号桥边的几级台阶，来到一个名曰“七宝双拥广场”的小型广场。广场上矗立着一尊战士的塑像，背后是一块纪念碑，刻有与七号桥有关的革命事迹。塑像的旁边，正是那座著名的碉堡。它体型庞大，约与两层楼房等高，分为三层结构，底层是3个一般大小的圆形子堡，它们环环相连，共同托举着一个更大的圆形子堡，在这个子堡之上还有一个长方体结构的岗亭。

碉堡的入口已经被封死，我好奇地从保留的射击孔中向内部探望，当然是空无一物，惟留下想象的空间，当年整座七号桥都在这个庞然大物的火力封锁范围之内，不知射出了多少罪恶的子弹。

如今，七号桥碉堡已被闵行区列为革命历史文物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它日日夜夜而朝着繁忙的漕宝路，竟成为这条马路变迁史的永久的见证人，这是当初它的建造者绝对想象不到的吧。

杨树浦工业区：军在市区的最后据点

1949年5月27日，市区已大部解放，但青年军第21军230师8000余人仍驻守于杨树浦发电厂与自来水厂等厂工负隅顽抗，已将他们包围，如果用武力解决，本来并非难事，但供水供电系统必遭破坏，会危及市民的生活和工厂的生产，双方于是就这样儒持着。同志得知守军指挥是该师副师长许照后，灵机一动想到了许照的恩师――陆军大学教授蒋子英，蒋接到的电话后，很配合地拨通了许照的电话进行劝降。当日下午，许照的部队没有放一枪，全部放下了武器。

杨树浦防线得以兵不血刃地突破，有一部分功劳属于上海地下党的同志。他们牢牢控制了上海电话公司，在上海战役中，市内10万用户的电话始终畅通无阻，而且在战役发起前，他们就暗中

抄下了军政要员的电话号码，绘制了保密电缆地下位置图。当他们发现特务来机房窃听电话准备捕人时，便迅速地记下特务所窃听的电话号码和内容，特务一离开，他们立刻冒险去通知这些用户及时转移。

我来到位于杨树浦路830号(近许昌路)的杨树浦水厂。这座水厂原是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是我国第一座现代化水厂。1883年8月1日建成时，由李鸿章亲自拧开阀门进水。20世纪30年代末成为远东第一大水厂。该厂厂房系当年的老建筑，外形独特，如同中古时代的英同城儇，清水砖墙镶以红边，为尘土飞扬的灰色调的杨树浦路增添了一笔亮丽的色彩，以前每次经过这里，我都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心中暗暗惊艳。只是当时不知道，这样一片美丽的建筑，这样一座历史悠久的水厂，曾一度处于战争阴云的笼罩下，所幸的是最终有惊无险，完好无损。

复兴岛：在上海最后的“行宫”

沿杨树浦路朝东北方向走，快到尽头处，右转上定海桥，便来到一个幽静的小岛――复兴岛。它是黄浦江上唯一的人工岛。岛不大，长3.42公里，最宽处仅427米，面积1.13平方公里。1949年上海战役正式打响之前，曾在该岛停驻了11天，并从此处离开上海。继而永远离开了大陆。

该岛所在的位置原是浦江转折处的一块滩地。民国十六年(1927)，上海浚浦局向政府买下了这块滩地，将其填筑为岛，定名周家嘴岛。岛上设鱼市场，建有大中华造船厂、中国植物油料公司、美孚火油公司等工厂和机构。岛的中部还建造了浚浦局体育会，供外籍海员度假之用。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本海军陆战队强占该岛作为其补给基地，改名为定海岛，一度曾称昭和岛，强行赶走了岛上的职工和居民，侵占大中华造船厂，改为军械修理工厂，并将体育会花园改建成日本式的庭园。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将该岛交还浚浦局使用，改名复兴岛。在花园内曾立有一块“复兴岛收回纪念碑”，惜毁于“”中。

1949年4月25日，宁静了许久的复兴岛忽然驻进了军队，他们宣布，将原先设在岛上的渔业管理局和浚浦局的全体职工清除出岛。次日中午，一艘名为“太康号”的军舰经吴淞口缓缓驶近复兴岛，船泊靠岸，走下船来的正是已经下野的“中华民国”总统。随后，蒋住进了浚浦局体育会花园内的海员俱乐部所在的小洋房。

从地图上看，复兴岛的形状像极了一把弓，它三面环水，只有南面通过北端的海安路桥和南端的定海路桥与市区相连。看中这个岛作为指挥上海战役的“行宫”，想必是考虑到此岛易于把守且一有情况也方便登船撤离。

在复兴岛期间，频频召见汤恩伯、陈大庆、石觉、陈良等党国军政要人，部署上海防务和撤运物资的工作，并专门召集在沪的黄埔各届学生和驻上海守军的团以上军官训话，另外还亲自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面授机宜，布置潜伏特务和暗杀亲共人士的工作，他还曾离岛到上海市区亲巡，为稳定社会民心而作秀。

战事将近时他还是离开了复兴岛，5月7日清晨6时，蒋和他的一百多名随从乘坐汽艇，登上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招商局“江静”号客轮，由军舰护航，驶离上海。据“江静”轮船长徐品富回忆，当日穿一身玄色长袍马褂，足登圆口轻便缎鞋，右手执“司的克”登上了轮船。紧随之后的是儿子蒋经国和孙子蒋孝文，他们上船后，并不马上开船。汽艇仍在往返着，把大批的物品运上船，其中包括睡觉的大铜床。不言而喻，要最后告别大上海了，而此刻上海的大街小巷，正贴满“誓死保卫大上海”的标语。

上海自然是没有“保住”。1949年5月25日，复兴岛上渔业管理处的护厂队通过政策宣传，争取了泼处处长和军一名营长投诚，逮捕了一名顽抗的团长，复兴岛得以和平解放、上海解放后，浚浦局体育会花园南港务局接管，1951年2月移交工务局，于当年5月28日作为复兴岛公园对外开放。

公园不大，林木葱茏，鸟语花香，游人寥落，我没费什么力气便在一片香樟树阴翳的大草坪背后，找到了当年的“行宫”。这是一处小巧玲珑的日本式庭院，一层建筑，白墙红顶，包括一间八角形的带落地窗的会客厅和几间房间，四周绿树环绕，很是清雅。庭院的门口写着“白庐”两个字，不禁让我想起宋美龄夫妇那几处著名的别墅，但听说这两个字是后人依据房子的样式、颜色添加上去的。

苏州河畔：上海战役最后的高潮

离开复兴岛、沿杨树浦路和东大名路往西南方向走，便来到苏州河边。这条大体呈东西走向的弯曲河道将浦西一分为二，靠河上的数座桥梁连接南北市区。从西南方向进入市区的为攻入苏州河北岸，首先就要突破这些桥梁。1949年5月25日，接到命令不得使用重武器的与占据桥边高楼顽抗的守军，在苏州河畔展开了上海战役中最后的激战。

我从苏州河最东端的外白渡桥开始走起，正赶上市民开放日，这座苏州河上最著名的钢桥刚完成了百年大修，复归原位，桥上挤满了兴奋地前来拍照留念的男女老少。拍摄外白渡桥，总会在不经意间将桥北堍一座黄褐色的装饰艺术派建筑一起纳入取景框，它就像外白渡桥的闺中密友，已经与外白渡桥相伴了70余载。它就是上海大厦，原名百老汇大厦，是解放前上海仅次于国际饭店的最高建筑。上海战役时，它却是外白渡桥上最危险的火力点。1949年5月25日上午，首先到达外滩的第27军79师235团(即著名的济南第一团)1营从开阔的外滩向外白渡桥发起冲锋，不仅被设在桥中的地堡、拒马和铁丝网所阻拦，还遭遇了百老汇大厦内守军居高临下猛烈的火力攻击。首先冲上去的3连7班14名战士尚未冲到桥中央，就全部牺牲；紧接着，第二个班冲了上去，也伤亡殆尽；再上去一个班也是如此。在与敌人激烈对峙达两个小时后，1营接到转移命令，先打四川路桥。

沿北苏州路往西走，过了乍浦路桥便来到四川路桥。四川路桥是守军在苏州河北岸防线的重中之重。它的重要性在于它直接联结北岸的四川北路，与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直线距离不过3000米，再往下直插虹口、江湾，顺公路就可直达吴淞口。

直到今天，四川路桥边最高大的建筑还是桥北堍西侧那幢有着巴洛克式的钟楼和古罗马式巨柱的邮政总局大楼，从大楼上发射的火力可以完全覆盖整个桥面，当年自然也成为守军――青年军第37军第204师第611团3营近千官兵的最佳防御据点。与在外白渡桥的遭遇一样，攻打四川路桥的也同样受阻。子弹像流星雨一样在桥面上飞旋，突击的勇士一批批倒下，其中包括最先突破长江天堑的赫赫有名的“渡江第一船”――第27军79N235团1营3连2班的12名战士，他们在渡江战役中没有一个伤亡，一路打到上海，没想到在距离解放的前两天却倒在了宽不过40米的苏州河边。1营官兵实在按捺不住了。擅自向邮政局大楼二层发射了两发炮弹，却仅在大楼坚固的外墙上留下了两个不起眼的白色“斑点”。不过聂凤智接到报告后，很是体凉他们的情绪，没有处分1营营长和炮兵。四川路桥是整个市区之战中唯一一次动用火炮的地方。

我沿着苏州河边，经过河南路桥、福建路桥和浙江路桥一直走到路桥堍。当年淞沪抗战申八百壮士孤军奋守的四行仓库仍巍峨地屹立在桥畔，只是外墙上多了很多鲜艳的广告招牌和空调外机。1949年5月25日夜里，235团3营7连指导员迟浩田带领排长王其鹏和通讯员张瑞林在这幢建筑里演绎了一场“四两拨千斤”的好戏。他们趁着夜色，爬过了路桥西的一条臭水沟，渡过了苏州河，登上了河北岸，出其不意地偷袭了四行仓库内的204师师部，迫使驻守在这里的1000多名敌人放下了武器。

从路桥再往西，有一座造币厂桥，现在叫江宁路桥，1949年5月25日上午，海关总署关警总督察王仲民受中共地下党委派，就是冒险走过这座桥到苏州河北岸去劝降守军的。5月26日，刘昌义率第51军投诚；邮政总局大楼至百老汇大楼一线的青年军相继投降。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

遗爱般般在，勿望缔造难。但历史不应被忘却，长眠于烈士陵园墓碑下、湮没在淞沪田野间的英灵患骨值得我们永远心存感念。而也许今日的和平与安宁正是对他们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