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悬江海的崇明人

上海人想到崇明，通常会第一时间条件反射出两样事物：崇明蟹和来自崇明的出租车司机。

崇明蟹通常个头较小，可肉质紧致结实，档次和价位虽比不上太湖流域的大闸蟹，也不大能上台面，但自有一番朴实家居的鲜美味道。其貌不扬，却暗藏玄机，上海人是蛮喜欢吃的。

上海的哥清一色全是上海人。除了城里的，这些出租车司机大多来自崇明。刚到上海的崇明司机，时常态度谦虚地请乘客指路，用口音浓重的崇明话说，“我刚刚开始开，路不太熟，麻烦侬帮我指指路好伐，谢谢。”话虽客气，笑容也略带谄媚神态，可即使已经到了目的地的前一米，崇明司机还是不会翻起计价器，一分钱不会少收。

这就是上海人对崇明的基本概念。

有个崇明男人曾无限感慨地说，外地人把我们崇明人当上海人，而上海人把崇明人当江北人或“半江”，跟启东人，海门人差不多。

其实在崇明人从小长大的环境中，所谓“上海人”一词仅指上海市区的人，并不包括郊县如崇明，一如科西嘉以“大陆人”概括指本岛以外的本国人。

当然这种含义的差别在上海各郊县都多少存在，比如青浦区的土著爱把自己称作“青浦人”，方言也与上海话有细微差别，只是在程度上远不如崇明人那么深。究其原因，盖因崇明在交通和经济上被纳入上海的程度最低。

尽管行政归属上海，不过从文化和地理单元来说，崇明却与江北的海门、启东是一整体，彼此更亲切，方言和习俗都基本相同。据说上世纪80年代在长江退潮时，从崇明挽起裤腿是可以直接走到对面海门的。

不少崇明人对“上海人”这个客观身份是感到陌生而怪异的，崇明对上海所代表的一切，感到疏远甚至恐惧，与它和解需要一个过程。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区的人，在整体上，都有十分相似的性格和思维方式。并且在繁衍的过程当中，有性格遗传惯性。

整体上，崇明人给人的最初感觉通常是为人处事老实本分，可时间一长就辨出了一些别样的滋味，其中突出的一点是比较擅长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崇明人其实是一个复杂的族群，在上海人中显得有点特殊。他们很自恋，同时也有点自卑。

崇明菜农在推介他的菜时很喜欢强调他的菜是本地的，也许本地的意味着新鲜和品种纯正。崇明人喜欢把许多平常的东西都当特产：玉米、扁豆、花菜、芋艿、白山羊，甚至还有甜芦粟等等。崇明金瓜，这对上海来说是个新鲜的品种，却也不是崇明独有，多少年来，崇明人始终为之骄傲。

即使一个当上上海白领的崇明男人，他有时还是会流露出一些独特的“崇明性”，比如说爱问外地籍的同事，我这个东东你们家乡有没有，那个西西你们那里有没有。一开始外地籍同事还会恭维一番，后来就烦了，跟崇明人说，崇明的花菜是个好东西，但在我们那里不值钱，很多都烂在地里。说得崇明人有点悻悻。

很多崇明人自豪地说，崇明这地方多好呀，种什么长什么；在对比了上海城里和外地的菜肴后说，还是崇明菜最好吃。

外地人对此不理解，上海人会站出来为崇明人在家乡物产方面的自矜作一番合理的解释：“崇明是个一千四百年的岛，土地较为贫瘠，生长出来的作物不多，大多还是要靠外地调运过来，本土的东西份额下降了也就值钱了。”

外地人点点头，觉得言之有理。毕竟他们中去过崇明的人不多，崇明对于他们有点神秘。上海人中，去过新马泰而没去过崇明岛的人也不在少数。除了崇明蟹和司机外，知道崇明有个森林公园和根宝足球基地的，算是对崇明颇有了解的上海人了。

实在是因为去趟崇明太麻烦了！

从上海到崇明有四个摆渡码头，从市中心出发到抵达崇明，从乘车或驾车到轮渡码头、等渡轮、摆渡、上岸，单程用去三个小时很正常，所耗时间、精力比走沪宁高速去南京有过之而无不及。

崇明人有些自卑，这主要是经济层面的，体现在崇明经济与上海经济上的强烈落差。崇明经济状况已落后于对面的江北诸县，崇明人有些心里不平，对“上海人”这一身份也有着难以言表的疏离感。

对家乡现状，有点想法的崇明人总有些着急和不满，有一种希望快速发展改变面貌的紧迫感。所以很多崇明人对家乡的“生态型岛屿”的定位比较淡漠，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尽早造好与上海连通的大桥，那时去上海就便当了。

也有没什么想法的崇明人，他们太过安于现状，不少人靠着一点不多的救济金，也能整日心安理得地搓麻将。这是骨子里的劣根性在做祟，与岛屿的环境无关。.

很了解崇明的上海人，基本上都是如今已五六十岁的当年的知青。

上海周围郊县，除了奉贤、南汇有几个农场外，其余三分之二的农场都集中于崇明。这些农场屏障于崇明北部新围垦出来的土地上，形成一个连绵的地带，其行政关系隶属上海市农场局，而非崇明县。农场的运作和在西双版纳、黑龙江等地一样，大多与本地人截然分开。

崇明当时是上海的北大荒，长江中的长兴、横沙二岛也同样荒凉。知青对崇明的回忆多数都记得那片土地“荒凉得无法置信”，他们伤感而美好的青春期在岛上度过。大多数上海人在岛上呆了数十年后仍不会说崇明话，只是其子女多半已熟练了两种方言。大部分知青，到上世纪80年代后都陆续返城。如今崇明的上海知青已经基本走光，当时造的知青宿舍早已人去楼空。如今，从农场到东滩的这条路上，几乎已经看不到什么人，只是看到有无数鸟儿从那里飞过。

崇明是如今上海唯一的县，其他的县早已改成了区。

作为长江泥沙冲积形成的一个岛屿，崇明人追溯起来当然无一例外都是移民。其最初据说来自江南句容县。

崇明的行政归属一直都比较复杂，这个岛横在长江中央，似乎划给哪边都无不宜，因此从明朝到解放后曾眼花缭乱地不断变换隶属关系，它曾被划入过苏州府，太仓州，上海特别市，南通，松江，再南通，直到1958年最终划给上海直辖市……这也使得崇明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长江口岛屿呈现出一种尴尬局面。其孤悬江海的地理位置，也妨碍其对外认同：崇明人自认为“上海人”的已不多，对南通、苏州、太仓的认同感更浅。这种含混不清的对外身份识别之上，唯一清晰的是“崇明人”。

崇明话不太好听，是上海独脚戏里一个长期被讽刺对象，虽与上海话苏州话同属吴语，但差别较大。上海人有些听不懂崇明话，但崇明人一般都听得懂上海话，经济强势决定语言强势由此可见一斑。

有些人说，如今的崇明人已经走出了小农经济这个小圈子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崇明人现在所从事的职业基本上是三类：劳务输出、开出租车和养蟹。其实这些职业依然没有摆脱小农经济这个包围圈。基本上仍处于单打独干、小打小闹的状态和局面，有小富即安的思想。

比如开出租车这个行业，崇明司机吃苦耐劳，却很少会想到要团结起来，把蛋糕做大做强，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出租车公司，把出租汽车行业的崇明牌打响。据分析，崇明人之所以从事这个职业，那是因为他们不善于集体合作，性格里有孤僻的成分。

崇明人的思维产生根源和所处岛屿有关。其所处岛屿，决定了和外界的隔绝，不能随时和岛外进行交流与合作，信息比较封闭。崇明人的老宅都是四面挖河，这就是岛屿思维在影响着他们。他们善于和外界隔绝。当然，今天崇明人已经打破了这种住宅格局，更打破了一种思维格局。

某文化大师说，“大家都知道上海的外面有个崇明岛，岛上有许多老人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岛，但他们自以为很了解崇明。其实不然。只有走出去了以后才能够了解崇明。”

崇明中学是崇明人“走出去”的梦实现的地方。它承载着太多的理想，充满着古希腊式的悲剧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色彩，它的地位在岛上是崇高和神圣的。每次崇明人路过崇明中学的校门时，不由得会对它肃然起敬。

在那里，集聚着岛上最优秀的孩子。很多人从这里走出去，然后一辈子告别这片土地，完成一次人生的飞跃和转型，整个家族也为此自豪，那里不仅仅是一个学习的场所，更是寄托了崇明人梦想的所在。从那里开始，很多敏感的崇明人认为自己离成为“上海人”已经不远了，而在此之前，他们中很多人向来只认为自己只是崇明人。

基本上所有来自崇明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再怎么艰难都会选择留在上海，如不能一步到位留在市里，那至少也会在松江、青浦等相对发达的郊区落脚，站稳脚跟后再图发展。崇明人有很多懂得曲线救国的哲学。

很多相对有点本事的崇明男人，即使企业在崇明，一有机会还是喜欢在驻上海办事处工作。每星期回一次崇明看看老婆孩子，主要目的是督促在崇明中学的孩子好好念书，将来考到上海来。到了周日下午，他们又乘着渡船回到上海，每当船快靠岸、看到上海的绚烂灯火时，他们心里又鼓满喜悦和不可名状的期待。或者上海最大魅力不是能带给人们具体的好生活，而是一种未知的可能性和由此产生的感慨与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