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土地不能国有化,更不能私有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本质就是在集体所有制土地上发展城市型产业和社区

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制度是建立在土地所有制的二元结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只有改变了土地的二元结构才能够实现城乡一体化。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和实现城乡一体化，并非是将集体所有制土地统统国有化，也不是将集体所有制土地私有化；最为现实的选择，是在两种土地公有制形式的框架下，寻求城乡全体人民享受社会服务和福利的“一样化”，从而让中国公民无论是生活在城镇、还是生活在乡村，都能够享有同等社会水平的生活和福利条件。

实现这样的目标的突出障碍之一，就是传统上将土地的所有制性质与公民的户籍属性联结在一起，而公民的户籍属性又与其享受的各种社会服务和福利联结在一起，形成了“欲进城市社会服务体系就必先行转变户籍性质，欲转变户籍就必先行转变土地性质，欲转变土地性质就必放弃土地的集体所有权益而变为国有”这样一个多米诺式连锁效应。

在集体土地上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改革从农村开始，是因为农村太穷。让农民富裕起来，既是农村改革的目标，也是农村改革的动力。为了追求富裕，农民创造性地打破了被禁锢在农业、靠土里刨食为生的生产方式，开辟了农村的多种经营，用自己的创举开始了工业化，这就是兴办乡镇企业；农民也创造性地打破了被禁锢在种粮的单一农业局面，开辟了农业的多种经营，造就了以鲜活农产品生产经营为特色的城郊型农业和以多功能为特点的都市型农业；紧紧跟随着农村工业化和农业市场化的步伐，农民进一步创造性地打破了农村的封闭落后，引进城市的要素、城市的产业、城市的生活方式乃至城市的人口，以自主工业化和主动城市化的路径，在集体土地上创建了“镇级城市”、“村级城镇”、“乡村社区”等城乡融合的聚落实体，使城市在郊区找到了可持续发展的广阔空间，也使大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获得了空前的活力，为乡村在高度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基础上重新振兴和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与制度需求。

人们在现实中看到的是，城乡的产业已经跨越了所在空间姓“国有”还是姓“集体”的界限，形成了城乡一体的工业化；城乡的聚居区已经跨越了所在空间姓“国有”还是姓“集体”的界限，形成户籍城镇居民与户籍农业居民共同居住的社区；城乡的公共服务和设施建设也已经跨越了所在空间姓“国有”还是姓“集体”的界限，正走向城乡均等化。原因在于：城市和农村作为一种非抽象物，它拥有诸多形式的载体，比如产业区、聚居区、景观等等；这些聚居形态所包含的产业属性与所有制属性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空间属性与所有制属性之间也不应人为地设置一一对应的联系。产业属性、空间属性、所有制属性只是同处于一个事物实体的不同的社会规定，其间可以呈现出多种多样的组合，绝非机械而僵硬地仅只限定为某一种组合。同国有制属性垄断工业的产业格局已经被打破一样，国有制属性垄断城市的空间格局实际上也已经被打破。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本质就是在集体所有制土地上发展城市型产业和社区。这已经不是一个理论推论，而已经被中国的工业化从城市工业化、到城乡工业化并行、再到城乡一体的工业化的历程，被中国的城镇化从国有土地上城市建设到集体所有制土地上小城镇崛起的实践所证明。理论家和政府所应该做的事情，无非是承认亿万农民群众的基层创造，调整政策和制度，改变长期以来改革行动被视为“违规”的现象，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作者为首都经贸大学教授）

责编/艾芸 美编/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