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能·心胸·名利

刘文静是历史上著名的李渊、李世民父子太原起兵事件的首谋和策划者，是李氏秦王府集团的重要成员，倜傥有器略，名噪一时。然而，李氏建立政权后不久，正是年富力强的刘文静即遭到杀身之祸。有功之臣刘文静悲剧性的结局给我们留下许多思考。

刘文静有智谋，有政治才能，李唐政权的建立，刘文静功不可没。

刘文静功成于谋划太原起兵。太原起兵是李氏家族反隋建立唐政权的重要事件。刘文静最早提出起兵“鼓而入关，以震天下”。隋末时，统治集团越来越腐朽，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各地军阀也乘机不断建立自己的小朝廷，分裂割据形势严竣。此时在晋阳令位上的刘文静凭着敏锐的政治眼光看到隋统治已日暮西山、摇摇欲坠，开始寻找时机隋王朝。刘文静以他过人的才智看到李家父子具备了夺取政权、重建封建国家的条件。一者，李渊在镇守太原时，刘文静就看出李渊非同一般，李渊身为晋阳宫监，位置显赫，且本人“察有大志”，政治老练，处事谨慎，不露声色；二者，李渊的儿子李世民才勇兼备，“豁达类汉高，神武同魏祖”，年纪虽轻，却怀有建功立业的大志。李世民与刘文静交往密切，关系甚笃，正因为如此，他对李世民寄予厚望。有了这样几层关系，刘文静向李世民建议乘兵荒马乱、隋政治腐败时机从太原起兵，一举夺取天下，“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帝业成矣。”(《资治通鉴》卷183)可以说，太原起兵的谋划之功归于刘文静。

李唐王朝的建立皆因太原起兵，无此，就不会有后面的李唐新政权。而刘文静之死正是死在太原起兵上，因为太原起兵中充分显示了他的聪明才干与过人之处，“文静才略实冠时人”。有了太原起兵，刘文静有了争功争权的资本，也才有了刘文静看不顺眼别人的思想，当然，在以后的建唐过程中，刘文静也处处显示出了他的才能非同一般，如向突厥借兵，与各地军阀战争等，刘文静都有上乘的表现。

刘文静显名在聪明，得祸也在聪明。一者与高祖的宠臣裴寂争功，引起李渊不悦；二者认为对自己的待遇不公正，与他的才能不相符，职位尚低，总有一种幽怨之情。因此，时不时地流露出对最高统治者李渊的不满。两者结合起来实际上就变成了刘文静与李渊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刘文静的罪行是犯上之罪，这对于皇帝李渊来说是不能容忍和不能饶恕的，这也就避免不了刘文静的悲剧。

在与裴寂的关系处理上，刘文静由开始的友善发展到后来的敌视，关系起伏很大，这中间作祟的就是名利。起初，晋阳令刘文静本与晋阳宫副监裴寂关系相处得和睦，在太原起兵的谋划过程中，穿针引线，传递信息，把李世民、刘文静与太原留守、晋阳宫监李渊联系起来的中介人物就是裴寂。“起兵事情将发，恐唐公不从，文静谋因裴寂开说，于是介寂以交王，遂得进议。”(《新唐书・刘文静传》)裴寂与李渊关系非同一般，二人交往密切，由于有裴寂在中间撮合，这样，才有了太原起兵。因此，太原起兵成功，客观上讲，应该是多人促成的结果，单纯归于某个人，恐怕难成此事。所以，李渊建唐后，在论及太原起兵之功时，表彰了许多人，“诏尚书令秦王、尚书左仆射裴寂、纳言刘文静恕二死，其余人等恕一死”(《新唐书・裴寂传》)。可见，太原起兵能够成功是集体的力量的结果。刘文静看到隋将灭亡、首倡起兵之事，但他却没有看到要成此大事，决非单兵独将可及，必须主观、客观条件都要成熟，方能成功。刘文静在对待这件事上，可以说是没有正确地看待自己，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总觉自己功高不可及，所以，每每看到裴寂地位、荣誉高于自己，心上总是不悦，“文静自以才能过裴寂远甚，又屡有军功，而寂独用故旧恩居其上，意不平。”(《新唐书・刘文静传》)俩人关系产生了裂缝，出现了隔阂，从此，共同的利益不存在了，只有个人的名利起作用。

隋末时，刘文静与裴寂常有往来，二人经常谈论时局，李唐政权建立后，裴寂因与李渊关系密切，官职在刘文静之上，刘文静非常不满，又不能直接迁怒于李渊，结果把这种怨恨的情绪转嫁到裴寂身上，正因为得到的名利有异，二人在政见上也产生了分歧，“每论政多戾驳，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政治上的争论变成了个人的恩怨，不管裴寂所言正确与否，符不符合当时形势，只要裴寂张口，刘文静都否定不赞成，完全是个人利益从中作祟，变成纯粹的个人利害，而非国家利益。可从其中窥见刘文静富有才能的另一面是其心胸狭窄，个人利益至上思想严重。在刘文静的传里也看不出像在裴寂的传中所写的宽厚、忍让、主动辞归卸任等内容，就是说，这两人在性格、才能方面都是有差异的。所以双方产生矛盾，“遂有隙”，也是必然的。刘文静反感裴寂，对裴寂有了怨言，常常冒出要斩裴寂的言论，从过去的好朋友而反目成仇。于是，裴寂进言李渊：“文静多权诡而性猜险，忿不顾难，丑言怪节已暴验。今天下未靖，恐为后忧。”(《新唐书・刘文静传》)由于刘文静数次为己鸣不平，为己争功，名利心重，且本人“才略实冠时人”，也引起初定江山的李渊的反感，裴寂所言正合李渊心意。所以，李渊不顾秦王李世民的反对，杀了刘文静。

刘文静之死，还有其深层原因。唐初，两个集团之间即以李渊为首的关陇士族为核心的统治集团与以秦王李世民为首的秦王府集团包括各个阶层的利害相争，刘文静实际上是两个集团斗争的牺牲品。秦王李世民在新政权建立后，跃跃欲试，觊觎新政权，他的主要助手与谋划人中就有刘文静，这与李渊建唐初期的政治形势格格不入，也打乱了李渊既定的正统权力继承人的序位，引起李渊恼怒，由于种种原因，李渊不能直接迁怒于为自己建立政权立下显赫功绩的儿子，又有亲信裴寂的谗言，终于导致了刘文静的悲剧。

一代才子刘文静只因名利心太重，又数与当时宠臣裴寂争功，种种因素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而导致杀身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