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勇 “特别狱警”特别事

“监狱民警要像太阳光一样，用热情、公正、温暖，赶走罪犯内心的阴霾。对罪犯生活信心的唤醒，意义要远远大于对他们的说教和惩罚”

凡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罪犯；因有罪犯的存在，就要有警察。有这样一群警察——他们无需全副武装冲杀在犯罪现场，却也得没日没夜成天跟那些形形的犯罪分子打交道；他们，就是警察系列队伍中的一支特别群体——监狱警察。

这支特别的群体中更特别的是，他们看管的不是普通罪犯，而是身患烈性传染病的特殊罪犯，其中一位代表性人物，就是在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金钟监狱八分监区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的刘勇。

警校生走进高墙内

刘勇还很年轻。1997年，他从北京第三人民警察学校毕业，出校门就被分配到了北京市监狱局清河分局，干上了监狱警察工作。

刘勇干上警察工作的第二年，正赶上他所在的清河分局金钟监狱进行大规模改扩建，为的是要建一座专门针对患有肺结核、肝炎和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罪犯的具有治疗和改造双重功能的特殊监狱。也就从这时起，刘勇的警察生涯算是与这些特殊罪犯掰扯不开了，短短几年中，他先后承担了对患有甲肝、乙肝、肺结核、梅毒等传染病犯的管理改造工作。

2008年，按上级部门要求，金钟监狱组建了专门关押艾滋病罪犯的八分监区，这在整个北京市监狱局几十年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把患有艾滋病的罪犯集中起来实施管教，既要保证管教安全，又要保证民警自身安全，还要在管教工作上做出成效，实话实说，既无过往经验借鉴，也无现成教科书照搬，全得靠“摸着石头过河”自己去探索。面对如此难题和重任，上级领导反复考量，最终确定让刘勇去领衔完成。于此，刘勇成为这个特别的“第八分监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指导员，开始了以专门管理改造艾滋病罪犯为重任的非常之旅。

与艾滋病罪犯的“亲密接触”

一上任，刘勇就带领大家近乎“恶补”似地学习关于艾滋病和艾滋病罪犯心理特征、病情特点等多方面的知识，认真思考并梳理未来工作的特点和思路，首先就给自己、也给战友们来了个“约法三章”：不嫌弃，不抛弃，不放弃。

分监区成立之初，艾滋病罪犯们对管教民警有很强的敌视和抵触情绪，总是想给民警来个“下马威”，镇住这支年轻的队伍。有的罪犯威胁说，“你们别整天没事似的管这管那，小心被我们传上艾滋病！”有的罪犯甚至采取撞膝盖、撞破头等自伤自残的办法，用带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来恐吓管教民警。

一天，他带着其他同事把罪犯组织到操场，告诉大家，管教警察要和大家共同做一个游戏——“解手链”。做这个游戏的基本前提就是相互之间要手拉手。只见刘勇摘下手套，第一个走上前，一手拉起一名艾滋病罪犯，又点了几名罪犯，共同组成了一个小圆圈，刘勇拉着罪犯的手，一边讲解游戏规则，一边做示范。其他管教民警见状也主动摘下手套，和其余的罪犯手拉手组成了圆圈。很多罪犯没有做过这个游戏，钻来绕去解不开，场面虽然有点乱，但很热烈，现场气氛一下子活跃了起来。

那一天，刘勇和同事们与艾滋病犯在操场聊了很长时间，罪犯们主动转变封闭心态，第一次向民警敞开了心扉。从那以后，分监区便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分监区每次调来新同志，或是新收押了艾滋病罪犯，刘勇都会组织大家做这个游戏。这种“零距离”接触目前已经成为刘勇所在分监区民警们管理教育艾滋病犯的工作常态和有效方法。

为了使占分监区押犯总数近一半的外国籍艾滋病犯同样感受到尊重和温暖，增进分监区内部的和谐，他坚持每天早晚向全体服刑人员问好时，都用英文重复一遍。

自分监区来了第一位外籍罪犯开始，刘勇就带头学习起英语。这个平时讲一口北京土话的北京人下狠心要学标准的“伦敦音”，同样还是为工作——更好地与这些外籍罪犯沟通交流，方便履行职责。

一天，外籍艾滋病犯J突然出现高烧、胸闷、呼吸困难等症状，随时有生命危险。刘勇带领一名同事戴上口罩和手套，紧急将他送往医院。检查中，需要接小便，但J当时已经站立不稳，刘勇见状毫不犹豫地拿起了尿杯帮他接尿，尿液一半流进杯里，一半流到刘勇手上，刘勇的手一动不动，直到帮他把小便接完。随后，拍胸片时，刘勇和同事又一面帮J举点滴瓶，一面帮他脱衣服，足足用了半个小时，才脱下他厚厚的几件上衣，时值寒冬，但刘勇他们却满身是汗。2012年4月3日J刑满释放时，专门走到刘勇面前，说“谢谢你，刘警官，上帝保佑你”。车子开动后，J还隔着车窗反复地喊“中国，伟大！中国警察，好！”。

考虑到艾滋病犯终将要走向社会，刘勇还将目光投向狱外，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艾滋病犯的教育改造。在他的努力下，分监区与北京佑安医院签订协议，建立了专家定期会诊机制；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热线走进大墙，对艾滋病罪犯进行了心理干预；北京市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在金钟监狱开展了“遏制艾滋，履行承诺，让感染到我为止”主题活动，引导罪犯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北京禁毒志愿者总队在金钟监狱成立禁毒志愿者大队，形成了与社会艾滋病防治机构的衔接机制，帮助艾滋病犯顺利回归并融入社会。

刘勇和他的战友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整个第八分监区的管教工作上了一个大大的台阶，罪犯的精神面貌也普遍发生了可喜变化：面露微笑的多了，愁眉不展的少了；主动沟通的多了，自我封闭的少了；遵规守纪的多了，违规违纪的少了。

“阳光狱警”的法、理、情

4年多的特别经历，刘勇的体会太深。他对自己的工作做了一个比喻，“管理好罪犯，法、理、情一个都不能少，特别是对待病犯，监狱民警更要像太阳光一样，用你的热情，你的公正，你的温暖，赶走他们内心的阴霾，使他们感受到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美好，这种对罪犯生活信心的唤醒，意义要远远大于对他们的说教和惩罚”。

对于艾滋病罪犯这个特殊群体而言，“阳光”正是消除他们悲观、消沉和绝望心理的一剂良方。而刘勇正是这样一名“阳光狱警”。

在成立专门的艾滋病犯分监区之前，监狱对艾滋病犯采取的大多是比较温和、宽松的管理模式，尽可能在制度允许范围内，对他们给予一定的照顾。但有的罪犯却据此认为这是监狱和管教民警怕他们，便更加为所欲为。刘勇从实践中得出结论：艾滋病罪犯也是罪犯，在管理上该宽则宽，该严必严，一句话，必须与普通罪犯同等对待。

成为“专家”型的管教民警，是刘勇在特别职守中的特别追求，也是他领导的八分监区全体民警的努力方向，几年中，他们坚持在工作中学习，把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发现的问题作为钻研的对象，写下了1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他注重分析艾滋病罪犯的心理活动特点，将艾滋病犯分为“思想偏激型”、“仇视社会型”、“道德回升型”和“盲目从众型”，并针对罪犯不同犯罪原因和心理特点，总结出了管理改造艾滋病罪犯“安全为本”、“攻心为上”、“沟通为要”、“细节为重”的四条原则，“分析引导”、“行为对照”、“正反激励”、“亲情感召”、“换位思考”和“冷淡处理”六种方法，这些经验在全监狱得到了推广和应用。他本人撰写的《外籍艾滋病犯个案改造分析》《对传染病犯实施精细化管理的几点思考》《坚持依法科学规范文明管理·努力构建和谐改造关系》等论文，填补了首都监狱系统管理教育艾滋病犯研究的空白。

八分监区组建4年多来，刘勇和他的同事们累计管理改造艾滋病犯30余名，成功处置罪犯自伤、自残、自杀等突发事件数十起；与所管罪犯进行无防护零距离谈话3000余次，累计2000多小时；他们管理的罪犯中有10人已按期释放，其中，无一例重新犯罪或传播艾滋病毒事件发生。

从警16年来的刘勇，也以自己忠诚职守无私奉献，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5次、二等功1次，并获全国政法系统“优秀党员”、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先进工作者”、北京市“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北京市政法系统“群众心目中的好党员”等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