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平“导演”

要想把南京团市委书记李建平活灵活现地写出来，实在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其一，李建平这人长相一般，厚厚的嘴唇，戴副眼镜，留个学生头，不抽烟、不喝酒，从他身上难以发现和捕捉到现代骑士的潇洒和江湖汉子的粗犷。其二，李建平这人干的工作又是不被一般人看重的共青团，在商品经济横冲直闯的社会里就像个受人冷落的灰姑娘，就是白纸黑字把他全写上，我敢发誓，可读性不强。其三，那就是李建平在我面前说了不下十次“不要写我”之类的真心话，这些话一直令我犯嘀咕，每每拿起笔来，总觉得自己会犯一个错误。

但熟悉和了解李建平的人几乎都对我说：“李建平这人该好好写写。”

“我别无选择。‘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目的是要活起来，这是制度。用制度激励活”

1982年，李建平从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毕业回到了南京。就像每一个胸揣宏图大志的大学毕业生一样，他对自己的未来勾画得十分简单明了：用所学的知识在电子工程领域干番事业。带着这个愿望，李建平一头扎进南京电子工程研究所电子工程部，描图、设计、论证、科研……一个大学毕业生该干的和不该干的，李建平都干得欢天喜地。两年下来，他的同事对他的评价是“干一件事像一件事”。

两年后的一天，研究所的领导对李建平说：“你在大学当过学生会副主席，又是党员，干青年工作有经验，干脆你来当研究所团委书记得了。”

李建平说：“那得让大伙选才行呀。”

领导说：“等开团代会时再说，你先干着，这眼下不正缺人吗？”

李建平只得走马上任了。

同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学生会副主席相比，李建平干南京电子工程研究所团委书记的工作当然不吃力。他把在大学当学生会副主席时学到的一些本事用到研究所的共青团工作中，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就使研究所的青年工作有声有色，上下左右一片赞扬。

8个月以后，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长找到李建平，斩钉截铁地对他说：“市委已决定调你任团市委书记，限3天内报到”。李建平没有半点思想准备，只是请求：“让我考虑考虑。”部长说：“不要想别的，只能是考虑怎么干好！”

李建平别无选择。这一年，他刚好28岁。

作为省会城市，南京的共青团工作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但不管怎么说，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冲击也同样给南京的共青团工作带来许多新问题。李建平刚上任时便下定决心，弄清楚团组织存在的一个问题便解决一个问题，不信团的工作没有起色。他下基层，搞调研，同有关部门费舌协商，还真干出不少令基层团干部刮目相看的事。但半年过后，他发现尽管自己很累，很努力，这种工作方法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今天救活了这家团支部，明天再去整顿另一家团委，疲于奔命不说，一年365天当“急救员”，对整个南京市的团组织来说，也不过是杯水车薪。

李建平决定制定出一套能从宏观上搞活团组织的新机制。他把自己关在家里，结合下基层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冥思苦想了三天三夜，最后，在一张大幅的晒图纸上，把全南京市的各级团组织用系统网络模式，将其功能、职责、关系画在上面，搞成了南京市共青团工作史上第一幅共青团工作目标管理模式图。

李建平将自己的杰作拿到团市委，挂在会议室的墙壁上，向机关干部讲解自己的设想。在他这套目标管理模式中，他将共青团工作“一分为二”，一部分是上级团组织布置下来的工作和团组织必须开展的常规性工作，他把这部分叫做“规定动作”。另一部分是各级团组织根据各自特点搞的各项活动，他称之为“自选动作”。然后，再将这两种“动作”进行量化，分解，落实，建立一套考核奖惩办法。李建平对大伙说：“目标管理就是要使基层团的工作活起来，用制度激励活，而不仅仅是依靠团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基层不活，我们都是白干。”

团市委机关第一次出现书记挂图讲解自己的决策的场面，大伙儿在觉得新鲜的同时，不得不承认李建平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他们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书记“有几把刷子”。

李建平这套目标管理模式付诸实施后，南京的共青团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过去基层团组织靠团干部“拍脑袋”、靠“点子”和“灵感”开展工作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一个团组织，每年该干些什么，实际干了些什么，怎样干的，团员青年有什么反映，党政部门有什么评价，年终下去一检查，好坏优劣一目了然，靠“哄”靠“对付”靠“门面”过日子行不通。整个南京市的共青团工作开始了“良性循环”。

李建平也由此开始在团干部中显露出作为团市委书记的份量。

“十次弱影响不如一次强影响，没有刺激

和影响，何谈共青团的社会地位？”

基层活起来了，但李建平又给自己和团干部们提出了一连串的“为什么”：

——为什么共青团组织社会地位不高，工作不容易成气候？

——为什么团的工作领域拓宽了，而优势反而减弱了？

——为什么团组织对青年没有吸引力、凝聚力？

——为什么团组织代表不了青年利益？

……

此时，正是1987年的7月。南京城骄阳似火，天气热得不行。但对于南京的许多年轻人来说，更感到燥热的是西方那些过时和没过时的哲学思潮。弗洛伊德、萨特、尼采等人的“思想”将一些青年人的心燎得难以自持。全社会都在作着各种努力，为这种西方哲学思潮的灼热状态降温。

南京市委在《南京日报》上登出了一条举办西方哲学思潮讲座的消息，愿意听讲座者掏两角钱到团市委买门票。消息刚一见报，到团市委买门票听讲座的青年便络绎不绝，把整个团市委门前挤得水泄不通，1500张门票全部卖光。与此同时，团市委接到上级有关部门的一个电话通知，大意是“为了配合正面教育，特组织了正面教育演讲团，请团市委必须在南京市组织一场有千人听众规模的会议。”团市委非常重视，大家分头打电话，通知一些单位届时一定派人参加 为了保险起见，1000人的礼堂通知了1500人。

正巧，这两个讲座在同一天下午。西方哲学思潮讲座这边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过道里，走廊里都站满了听讲的青年，而门外又有许多人要求进去，团市委机关干部只得牢牢把住大门的入口处。而“正面教育演讲会”这边则是人数稀少，千人的礼堂只坐了150个听众。团市委只得把住出口，不让人出去。其实，两个讲座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有关西方哲学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