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9 04:26:14
摘 要: 春秋时期由于会盟制度的出现,“盟”和“誓”两种相异的文书以“盟誓”的形式大量出现。以承担“诅咒”为主要功能的“誓”由于各类社会因素的影响,格式开始逐步定型,对象出现明显转移,与春秋之前的“誓”相比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
关键词: 誓 诅 转移
(一)
“誓”,是据史料记载的最早出现的公文文种之一,所谓“《书》有六体,曰典、谟、训、诰、誓、命。《六经》之中,惟《书》为古史记言,乃后世公牍之体之所自出。”[1]我国古代最早的公文选集《尚书》,就录有《甘誓》、《汤誓》、《泰誓》《牧誓》等八篇“誓”。“誓”原先是帝王动员部下讨伐敌方的命令性文书,类似后世的动员令,同时也具有对军旅告诫的成分,与“诰命”作用相似。“誓”文走到春秋时期,开始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首先是数量上的剧增,[2]而据《礼记・曲礼下》所载的“(诸侯)约信,曰誓;莅牲,曰盟”可知,此时的“誓”又往往与“盟”同时以“盟誓”的形式出现,重新审视这个时期的“誓”,可以发现有如下特点。
一、格式逐步定型,以反面誓辞为主
“誓”,是为动员军旅所的公文,在内容上先记事,后申罪,申出师之意,最后再申军纪以誓众,在誓众词中常陈述对于此动员令遵守与否的后果,这部分内容发展到后来一直带有诅咒的色彩,单独列出来可称为“誓辞”。从保留下的文本来看,夏商周时代的誓辞同时包含了正面誓辞和反面誓辞,即对于王的誓文,前文讲应如何执行,“末尾以反言作结”,许同莘的《公牍学史》即有“誓众之词多如此”[3]的论断。
夏书《甘誓》末尾誓辞:“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4]服从命令的人,我(启)就在先祖的神位前行赏;不服从命令的人,我就在社神的神位前惩罚你们,把你们降为奴隶,或者杀掉。“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是不服从命令的后果,属于反面誓辞,前文中夏启所要求的“左攻于左”“右攻于右”,军队各司其职的号令则属于正面誓辞。商书《汤誓》“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5]文意与《甘誓》相似,“尔不从誓言”之后是反面誓辞,“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则是正面誓辞,又是正反誓辞的同时出现。周武王《泰誓下》中的“尔众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赏,不迪有显戮!”[6]结构也是如此。当然,很多的正反誓辞不一定会连贯着出现,像《牧誓》中的“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7]要求军旅像虎熊般勇猛,是隐含的正面誓辞,其与“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相对,再次组成正反结构。
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是正面誓辞的单独出现,《大禹谟》中的“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8]就属此例,后文并没有找到对应的反面誓辞,在《泰誓》中也有反面誓辞缺失的情况。由此可见,夏商周时期的“誓”在正反誓辞结合出现的情况下,明显偏重于正面誓辞。
到了西周中后期,由于没有像《尚书》这样完整的公文记录,很多“誓”只以只言片语的形式散落早《左传》《国语》等专著中,而“誓”产生的变化之一就是结构的不完整性,从可搜集到的誓辞来看,正反誓同时出现的比例并不高,并且大多数文本以反面誓辞为主。《左传》载,襄公二十五年晏子自誓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9]晏婴自己发誓如果不忠君,不做利于社稷的事情,甘愿接受上帝的惩罚,属于反面的诅咒。昭公六年有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废,小人降!”[10]讲的也是“犯命”的后果。这两个例子中,明文给出的只是违背誓言的惩罚及后果,对于正面誓辞的推测,即前者应忠君利国,后者不可犯命,比夏商周时期来得更为隐晦。对于这时期的“誓”文而言,由于正面誓辞特征的淡化,结构就变成了以反面誓辞代替了原本的正反誓辞组合。
与此同时,这类反面誓辞也出现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写作模式,多以“所不……有如……”的结构成句,“所不”后面是对事件的期望,“有如”后面是惩罚或者诅咒。鲁襄公十九年,荀偃伐齐事未成,身死而不瞑目,口闭而不能含珠,宣子乃抚之曰:“主苟终,所不嗣事于齐者,有如河。”[11]“嗣事于齐”是其目的,如果达不到就如这河水一样不复返。鲁文公十三年,晋人担心秦国用士会,秦伯对此作誓曰:“若背其言,所不归尔帑者,有如河。”[12]再回观上文晏子的誓言,这种完全一致的句式结构绝非出于偶然,在春秋时期,誓辞的写作基本已有了专有格式。
二、誓诅对象出现转移
在初期的“誓”中,誓辞由者一人制定,众人无条件接受,如果不遵守君王的信约,往往直接“予则孥戮汝”,降为奴隶,但惩罚的对象仅限于当事人本人。到西周后期直至春秋,“誓”文制定者的地位开始下移,“誓”跳出了动员令的范畴,并不局限于王与众人之间,而变成私人间的口语化约束准则。从誓辞中诅咒的对象来看,已脱离单独个体,出现了明显的转移现象,其按对象不同可有以下两种分类:
1.以自然事物作为见证者
所谓见证者,是誓辞的第三方作证人,往往是一些超自然的物体,高于人类社会之上,因而对人类的活动具有制约作用。誓辞中以山河日月等自然物体作为见证者的现象比较普遍,鲁僖公二十四年,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13]如果自己敢有异心,就像这投入水中的璧玉一样不得复返。“白水”即为水,同誓辞中时常出现的“河”相似。鲁襄公二十三年,宣子喜对曰:“所不请于君焚丹书者,有如日!”[14]此处以“日”为对象,以“日”来见证自己的真诚之心。当然,这里的自然景物不仅仅是客观的存在,而是人类社会之外的神灵化身,其认为山神、河神、上帝等神灵可以对违背誓言的人做出惩罚,带有些许远古自然崇拜的色彩。
2.以子女、国家作为誓诅对象
誓诅对象不同于见证对象,是诅咒的直接受与者,承担着违背誓约的后果。以子孙、宗族作为作誓对象的誓辞见于《国语・越语下》:“所不掩子之恶,扬子之美者,使其身无终没于越国。子听吾言,与子分国。不听吾言,身死,妻子为戮。”[15]直接以妻儿生命作为维持信约的筹码。越王在赏赐范蠡封地时也有誓辞曰:“后世子孙,有敢侵蠡之地者,使无终没于越国,皇天后土、四乡地主正之。”[16]凡有侵入领地者皆不得善终,这里既有皇天后土、四乡地主的见证,又有对后世子孙所作出的诅咒,前者的见证只是一种虚无的心理认同,但是对于子孙的诅咒却是实实在在的惩罚,誓辞开始由原先空洞的诅咒逐步变为具体可行的惩治措施,而从对子孙之咒再次过度到对国家之咒则又进一步推进了这种现实化倾向。
鲁襄公十一年记载的盟誓中:“或间兹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队命亡氏,踣其国家。”[17]除了有神灵对誓辞的见证外,又直接对国家作出誓诅,如果违约要失民、亡军、国家不保。鲁僖公二十八年癸亥,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神明殛之。俾队其师,无克胙国;及而玄孙,无有老幼。”[18]这则盟誓中的后半部分是以子孙后代以及国家命运作为誓诅的誓辞,违背盟约会受到神明的共同讨伐,“无克胙国”、“无有老幼”,子孙和国家都会因此遭到报复,这种报复已不再寄托于神灵,而以直接的血刃之灾代之。同样的语句在鲁成公十二年癸亥,在宋西门外的会盟誓辞中也有出现,除了固定的诅咒句外,同样也出现了具体的违约受惩方式:“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19]应该说,在誓诅对象从个人、子孙后代,进一步转移至国家、军队身上的同时,誓辞中涉及到的惩罚措施也愈加切实可行。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誓”的作誓对象都出现了转移,也有一部分“誓”保留了原来的风格,惩罚对象依然限于违约者本人。《国语》卷九记载到的一篇誓辞:“失次犯令,死;将止不面夷,死;伪言误众,死。”[20]结构利落,有夏商周时期誓辞的风格,誓诅对象并未扩散,但此类“誓”相对较少。
(二)
春秋战国作为一个礼乐崩坏的时期,有着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在这个时期出现的“誓”能在性质上出现如此大的转变,与当时社会道义的缺失,自然崇拜色彩的退却以及整个社会的封建化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西周后期,正反誓辞比重失衡,并不是正面誓辞的消失,而是反面誓辞的加重。由于“誓”与“盟”的合流,大量出现的“盟誓”文书,其文本结构为先“盟”后“诅”,其中“诅”的内容就是原初的誓辞,而以“诅”为主要内容的誓辞也只能以反面誓的形式出现在“盟誓”文书的末尾,正面的誓辞则被融合在“盟”的内容之中。而誓诅力度的加强恰恰体现了春秋道德信义的缺失,人与人之间缺少信任,只有靠虚无的神灵来见证和维系,靠相应的惩罚措施来进行约束。正所谓所“世道交丧,盟诅滋彰”,春秋道义的破坏使得会盟制度极为兴盛,承担着诅咒功能的誓辞规定了违约的后果极其责罚的力度,显得必不可少。就“誓”文种而言,发展到春秋时期性质已与原先发生了偏离,这也注定了其被后来新生的檄文所取代的命运。
从涉及的对象来看,誓辞最初以纯粹的日月山河等神灵来进行见证,这些神灵的现实表现都属于自然事物,这又与先民最初的自然崇拜有着必不可分的关系。所谓自然崇拜,即以把人格化的自然物和自然力视作具有伟大能力的对象而加以崇拜,这些自然物往往包括日、月、天、地、山、石、海、湖、河,以及水、火、风、雨等等。自然崇拜产生于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时期,后来逐步演化成自然神权,君王能维护统治多需依靠神灵的垂青,这就是为什么古代官方祭祀大肆盛行的原因所在。在这样的先民心理影响下,誓辞的作誓对象也必须是神灵才可保证誓辞的可靠性。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然崇拜开始淡化,但誓辞中作为见证者的神灵并未消失,只是充当的对象发生了转移,从最初的自然物体,演变为先祖亡灵,例如“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殛之”。在自然崇拜逐步褪却的过程中,取而代之的“人”的分量显在加重。
除了见证对象转移到了祖先身上外,誓辞中的诅咒对象也扩及到了子孙后代,这样“誓”文中的对象就从原本的个人分别由两端向外扩散至先祖与子孙,这种血脉关系的强化正是宗法制对人们生活产生的外在影响,从而使的誓诅对象作出了调整性转移。在古人看来,宗族的命运远超个人的境遇,把诅咒施加于子孙的命运之上,让整个宗族代替个人来承担毁约的后果,也正是誓诅力度加剧的表现。
但是这种转移并未就此而停止,这又必然预示了另外一种外力的存在。誓诅对象后来直接转到了国家及其军队身上,在作誓者看来,以对国家的诅咒替代对宗族的诅咒,是国家意识的强化,这种强化恰恰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演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如果说西周设立诸侯国实行分封制,是源于宗族间的关系,那么随着各诸侯国间生产力发展的不均衡性,实力强大的诸侯国对于周王朝的离心力越来越强,逐步不满足于自身现状而开始谋求更大的发展,从而也就慢慢侵蚀了大宗与小宗之间的关系。国家建立在宗族基础之上,所谓的“家天下”,正是先要出现宗族,然后才可能让其来承担国家的职责,但是在后来的封建社会中,为了国家而破坏宗族关系的例子比比皆是,笔者认为这种破坏即属于封建社会的特征之一。也由此可言,春秋时期大小宗关系的破裂正是代表着中国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度逐步向封建制度进化的一个历史进程。
在各类内力、外力作用下,“誓”作为一个极具时代性的文种在性质上产生了变异,而这种变异又从反方向再现了那个急速寻找转型的时代,及其内在的社会张力,这正是“誓”这个文种本身可体现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3]许同莘.公牍学史(卷一).P6,8.
[2]梁鸿选编.礼记.P17.
[4][5][6][7][8]尚书译注.P88,105,202,204,34.
[9]左传(卷十七).P799.
[10]左传(卷二十一).P981.
[11]左传(卷十六).P741.
[12]左传(卷九).P391.
[13]左传(卷六).P276.
[14]左传(卷十七).P777.
[15][16]国语(卷第二十).P322.
[17]左传(卷十五).P696.
[18]左传(卷七).P305.
[19]左传(卷十三).P573.
[20]国语(卷第九).P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