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中国近代海军的那点事儿(下)

筹谋四“江”

1902年，对重建海防不甚热心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在任上病逝，张之洞得以再次署理两江总督一职，如同柳暗花明，1895年没有机会推动的计划又一次被张之洞提上了议事日程。

1902年11月5日，张之洞抵达江宁（今南京），从护理两江总督的江宁布政使李有棻处接过了象征两江总督权位的关防印信和王命旗牌，第二次署理两江总督。

上任伊始，张之洞就视察了两江麾下重要的水上力量—南洋水师。但不习战阵已久的南洋水师现况令张之洞感到忧心忡忡，在观看了充当练习舰的巡洋舰“寰泰”号上的一次江南水师学堂学生毕业操演后，张之洞十分不满地写道：“令其演放大炮，手法生疏，草率拉火，不响遂不再拉火，空手作一拉之势而已；令其装配药弹演试炮准，则管带甚有难色，据云，数年来罕有装药实放。十分可骇……索阅出洋海图，则三年内仅寥寥数纸。”“中国所辖海面之琼州、钦州及日本、西贡最近之海洋亦不能到。”“似此各项功课实际毫无，不知该学生等所练何事，所毕何业……虚糜经费，旷废岁月，贻误水师人才，实堪痛恨。”

有鉴于此，张之洞于1903年1月11日上奏朝廷，以“长江通商口岸日多，土洋矛盾日趋白热化，教案频出，需要水上武力弹压”为由，建议转变南洋水师的职能—由外海作战的水师转变成拱卫长江的内河水师。张之洞认为，在长江上维持一支优势水上力量还有另一大好处，即一旦长江流域发生土洋冲突事件，中国军舰可以抢在列强军舰反应过来之前先行派兵将事件弹压下去，藉此避免列强干涉引发更大的麻烦和事端。

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张之洞进一步建议：将南洋水师现有老旧的、设计用于出海作战的军舰尽数裁停变卖，连同省下的维护费用积攒数年后，“即以此款另向外洋有名船厂定造长江浅水新式快船数艘”。

吃一堑，长一智。这次，张之洞为了避免再次被中枢当枪使，选择了先斩后奏，在上折前的1个月—也就是1902年12月10日就致电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表达了希望由日本川崎造船所为中方建造4艘浅水炮舰的意向。

接到张之洞的买船意向后，小田切立即将之转回日本国内，日方川崎造船所副所长川崎芳太郎带着书记官四本万二和舰船设计师目良恒大技士漂洋过海来到江宁两江总督衙署，亲自向张之洞推荐浅水炮舰的设计方案。

经过反复讨价还价，最后议定军舰总长近55米，排水量500吨级，吃水不能超过2.2米，航速不得低于13节。经日方计算，全舰不含武备弹药和保险费和运费的价格为315000日元，约合白银28万两。有了这份舰船数据和报价，张之洞这才于一个月后上奏清廷，要求为南洋水师添造这种浅水炮舰。

虽然张之洞内心已经决定向日本川崎造船所订造浅水炮舰，但是为了避免坊间“暗箱操作”的非议，张之洞于1903年1月19日电告驻德公使萌昌和驻英公使张德彝以及船政会办大臣沈诩清（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之孙），但只提供了浅水炮舰的笼统数据（只有尺度、吃水等项），要求他们限期给出报价。张之洞有他的如意算盘，因为事发紧急，不论英、德两国的船厂还是船政都无法在如此笼统的数据基础上给出比日本人更靠谱的报价，这样就可以堵住坊间悠悠之口，顺理成章地将合同授予日本人。

但事情远远没有张之洞想的那么简单：江宁布政使李有棻首先发难（由于他是刘坤一时代的两江领导班子成员，张之洞对他并不信任，张之洞在和日本人谈判的时候刻意对他“单向屏蔽”，以至于直到和日本人谈妥了合同条款，要付钱的时候才告知这位掌管着两江财税的布政使大人。在李有棻看来，这太欺负人了—我好歹也是正二品的朝廷命官，你张之洞暗箱操作的时候拿我当空气，要钱的时候来找我，哪有那么好的事？因此他对这笔合同提出了质疑）：既然是朝廷向日本人订购军舰，那就该以中国的官银结算，而不该以日元结算，这样可以避免因汇率浮动而导致的损失（毕竟当时中国的白银处在不断小幅贬值状态）。另外，这款小型军舰施工难度并不高，为何放着曾有浅水炮舰建造经验的船政不用，要舍近求远、向日本订购呢？

面对李有棻的质疑，张之洞置之不理，继续一意孤行，当英国和德国方面的报价送到的时候，张之洞有了更得意的理由—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的报价为每艘（含回国保险费和运费）52000英镑（约合白银57.75万两），德国伏尔铿船厂报价为每艘（含保险费和运费）84万马克（约合白银41.5万两），均高于张之洞上报的28万两（不含保险费和运费）的报价。但是当船政的报价发到江宁的时候，张之洞笑不起来了。因为竭力想承揽下这份订单，好让已经处境艰难的船政继续维持沈诩清开出的报价是每艘不到20万两！李有棻据此又向张之洞提出抗议，搞得张之洞十分下不来台，最后只好表示：可以由川崎造船所和福建船政各试造一艘对比一下。

最后的结果是：川崎造船所不仅得到了造船合同，还在合同中加入了将来再建3艘的明文规定，而船政事实上没有得到任何合同，被张之洞着实忽悠了一把。而曾给张之洞难堪的李有棻，早年就曾因炼钢厂的选址问题与张之洞有过很大分歧，如今在浅水炮舰问题上与张之洞又起冲突，偏偏张之洞不是个大度的人，因此事后不久，就有言官以“思想保守、不通洋务”上书弹劾李有棻，最终李有棻被迫罢官还乡（后又被朝廷启用为江西铁路大臣，督修南浔铁路），至于幕后主使和最大赢家是谁—不言自明了。

日本承造的这4艘长江浅水炮舰就是后来的南洋水师“江元”、“江利”、“江亨”、“江贞”炮舰，但还没等这4艘军舰开工，张之洞就于1904年年初被清政府召回北京，后回到湖广总督本任。张之洞通过改造职能来控制南洋水师的企图就此化为泡影。

天价的六“楚”四“湖”

1904年3月2日，张之洞回到了武昌，不甘心失去南洋水师控制权的张之洞决心另起炉灶，建立一支能在实力上彻底压倒南洋水师、成为长江第一水上力量的新舰队。

由于湖广是张之洞经营多年的老巢，布政使、按察使等人都对张之洞言听计从，也没有像李有棻那样的“刺儿头”来搅总督大人的“好事”，所以张之洞直接和川崎造船所签订了一笔大手笔的订单：6艘长江浅水炮舰以及4艘鱼雷艇。

有了这10艘军舰，再加上原有的旧式蒸汽炮艇，湖广将拥有称霸长江的水上武力，届时也会稳压南洋水师的那4条“江”字号炮舰。将这笔订单称为“大手笔”的另一个原因是这10条船的造价—6艘后来被称为“楚泰”级的长江浅水炮舰，其规格只比“江元”级有所放大（全长增大到61米，吨位扩展为740吨，吃水加深至2.4米），报价（不含炮械弹药和运费）却从“江”字号的31.5万日元猛增至45.5万日元！若要算上炮械弹药的话每艘还要再加16万日元（1905年，日元和白银兑换比率已经接近1：1）。即便如此，张之洞以日方报价“十分据实公道”为由，在合同中写明倘若日元贬值，湖北省就按照未贬值之前的日元汇率计算船价折合成英镑支付给日方，以避免川崎造船所吃亏，真可谓体贴呵护备至，完全没有考虑如果白银贬值而造成中方的损失将如何处理。

而4艘后来被称为“湖鹏”级鱼雷艇的合同价更是离谱，这种排水量不过96吨、装3具鱼雷管、航速23节、性能平庸的鱼雷艇（不带武器弹药）每艘造价居然高达30万日元，差不多就是30万两白银，甚至已经超过了两江订购的“江元”级炮舰的造价（“江元”级后3艘的造价已经降低至每艘299325日元）。

我们可以拿中国曾经订购过的相同体量鱼雷艇的造价做一下比较：120吨、3具鱼雷管、航速22节的北洋海军“福龙”号造价为白银5.7万两；90吨、3具鱼雷管、航速18节的“辰”、“宿”号鱼雷艇单艇连武备弹药的造价30万马克，合白银10万两。由此可见，即便以银价已经大幅度贬值时期订购的“辰”、“宿”的造价，湖广订购的4艘鱼雷艇的浮开价格也达到了每艘20万两。4艘鱼雷艇浮报的价格高达80万两，大致相当于3艘2000吨级的“镜清”号巡洋舰价格（“镜清”不含武备弹药的价格为27万两），若再加上6艘“楚泰”级军舰浮报的价格，浮报总数将会达到170万两，足够再买一艘新锐的“海容”级穹甲巡洋舰！

以张之洞的“猴精”性格，决不会让日本川崎造船所平白拿那么多的利润。如果这170万两完全成为川崎造船所的利润，那么川崎造船所绝不至于在完成这笔订单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依旧在日本名不见经传。那么这笔巨款的大部分究竟流向了何处？

总之不管怎样，由于张之洞在湖广的一言九鼎，这笔合同在一片皆大欢喜的气氛中敲定了，交易也有条不紊地执行着。1905年10月7日，“楚泰”号在川崎造船所开工，“楚同”、“楚有”、“楚谦”、“楚豫”、“楚观”等舰则于1905年11月5日～1907年2月26日陆续开工；“湖鹏”、“湖鹗”分别于1906年2月25日和28日开工，“湖鹰”、“湖隼”分别于1907年5月11日和15日启工建造。

到张之洞于1907年9月离开湖北前，长江炮舰“楚泰”、“楚同”和“楚谦”以及鱼雷艇“湖鹏”、“湖鹗”竣工后依照合同规定，由日本海军官兵管驾经上海停留、溯江而上驶抵武汉三镇交付。鄂省舰队初具规模，大为兴奋的张之洞分别于1907年5月和7月两次视察“楚”字炮舰和“湖”字鱼雷艇，并两次在黄鹤楼设宴款待随舰而来的日方人员。

为了切实掌控这支舰队，张之洞援引在两广时期开办广东水师学堂的经验，在湖北开办了海军教育机构，直接留用了驾舰来华的部分日方海军人员充任教习，并选派优秀人才赴日本留学，后来成为著名地质学家的李四光当年就是被张之洞选派至日本学习轮机专业的湖广学子之一。张之洞甚至将幼子张仁蠡（排行十三，抗战中投靠日伪成了汉奸，1951年以汉奸罪被枪决）也送至日本留学，显示出毫不掩饰的亲日倾向。

一边倒的亲日倾向、定向选择日本船厂订购军舰、不吝天价的成交价格以及完全胳膊肘往外拐的合同条款，再加上张之洞“猴精转世”的固有本性，相信因为这六“楚”四“湖”10艘军舰所浮开船价巨款的去向，读者心中应该有了数。

就在湖广舰队风生水起之际，一道来自中枢的重大决策再一次改变了一切。

竹篮打水一场空

1907年9月，张之洞奉召进京陛见，并奉命入值军机处，成为慈禧太后用来制衡庆亲王奕劻和直隶总督袁世凯的一枚重要棋子。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驾崩，年仅3岁的宣统皇帝溥仪即位。因溥仪年幼，其生父—醇亲王载沣摄政监国，晚清末世规模最大也是最后的政治改革悄然展开。

1908年7月15日，摄政王载沣以宣统皇帝的名义上谕：任命亲弟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海军提督萨镇冰为副大臣，开始了一项大手笔-将分散于全国各地的水上力量收归中央，统一建立国家层面的海军力量。很显然，这对国家是一件大好事，但身为军机大臣的张之洞对此激烈反对。他认为目前海军经费不足，要求暂缓实施，他甚至还在军机处与载沣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如果此时慈禧太后尚在，也许会顾及一下张之洞的面子。然而在25岁的摄政王载沣和23岁的筹办海军大臣载洵的眼中，张之洞已是“过期”老臣，能让他和摄政王顶嘴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怎会因为张之洞的激烈反对而让蓄谋已久的谋划轻易作罢？因此张之洞的反对被驳回，此后张之洞就称病不朝。

乍一看，张之洞的激烈反对毫无缘由，毕竟他不是不开化的顽固派。但细想一下，湖广舰队10艘军舰的价款还未全部付清，如果此时统一海军，那些还未付清的款项自然会由中央财政接手，面对浮报了如此高的船价，中枢必然要追查账目。届时，“楚泰”级和“湖鹏”级的高昂造价必然会引起载洵和载沣的怀疑，且必然会顺藤摸瓜查到他张之洞的头上来，那么等待他张之洞的必然是身败名裂。

1908年9月27日，结束了对全国沿海沿江省份水上力量调查的载洵上奏朝廷，要求统编全国军舰编制，在他提交的应该归入中央海军编制的军舰名单中，“楚泰”级和“湖鹏”级的名字赫然在目。在得知载洵的上奏内容后，预感大限将至、气急交加的张之洞于10月4日突然在家中“捶胸呕血”而亡，死因是胃血管破裂。

长年累月的无规律生活和72岁的高龄使张之洞无法承受“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样大的精神打击，一代名臣的生命就此终结。自诩“猴精转世”的张之洞最终还是没能拗得过朝廷的大腿，终究还是敌不过中枢的一纸上谕。

张之洞死后，其筹办的湖北舰队被撤销，6艘“楚泰”级被编入长江舰队，而4艘“湖鹏”级被编入巡洋舰队，以往沿海沿江各省督抚各自为阵组建水上力量的局面彻底成为了历史。

载沣和载洵也还懂得“死者为大”，既然张之洞已死，再揪着浮报款那点事不放也没多大意思，所以这件事没有再追查下去，最后也就不了了之。所以，张之洞死后的名节好歹是保了下来，以至于今天的我们一提到张之洞，基本都是诸如“爱国”、“清廉”等正面的评价。

纵观张之洞一生，他与中国近代海军的缘分不可谓不深，积极性不可谓不高，也并不缺乏大手笔，但大多数的结局都是虎头蛇尾，难有善始善终者。其中固然有多方面掣肘等客观原因，但归根结底，张之洞自身的好大喜功与务虚不务实的清流作风是其失败的根源所在。之所以张之洞的名声要比李鸿章好许多，原因不过就是当时清流掌握着话语权、胳膊肘往里拐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