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下的中国经济新变量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助推经济增长的时代正在走向末端,这为当下的宏观经济形势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并对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提出新要求

劳资关系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高正成为政府调控政策中的一段主题曲。6月8日,广东省召开“加强人文关怀、改善用工环境”工作座谈会。《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一项由广东省政府办公厅牵头、省外经贸厅等部门参与的关于改善用工环境的调研,正在广东各地展开。

劳资关系已成为今夏最热门的关键词。一系列劳资纠纷事件爆发后,紧随而来的是全国多个地区提高最低工资的新浪潮。其中,广东、浙江、宁夏等省区都已显著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涨幅达到20%。

然而,对于劳资关系和工资水平的关注,远不局限于劳动力市场本身。依靠廉价劳动力助推经济增长的时代正走向末端,这为当下的宏观经济形势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并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提出新要求。

新招工时代

在各地政府出台最低工资标准之前,东部沿海部分民营企业的工资水平已经因为“民工荒”的问题开启了市场调节的步伐。

2010年年初起,广东佛山一家生产摩托车零配件的企业老板王先生便一直在应对工人工资的攀升。该企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在过去数年基本位于每月1200元~1800元之间。而2010年前5个月,平均工资提高了9%到10%。“不提高是招不到人的,尤其是一些比较累的活儿。有些企业不愿付高工资,干脆就暂时减产了。”王先生说。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目前温州不少企业自主进行的工资上调幅度已经达到平均3~5个百分点。

劳资关系正发生微妙的变化,提高工资水平只是一系列变化中的一角。更多的变化来自各种权益在劳资双方之间的博弈与挪移。用工环境、福利待遇、人文需求等诸多问题在市场供求关系的作用之下,正在发生变化。而这些,正是广东省上述调研的重点内容。

王先生发现,2010年的招工中开始陆续出现一些过去二十多年从来没有遇到的新情况。“招工时,来面谈的孩子会问工点附近有没有网吧。如果我说没有,他们来工作的意愿就会降低。”王先生对此颇有些无奈。

这些年轻的应聘者与上一代农民工在工作内容上并没有明显不同,但他们对工作的关注点显然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过去的工人只管一日三餐,很少再问别的东西,相当能忍。”王先生说。但现在他眼中的这些孩子“很会维权”,同时对工作提出个性化、生活化和情感上的要求。工人不光要求比较充足的个人支配时间和正规的休息日,还对繁重而重复性高的工种表现出排斥。同时,他们对企业是否缴纳社保等一系列福利的重视程度也显著提高。

经济复苏新变量

劳资纠纷、职工待遇亟待提高,关涉的显然不仅是微观层面的企业用工问题,也给中国经济复苏的未来走势带来新变量。

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指出,2008年下半年至今,中国经济沿着“危机-救市-复苏”的链条一路走来,资本则按照传统的经济增长路径加速布局,其带来的劳动力需求释放在基建业、建筑业或者是传统制造业等一系列劳动密集型领域。而同时,劳动力的供给则在人口红利逼近末端的过程中凸显出不足。

经济下滑期,工资水平的上涨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被抑制,2010年的工资上调有补涨的意味。“2009年特殊经济背景下,很多企业没有提高工资,各地政府最低工资调节的步骤也减缓,很多地区一年都没有调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狄煌说,“今年以来经济形势开始复苏,为工资增长带来了空间。”

与经济复苏相伴随,通货膨胀抬头的趋势也很明显。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虽然名义CPI仍然不是很高,但是考虑到水果、海产品这些在统计项目中占比较低、在人们实际生活中却受到青睐的产品,今年以来的价格涨幅明显,因此,实际的物价水平已经能让人们感受到开支压力。“工资的提高,也是对通货膨胀的一个回应。”

这样的回应将为当前的经济复苏注入消费动力。据李迅雷估算,农民工的边际消费倾向介于城市居民和务农人口之间,起码会在70%到90%。这意味着收入每增长10元钱,其中的7元~9元均会用于消费。2010年以来低收入群体实现的工资上调,会对消费产生直接而明显的拉动作用。

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企业利润收缩,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宏观经济复苏的动能。以王先生的企业为例,工资上涨9%到10%将使企业的利润空间收缩30%。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则指出,目前国内大部分中小企业的利润率保持在3%到5%,因此,利润空间的进一步压缩,有可能会使部分实业资本被迫退出竞争,或者转向虚拟市场。

各地工资的集中上调可能会引致“工资-物价”的螺旋式上涨,从而使通胀压力加剧。“虽然现在的上调还基本局限于低收入群体,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最终会引致通胀压力,这是不能回避的现实。”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如是表示。

李稻葵指出,从长期看这是一场非传统意义的、成本助推型的通货膨胀,而治理这一通胀的根本之策是需要产业结构的调整。

倒逼产业升级

“也许数年以后回头看,才可以发现眼下这场劳资供求关系变化对宏观经济的深刻影响。”刘煜辉说。

他指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将迎来“刘易斯拐点”。未来5~10年,随着独生子女政策引致的劳动力人口增速逐渐降低,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越来越少,当前产业结构下的劳动力市场供求将发生逆转,由过剩转向短缺。这意味着,依靠廉价劳动力实现经济规模增长这条路径将难以为续。

这一态势,从刘煜辉提供的一组数据中可见一斑。2004年以前,中国产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增速每年仅为2%到5%之间。但进入2004年后开始逐年大幅提高。2004年到2007年间,工资年均增速达到7%,2008年则提高至16%。

刘煜辉说,刘易斯拐点的显现让中国经济转型变得十分紧迫。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对企业升级形成倒逼机制,迫使企业最终转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这种升级可能会反过来伤害劳动者的利益。

传统制造业已很难同时满足资本增值、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并实现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等多重目标,眼下最重要的,是为民间资本腾挪出更多具有较高利润增长空间的行业,开放更广阔的市场。

“物流、航空、铁路运输、金融等中高端服务业对民资开放,是最重要环节。”刘煜辉说,“在这些领域打破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使民间资本贯穿整个产业链,将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从而带来工资与就业的同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