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语文教科书与“苏派”教育传承

百年荏苒，我们无法确切统计出有多少江苏人曾为中国语文教科书的发展作过努力，但从本人所藏900余种清末民国语文教科书中，依然可以发现近现代史上江苏大部分名家名人的痕迹。当然，随着时代变迁，很多清末语文教科书湮灭在历史长河中，更有不少教科书编者，虽然能从保留的实物中获知姓名，但生平已然不可考。本文对语文教科书与“苏派”教育的关系作一个粗浅、疏漏的梳理，以此向曾致力于中国近现代语文教科书发展的“苏派”教育先辈致敬。

一、清末民国语文教科书编写的“苏派”印记

从1898年到1911年，“语文”一科曾出有“古文”“文学”“文法”“国文”“官话”“国语”“国粹”“缀法”“论说”“文范”“作文”“识字”“习字”“语文”等不同名称。1912年之后，逐步统一为“国文”“国语”。“语文”学科的进步和语文教科书发展紧密相连，52年发展历程，1800多种、2万余册语文教科书的总量，“苏派”教育人与这些语文教科书密不可分，烙印深厚。

1.编写清末民国语文教科书的江苏人。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蒋维乔在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出版周刊》上发表了《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一文，他写道：“民元前十五年丁酉，南洋公学外院成立，分国文、算学、舆地、史学、体育五科。由师范生陈懋治、杜嗣程、沈庆鸿等，编纂《蒙学课本》，共三编，是为我国人自编教科书之始。”这段有待商榷的史料，让我们认识了与我国最早自编新式教科书有关的两个江苏人――陈懋治和杜嗣程。

陈懋治字颂平，江苏元和人（今属苏州昆山等地），1894年中甲午科举人，1897年考入南洋公学师范院，为第一届师范班学生。他与上海沈庆鸿、无锡侯鸿鉴（编写了《高等小学女子国文读本》等教科书）等人是同班同学。陈懋治担任过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的主管，1902年编译出版过《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等书。民国期间，致力于注音字母和国语研究，1916年与黎锦熙等发起组织了中国国语研究会，在《中华教育界》（五卷八期）上发表《国民学校改设国语科意见书》，提议小学改“国文科”为“国语科”，促成了语文学科“国文”向“国语”的转变。

杜嗣程字孟兼，江苏无锡县人（今属无锡市）。1898年，杜嗣程与吴稚晖、胡雨人等一同考取南洋公学师范院，为第二届师范生。就在这一年，无锡人俞复联合同乡丁宝书、杜嗣程和吴稚晖等人，一同创办了无锡三等公学堂，并开始自编教材进行教学。1901年，俞复与同乡廉泉（编写了《国粹教科书》等）、丁宝书等在上海成立文明书局，开启了全新的教科书出版编辑时代。1901年4月，上海文澜书局和文明书局出版了《蒙学读本全书》，该书署名为“无锡三等公学堂编”，但据记载，该书实际上由丁宝书执笔，赵鸿雪绘图，杜嗣程缮写，有“书、画、文三绝”之称。

1902年，文明书局出版了由陈懋治、杜嗣程编辑的《初等小学读本》，全书共有3编3册，供初等小学堂学生识字读文用。除了苏州、无锡这两位前贤外，常州武进地区也出现了一批教育先进人物。以蒋维乔、庄俞为代表，以商务印书馆为平台，主持参与编写了《最新国文教科书》（初等小学10册，高等小学8册）。

清末，苏北地区最杰出的语文教科书编纂者非刘师培莫属。刘师培字申叔，江苏仪征人。20岁出头的刘师培，在1906年前后相继出版了《中国文学教科书》《经学教科书》等书籍，这些都是他在教学时积累而成的，为刘师培获得了极高的社会声誉。与此同时，南通地区张謇，东台廖文功、廖文光等一批教育人也从事着语文教科书编辑事业。

在清末第一代“苏派”教育人的努力下，进入民国之后，江苏地区出现了大量杰出人才参与语文教科书编辑出版。民国最先出版的《中华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中华书局），有无锡人华鸿年、侯鸿鉴参与。之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武进庄俞、庄适、沈颐等参与编辑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初等小学8册，高等小学6册），无锡秦同培等参与编辑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教授法》（初等小学8册），武进谭廉等参与编辑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教授法》（高等小学6册）。之后，苏州的朱翊新、叶楚伧、朱剑芒、沈百英、沈恩孚、沈圻、戴渭青、徐蔚南、柳亚子、叶圣陶，无锡的钱基博、邹、沈星一、吴研因、钱穆、唐文治，常州的沈颐、吕思勉、费焯、胡君复、许国英，如皋陈健、郭衡、戴杰、管省，灌云的江恒源，扬州的刘儒、朱自清等都主持编写过各类语文教科书，参与编写的江苏人更是不可胜数。

自抗战开始，江苏地区陆续出现了苏南、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1945年前后成立了苏皖边区政府。江苏人在革命战争中也高度重视教育事业：一方面，接受陕甘宁边区中央出版发行部的工作人员在根据地设立出版机构，翻印延安和陕甘宁、晋察冀等边区的“红色课本”，使教科书出版与发行事业获得了较快发展；另一方面，努力使教材适应本地区革命实际，像丹阳戴伯韬、无锡杭苇等人在苏皖边区政府教育厅成立中小学教材编审室，先后主持编写了苏皖边区中学国文、数学、历史等学科课本，成为江苏解放区第一批自编教材。之后，江苏人胡绳1948年10月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解放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教材编写组组长、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江苏人叶圣陶、陆静山等在新中国成立后更是进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为新中国语文教科书编写作出了重大贡献。

2.编写清末民国语文教科书的江苏学校。

对于中国近代基础教育来说，1897年南洋公学的成立具有特殊意义。但对于江苏人而言，这仅仅是江苏自办新式学堂高潮的起点。南洋公学师范生以江苏人居多，他们将所学带回家乡，自此江苏的新学堂办学开始兴起。从目前见到的史料来看，早期江苏新式学堂所使用的语文教科书，大多是自编，且带有传统蒙学的痕迹。

以苏州中西小学堂、无锡实学堂、无锡梁溪务实学堂等为例：苏州中西小学堂张一鹏所编《普通学歌诀》，内容充满了新学，可以说是一本包括语文在内的综合性读本；无锡实学堂1900年所出《实学堂课文》、无锡梁溪务实学堂1902年所出《梁溪务实学堂课本》，基本形式都与历代传统私塾或书院的课艺类似，但其中所涉及的论题都带有明显的洋务观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样的新式学堂，在江苏境内，已非少数。

无锡三等公学堂自编《蒙学读本全书》获得成功，极大地刺激了江苏地区学校出版教科书的热情。从目前所见的各类教科书实物来看，江苏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江苏省立镇江中学、扬州中学、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无锡私立竞志女学校、江阴县立师范学校、私立江南中学、无锡县立中学、无锡匡村中学等学校都曾参与出版过各类语文教科书。这些学校也不是单独作战，学校之间相互帮助。如无锡三等公学堂自编《蒙学读本全书》，在文澜书局出版的版权页上直接标明“资印者无锡城内连元街无锡实学堂”。显然，当时学校在教科书出版方面具有非常一致的目标，共同努力才有了这些语文教科书。

作为第一个以学校名义编写女子语文教科书的学校，无锡私立竞志女学校虽然已经消失，但仍值得重点介绍。该校创立于1905年，她的成立比清政府正式出台《奏定女子学堂章程》（1907年）还要早两年。根据1913年《无锡私立竞志女学校概略》一文记载，当时的竞志女子学校已经是一个“完全学校”，即从学级上来说，包含了蒙养园（相当于幼儿园）、初级小学、高级小学、中学、师范。在百年前，能有这么完整体系的学校是不多见的。为了补贴学校经费，从1905年到1913年间，创办人侯鸿鉴以学校名义出版了多门学科的教科书，主要有《高等小学女子国文课本》8册、《乡土历史及地理》3册、《单级教授法讲义》1册、《保姆学》1册、《竞志杂志》1册、《剃刀体操法》1册、《范教及试教之教授案》1册、《初等文法教科书》1册，总计17册。其中，《高等小学女子国文课本》《单级教授法讲义》《初等文法教科书》在当时影响极大，被很多学校采用。遗憾的是，这些书籍现在很多都无法找到，而语文教科书《高等小学女子国文课本》目前国内所见，仅存第4册和第8册。作为一所私立学校，能够在教科书方面作出如此大的贡献，侯鸿鉴功莫大焉。

3.编写清末民国语文教科书的江苏团队。

单打独斗绝对不可能形成苏派的传承，在语文教科书编辑方面，苏派教育人有着自己的智慧。从1898年到1949年的语文教科书编辑史来看，江苏人参与语文教科书编写多以团队形式展开。

江苏团队第一个特征是以出版社为核心。从无锡人廉泉、俞复等创办文明书局开始，清末民国教科书出版机构，特别是大型的出版机构都有江苏人的身影。文明书局带动了一大批无锡人参与到语文教科书的出版事业中。文明书局出版的语文书主要有《蒙学读本全书》《初等小学读本》《初等文法教科书》《高等小学国文读本》等。民国建立，中华书局的创始人中也有无锡人的影子，陈寅、俞复等都在中华书局工作过，最终文明书局也合并入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中的江苏人被称为是“武进帮”，以武进人蒋维乔为核心，武进前贤几代人都在商务印书馆默默奋斗，从代印南洋公学的《蒙学课本》《新订蒙学课本》，到自编《文学初阶》《最新国文教科书》，由小到大，占据了清末语文教科书发行的半壁江山。民国之后，商务印书馆始终站在最前沿，武进沈颐、许国英等人继续引领教科书出版，先后出版了大量适合民国新学制、新课标的教材，哺育一代又一代中国学子。世界书局中，以无锡人秦同培为代表。秦同培字于卿，他早年在无锡东林小学堂等学校做过教师，后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担任编辑。到世界书局之后，其一人编辑了大量语文教科书和语文读本、教案，其一生所编教育书籍之多，位于苏派教育人之冠。苏州振新书局则以江苏人毕公天、邹登泰为代表，出版了多达6集30余册的《江苏各校国文成绩精华》作文选本，极大地推动了作文教学的进步。

另外，清末南通张謇所设立的中国图书公司也出版了大量江苏人编辑的语文教科书。张謇设立中国图书公司的底气来源于江苏教育会，当时张謇是江苏教育会会长。根据商务印书馆推广教科书的经验，教师使用的配套用书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中国图书公司先出《初等小学国文教授本》（8册），然后再出《初等小学国文课本》（8册），其中课本由无锡陶守恒、孙锡皋、黄龙骧、章鸿遇、顾倬编辑，吴县沈恩孚、上海杨保恒校订。之后，出版了由苏州人陆基和沈恩孚编订的《初级古文选本》（4编8册），每册教科书每一课都有标题，并注明文段出处。文章中间有夹注与写法点评，文后附有“备考”，相当于参考资料。另外，中国图书公司还出版了无锡人华国铨编辑的《高等小学国文课本》，全书不按时代特征或者文体编排，而是根据字数和课文内容的难易程度分课安排。全套4册，每册36课，按照当时的课程设置，需要分四个学年完成。东台廖文功、廖文光尝试选用具有“滑稽之情”的文章作为教材，出版了《国文趣》。

民国中后期，占据政府统治区主流语文教材编辑地位的是正中书局，这个书局也由江苏人掌控。正中书局1931年由陈立夫创立于南京。1933年，陈立夫将正中书局的全部资产捐献给，成为一家隶属于中央的党营出版机构。中央指派叶楚伧、陈立夫等为董事，吴稚晖等为监事，其中苏州人叶楚伧为出版委员长。随着党化教育进一步加强，借助抗战等形势，对教科书逐步推行国定部编制，叶楚伧在正中书局所出的初中、高中国文教科书实际上就是国家统一定本。

江苏团队第二个特征是以教育团体为核心。最为常见的是“江苏省立中学国文学科会议联合会”。这个团体编订了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两种语文教科书，各有6册。“江苏省立中学国文学科会议联合会”是当时江苏省立中学语文教师组成的一个团体，其实是一个学科教育联合组织，其中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实力强劲，在这个联合会中较有发言权。所谓“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国文分科会议”实际就相当于今日的江苏省扬州中学语文教研组性质的集体组织。这样的编写团队，可以反映当时语文教科书的编写既自由，又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正如《中学国文教科书编辑大意》开篇所说：“本书所选教材，均经编者于扬州中学累年试验，认为合用；并经‘省校国文教本编订委员会’审查通过。”可见这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教科书编写队伍。

除此以外，江苏教育会、江苏省教育厅修订国文科教学进度委员会、苏州中学国语教材研究会等团体，都出现在了语文教科书编写的队伍中。另外，在教育史上、语文教科书编辑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团体就是陶行知、陈鹤琴在南京地区的教育实践团队。陶行知、陈鹤琴都不是江苏人，但他们的教育事业都成就于江苏，其实践对象是江苏人，其追随者和后继者也是江苏人。陶行知和陈鹤琴都坚持生活教育，陶行知对语文教科书的评价，被不少语文教科书编辑者奉为圭臬；陈鹤琴则编写了《分部互用儿童国语教科书》，蔡元培、潘公展、陶行知等都曾为这套书题词。根据不同地区编写不同的语文教科书，这一原则应该受到当下教材编写者的重视。

二、清末民国语文教科书编写的“苏派”风格

细观“苏派”教育人参编的清末民国语文教科书，能够发现很多“苏派”教育风格的显著特征。秉承“苏派”教育的传统，站在改革创新的前列，“苏派”教育人在清末民国语文教科书发展史的每一个节点，都贡献了独有的智慧和勇气，在语文教科书发展的每一个进步的关键点，都重重印下了江苏人的足迹。

1.敢为天下先的创新。

江苏人所编《蒙学读本全书》被学界称为我国第一套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其按照难易程度分成7编7册，并且配有插图，设有课后问答，还配套有《文法教科书》（上海朱树人编，文明书局出版），已经基本具备了现代教科书的所有特征。《蒙学读本全书》最大的贡献在于，其出版后受到了政府的肯定，经过京师大学堂（当时最高管学权力机构）审定，作为第一套通行教材颁行全国。清学部成立（1906年）之后审定教科书，这套书的第五编和第七编与无锡顾倬编写的《高等小学国文读本》合并，被确定为全国高等小学通用教材。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通行全国的新式教科书，其影响之广，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1925年，陆费逵提到此书时还赞叹说：“这本书写、画都好，文字简洁而有趣，在那时能有此种出品，实在难得。”

江苏人所编《最新国文教科书》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套以“国文教科书”命名的书籍，也是第一套完全符合初高等小学连贯使用的语文教科书，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配套有教授法（教案）的书籍。这套书从1904年开始编辑，到1907年全部出齐，共出版了初等小学课本10册，教授法10册，高等小学8册，详解8册。这套书采用了“圆桌会议”的方式，即编写者采用集体合议制度，共同完成编写工作。该书编辑者确定了国文教科书编写的几个原则，这几乎成了清末民国语文教科书编写的通行准则：（1）小学教科书要注意字词的难度，由简到难，依次增加；（2）注重课文的选材，合理分配各科知识所占的比重，还应注重前后的联络；（3）根据课文设计好相关的练习、课后问题；（4）编辑配套的教授法，以供教师使用。高品质的内容，让这套教科书占据了大部分清末的语文教科书市场，到民国成立之后，商务印书馆还将它修订后继续出版发行。

江苏人所编《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是清末民国时期发行量最大、发行时间最长、使用人数最多的语文教科书。据说，该套书前后共发行了8000多万册，据笔者所藏的初等小学校用第1册版权页所示，到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已经再版达第2686版。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其发行量之大，超乎我们的想象。

江苏人所编《新体国语教科书》是民国政府明确改“国文”为“国语”之时最先出版的国语教科书。推动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化，并将这种要求纳入教育实践，江苏人敢为天下先。其实早在1917年，无锡吴研因为中华书局编写的《新式国文教科书》（初级小学，8册），其中就有白话文附课。同样，在“注音字母”推广方面，江苏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2.实践与理论的共进。

常说，教科书是教学的工具，为了用好这个工具，我们不得不加强研究，重视教材教法。中国自古以来的教学，都建立在塾师（教师）自身的认识水准上。“读”“背”“抄”“写”是教师主要运用的教学方法。新式教育传入，班级授课制开始确立，“新书一册，先生讲，学生听，先读字音，后解字义”（《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2册第1课），这样的场景逐渐成为中国学堂的常见现象。但这并非一日之功，需要不断积累和推动。

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最新国文教科书教授法（初等小学教员用）》（10册），该书由庄俞、蒋维乔、杨瑜统等参编，日本小谷重、长尾横太郎，高凤谦、张元济等校订。主持编写者武进人庄俞、蒋维乔在《序》中说，“读法、作法、写法三者互相关系，于教授之法始完全”，同时也提及当时最新的教育理论，“近来教育家考订之五段教授法：曰预备，曰提示，曰比较，曰总括，曰运用”。通过反思中国国文教育的实际，作者认定，应改为“三段教授法”――“预备、教授、运用”，“预备则于授课之前，先撮课中之大意，令学生明了，或考问已读之课，教授次序则详述读与写之法，运用则讲明文字运用之法”。应该说，这是符合中国教育实情的判断。

事实上，这套“教授法”是被逼出来的，当时社会上新式学堂数量猛增，师资紧缺，很多私塾教师摇身一变到新式学堂任教。为了让这些教师尽快适应新式语文教科书的教学，庄俞、蒋维乔等人经过商议，决定打破以前各类教科书仅附一篇教授法的做法，为每一册教材配套教师使用的“教授法”，特供私塾教师“照本宣科”。事实证明这一做法符合市场需要，对这套书迅速占领市场具有重要作用。

除了首创教材配套的“教授法”，江苏人还不断研究，继续创新，依托江苏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这个教学平台，在无锡人秦同培主编《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教授法》的基础上，又于民国五年（1916年）12月出版了《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教案》。这套书编纂者为江苏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教员嘉定范祥善、常熟施毓麟、吴县江枚、南汇金润青、江阴张熙祚、嘉定李朝祯、吴县李、江阴苏养培、无锡孙葑清、吴县程铭西、清浦熊哲高、吴县李童蒙、嘉定屠颖、吴县潘志徽、吴县杨宝森；校订者：武进庄适、吴江王言纶、武进刘宪、海盐张元济、长乐高凤谦、武进蒋维乔、武进费焯、武进庄俞。作为以江苏人为主力编写的一套教案，其中很多内容都具有江苏特色，教学案例中所举的例子也有不少具有江苏元素。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套以“教案”命名的语文教参。

“苏派”教育人对教材教法的研究不仅仅在实践上有所创造，在理论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在笔者所藏近40种教材教法书籍中，江苏人编写的有十余种。其中最早的为光绪年间文明书局出版，侯鸿鉴所编《小学各科教授法》和南通通州白作霖翻译，日本寺内颖、儿崎为槌所写的《小学各科教授法》。民国年间则有扬州曹易《各科教学法（新师范教科书）》，苏州赵欲仁《小学国语科教学法》，苏州籍俞子夷《小学教材及教学法》《新小学教材和教学法（师范新刊本）》，无锡浦漪人《标准教学法（师范丛书）》，无锡吴研因、吴增芥《小学教材及教学法》，阴景曙《单级各科教学法》《小学各科新教学之实际》、《小学高年级各科教学法》，淮安林壬、太仓周维城等讲述的《实用各科教授法讲义》，叶绍钧、朱自清合编的《国文教学》，吴县沈恩孚的《国文自修书辑要》，陶行知等的《新教学法》，江苏省教育厅编《国文科读法研究》等，这些书籍对语文学科的教材建设和教学都有所研究。也正是基于这些理论建设，江苏人才能够在语文教科书编写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3.中西教育观的碰撞。

认真研读“苏派”教育人所编的清末民国语文教科书，有一种非常明晰的理念贯穿始终：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寻求突破。我们知道，晚清民国时局动荡，社会巨变，随着西方文明不断被引入中国，中国教育逐步脱离私塾与官方精英教育的桎梏，以大众教育和平民教育为代表的新式教育逐渐成为社会教育的主流。大变革过程中，分科化的新式教育逐步在中国得到推广，作为母语传承的主要学科，“语文”学科的设立和发展，是大势所趋，更是应运而生。正如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说的那样：“任何一门科学中第一个范式兴起的附带现象，就是对教科书的依赖。”自南洋公学1898年自编《蒙学课本》（大本，2卷）开始，中国新式语文教科书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苏派”教育人非常自觉地在这个发展潮流中，勇立潮头，扮演了排头兵的角色。

1898年之前，全国各地的文化精英和教育者已经开始了各种改良教材的尝试，特别是在沿海地区，以江苏（含上海）为代表，作为第一批开放门户，西学东渐，得风气之先，成为中国新式教育的发源地之一。甲午战败之后的短短数年，仅无锡地区就有丁锦、杨荫杭、徐傅霖、秦毓鎏、嵇镜、张肇桐等留学日本，此后无锡还选派侯鸿鉴、顾倬等人去日本学习考察；其他地区也类似于此。无锡三等公学堂也好，苏州中西小学堂也好，这些学校的创设都有明显的模仿痕迹。根据《蒙学读本全书》总序的说法：“同人于戊戌八月创办无锡三等公学堂。三等命名之由，盖无锡为大县，仿泰东设学之级，例设中学校、高等小学校、寻常小学校三级。无锡之第三等学，即拟之泰东之寻常小学校也。”学校的课程，“略仿日本寻常小学校，分修身、读书、作文、习字、算术等科”。《蒙学读本全书》是“读书科”日常教学内容所编而成。

清末，苏南地区经济快速发展，还是以无锡为例，如国学大师钱穆描述的那样，“凡属无锡人，在上海设厂，经营获利，必在其本乡设立一私立学校，以助地方教育之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宣统二年，无锡、金匮两县先后共兴办新式学堂120余所，数量之多在全国居于前列。张謇在南通兴办教育，情况与此相类。到民国时期，江苏教育更是吸引全国人才汇聚于此，陶行知、陈鹤琴到此进行各种教育实践，晓庄师范建立，江苏教育形势一片大好。在江苏教育会等机构的努力下，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美国教育家杜威来到中国，作为陶行知的老师，其在上海、南京、无锡、镇江等地都作了多次讲座和报告。英国教育家、哲学家罗素也曾到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讲学。放眼看世界，教育救国的动机让“苏派”教育人充满了激情，他们将最新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融入江苏教育实际，付诸实践，促成了“苏派”教育的大繁荣。

与此同时，江苏作为自古以来教育先进地区，文化渊源积淀深厚，让“苏派”教育人更注重本国文化的传承，因此在新式教育发展过程中，江苏人对语文教科书似乎更为重视，江苏人对语文教科书的编写作了大量的尝试。从廉泉编辑的《国粹教科书》，到钱基博编写《国学必读》《新师范讲习科用书国文》，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始终没有被“苏派”教育人放弃过。唐文治更是创立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编写大量国学方面的语文教科书，培养了大批重要的国学人才。“苏派”教育人小心翼翼地对中国文字和中国语言进行改良，在吴稚晖等人的努力下，于民国初年创立的“注音符号”（“注音字母”），采用古代汉字偏旁元素，对汉字进行注音。这套符合中国象形文字认知心理的注音符号，至今仍在台湾地区延续使用。

回望历史，语文教科书发展史和“苏派”教育发展史都令我们惊叹。面对过去的人、过去的书、过去的教育，妄自菲薄、厚今薄古或许都不应该是我们应有的态度。愿我们能够继承“苏派”教育人一贯的风格，继往开来，开拓创新，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在当下这个充满希望的时代，编好、用好语文教科书，不负教育前贤和社会大众的厚望，让未来也同样能够细数我们的创造！

（作者单位：江苏省太湖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