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岭案的警示

温岭杀医案被告连恩青被维持死刑判决，他在接受央视独家专访时，仍然认为医院在撒弥天大谎，狠狠地说：“自作孽不可活，他咎由自取。”为什么种种医学数据均显示手术成功，连恩青仍然至死都不认同温岭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以致对自己行凶杀害医生的罪行毫无悔意？

暴力伤医的原因很复杂，就温岭案而言，医者应从中获得警示：从医学技术的成功到患者认同的治疗成功之间，是否有被我们忽略的重要环节？

“所有的卫生设施、物品和服务必须遵守医疗职业道德，并在文化上是适当的，即尊重个人、少数民族、各民族和社区的文化习惯，对性别和生命周期的要求反应灵敏，并且设计上能尊重隐私和改善有关个人和人群的健康状况。”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指出了医疗服务易被接受的标准。

这一标准说明，评价医疗服务除了技术标准，还有道德标准和文化标准。

改革医疗服务体制

放眼世界，先进的卫生系统都是围绕如何尊重、保护和实现患者权利这一中心建设的，而不再局限于提供技术服务。

例如，在《澳大利亚医护权利章程》中，以法律形式确认了公众对医疗服务体系的七大期望：使用权、安全、尊重、沟通、参与、隐私和意见（见链接）。患者、患者家属、照顾者以及医护服务机构，对各自的权利达成共识。章程认为，这种共识有助于大家齐心创建一个安全且高品质的医疗服务体系；有助于在患者、患者家属和服务机构之间建立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这对人人获得尽可能最佳的医护服务来说，非常重要。

英国《2009年国家卫生服务约章》（下称《NHS约章》）宣示：NHS是以一套共通的原则和价值观为基础，维系着它服务的所有社区和人们。它以法治精神和民主立法，规定有关患者、公众和职员应享有的权利，以及互相承担的责任，并许诺NHS致力达成的事项，以便确保NHS的运作是公平和有效的。

《NHS约章》确认，绝大多数在NHS内的决定，尤其是那些关于个人治疗和各项服务的详细安排等，均由各地方的NHS机构、患者与他们的医生作出适当的决定；在NHS内作出决定的责任及问责制度，应该具有透明度。

平等、人权、全面服务和社会责任；免费服务；高标准服务；尊重患者和患者参与；健康推广与合作；有效、公平和可持续；公众的NHS――《NHS约章》中这七项指导原则，是对1946年以来的英国《国家卫生服务法》的发展与总结。

患者权利的实现并不受制于经济或技术条件，而受制于医疗服务体制，受制于医学的人文、法治环境和临床治理水平。中国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必须引入医疗服务易接受性的标准，其要义在于改革医疗服务体制，提升医疗服务运行的人文状况和法治环境。

改革医疗服务运行机制

医疗卫生服务这种革命性的嬗变也反映在法律上。发达国家由过去注重对医疗行为的规范、调整，转向现在极其重视患者权利，重视健康权的尊重、保护和实现。法律要求医护人员给予患者更多的“care”，即高度注意的义务。

NHS有更广泛的社会责任，要透过它提供的服务来促进平等，并特别照顾那些健康和预期寿命比其他人口改善得较慢的组别或社群。围绕尊重、实现和保护患者的权利，开展医疗卫生技术服务和相关的外延式社会服务，包括涉及患者的饮食营养、健复照护和就医咨询等系列服务。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最高卫生行政机关实行大部制，对医疗卫生、社区照护和社会服务进行统一规划和管理。

这种以患者和公众健康为中心的医疗服务，要求医院及医务人员不仅提供技术上合格、经济上合理的医疗卫生服务，还要在医疗运行中帮助、指导患者实现“患者的权利”，包括其民事权利和社会权利。

患者的民事权利包括医疗自、知情同意权、隐私与保密权等；患者的社会权利包括获得尊重权、适宜的医疗权、人身财产安全权、成立患者权益保护组织权、获知就医和患者权益保护信息权、监督医疗及相关服务权等。

卫生体系帮助、指导患者实现其权利，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告知患者如何使用卫生系统、如何接受医疗服务。例如，提高患者健康素质，是一个普通而又严重的安全问题。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院对两家医院的2600名患者开展的研究表明，26%～60%的患者并不能理解用药医嘱、标准的知情同意书或者基本的医疗保健资料。而临床医生沟通水平与患者理解能力之间的这种不相匹配，就可能造成用药差错和不良后果。有鉴于此，英美国家的医院通过电话、问卷调查、发放不同病种的就医手册和电视讲座，千方百计地提高患者健康素质。

推进医院治理现代化

医院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在于临床治理，即重视在卫生系统内以一种系统的方法维护和改善患者医护质量。它有三个关键属性：可感知的高标准医护服务、透明的责任、问责制。

国内医院管理和医疗服务运行总体上仍由传统生物医学模式主宰。医院及其工作人员更热衷于提高技术和装备，相对忽视患者权利问题。新医改出现的“政府和群众热，医院和医务人员冷的‘两头热、中间冷’现象”，正是医疗服务运行上传统生物医学模式的典型表现。

这种“冷”的背后隐藏的是紧张与敌对的医患关系：一方面，患者知情同意等权利得不到重视；另一方面，医院和医护人员又不得不忙于自身的安全问题。

这种“双输”的局面警醒我们，传统生物医学模式下的医院管理和医疗服务运行已走到尽头。其出路在于，以患者和公众健康为中心作为服务理念，推进医院治理现代化，重视并落实患者权利，转变医疗服务运行模式，尽快实现从技术服务到健康关怀的转变。

推进医院治理现代化，需要实现医患关系由道德约束机制向以契约机制的转换。即使在传统“熟人社会”时期，医患关系表现为典型的信任托付关系，医患关系也离不开契约机制的调整。在当代中国，人群整体科学文化素质明显提高，患者与医生在知识层面的差距明显减少，因而对医患关系中的契约精神，有了明显的更高要求。

本着良法善治的法治精神，推进医院治理现代化，类似温岭杀医案的现象才有可能根本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