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9 06:14:42
什么样的故事，会让人对都市暗疾的模糊印象瞬间变得清晰？幸运的话，还能借机从芜杂的人生万象中拎出一丝头绪，未必广袤，也未必深刻，但心里一松，下意识地嘟囔：“哦，原来是这样的。”
从2003年开始，鲁敏一直致力于都市暗疾的写作方向。继长篇小说《六人晚餐》之后，鲁敏集结八篇描绘都市俗世浮生的短篇小说出版，书名为《九种忧伤》。在书中，鲁敏以城市小人物庸常生活的悲剧性，用八个代表性故事展示了精神层面的现代病，可谓十年暗疾，一本病史。
与先前日月缓慢、人情持重的东坝系列故事的传奇性相比，鲁敏涉及暗疾的都市体例显得冷峻和带有强烈的现实性。也许在她潜意识里藏着一个城乡对立的结构，乡的这一边温情脉脉，撇开一切人间疾痛，只留善的审美；城的这一边，她则把先前撇下的悉数拾起，用身在其中的态度和坚硬的内心与之直面，缓缓挖掘出人性风景中浑浊下沉的部分。
喧嚣社会，暗伤如影随形
乡村主题的故事源自鲁敏14年的乡村生活印记，城市体例自然与14岁之后的纯粹城市经验相关。鲁敏眼中的城市有着闪闪发亮、令人欢呼的一面，但同样有着温吞式的暗色调与灰空间，有反自然、反人性的诸多要素。当人们被样板化的空间、假面式的社交、此起彼伏的公共事件、伦理危机、道德困境、安全感匮乏包围的时候，城市生活就具备了现代性的小说意味。
《九种忧伤》里有拒绝食物与欲望的情人、为“死信”寻找收件人的执着邮递员、沉湎养生的夫妇、呆板度日并严重缺少安全感的工程师、信息泛滥时代敬畏字纸的乡下人、痴迷地图的邮件押运员、随父母从乡下迁入城市的未婚大龄姑娘……这些人物或多或少地带点病态、夸张和荒诞，但一点都不奇怪，几乎所有人的生活里都有房子、钱、车子、工作等有形的物质困境，更多的是由这些导致的看不见、说不清的精神困境。这正是都市化生活的衍生物，压抑情境下的诉求与伸张，往往呈现出这种病态与暗疾。
鲁敏的故事人物几乎都有原型，家人、邻居、同事、朋友的父亲……她在乎他们，并以书写他们的方式与他们站在一起。有时候听到一些奇怪的细节，让她心中戚戚。有一位朋友告诉她，朋友的老父亲每次碰到需要抉择的大事，哪怕只是一桩小事，就会突然作呕甚至直接呕吐出来。她听了非常难受：“心理咨询师可能会司空见惯地说，这不就是选择恐惧症吗？可是细想一下，这位父亲为什么会恐惧？因为我们周遭的现实、我们的经验、我们的记忆就是如此冷酷无情：我们选择A或B，结果可能都是一样地通往悲观。”
悲剧，是《九种忧伤》里八个故事的共通点。当故事还未结束，读者多少会怀着侥幸心理揣度那会是怎样的结局，但往往，在未有心理准备之时，戏剧的笔调带着奇幻的色彩，迅速以反转剧一样大爆发收尾。然而这并不是鲁敏特意设计，事实上她尽量避免结尾突然“一下子”的小说。她说，有时候写着写着，就真的会那么来“一下子”，“这大概就是灵感有时候不讲道理，某种特殊情境的触动之下，也就来了”。
在《谢伯茂之死》一篇中，写信的人和天天查信的最后迎面碰上，可真正的收信人――谢伯茂，却就此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也许有读者会认为，原先所有的铺垫好像都预示着这两个与那位（不存在的）谢伯茂无关的人不会碰面（就算碰面也至少会坐下来小酌两杯来给谢伯茂一个交代，你也许还会预想到其他结尾），但结局是写信的人看到查信人之后，带着嘲弄意味地默默收回了“谢伯茂”，查信的也在这一刻决定不再救那些无着信件。连鲁敏自己也无法解释，“反正写到这一步，结局就自然来了，我拦都拦不住。我至今其实都在想着那个不存在的‘谢伯茂’。”既然不管怎么选，最后都只是通往悲剧，那笔者我还是不选了，宁可看作家会做什么样的判决。
再来《字纸》的结尾，其实鲁敏都不需要再设计，剧情本身就充满了反转的色彩：她身边一位生活的原型――一位老太太，在经历信息大爆炸之后，她最后的做法就是拒绝买报纸――因为她永远都看不完。
但鲁敏最高明的就在于“无论怎么选，结局都只会通往悲伤”。有人被老虎吃掉，有人误以为自己是鸽子从楼上跳下，有人结婚当天要求退婚，有人结婚当天忘记自己娶了谁，有人从沉湎地图的泥沼走出来……就算是悲伤的，这些也可能是最好的结局，因为如果你选其他，让死掉的人活着，或者让婚者更清醒，大概只会更悲伤，且不可理喻，而且，你想不到比这个更好的结局。这与你心里的哈姆雷特没有关系。
“我就是这些故事里的人”
《九种忧伤》中每篇故事的体例不似其他同类题材小说，鲁敏不特意追求太多的戏剧冲突，反而穿插着大量议论、旁白，以夹叙夹议的方式打破了小说本身的传统审美，力图呈现底层生活的真实状态。“作者个人的发声太强，”鲁敏心中有数，“小说有小说的规则和审美，但一切的规则都是可以打破、颠覆和冒犯的。”她特意为之，亦是主题所需，故事主人公的强烈个性导致她跳起了带点怪诞的社论般的舞步。事实上考虑到读者的阅读，她每次修改都会对此做减法，但此类小说通常带着较强的思辨性，人物或者故事本身似没有正负成败，她一早决定抛弃原先所有的圆熟技巧，像一个生手，诚恳而冷静地尊重并追随他们的明暗规律。
“一个危险的、带刺的、偶有破绽的小说，或是一个老道的、审美安全的、极易获得掌声的小说，我宁可选择前者――最起码，那不会是一个乏味的小说。摸索与征服，实乃颇为华美的滋味，像在与小说跳一曲无伴奏的双人舞，我们相互踩脚，我们寻找步调，并尝试创造出令人惊奇的新节奏、新空间。”
如果撇开文字功底不说，小说家与常人最大的区别大概是前者具有强大的观察力和体悟力，他们能让微小的细节长成完整的故事，不动声色地让读者与之共鸣。对鲁敏来说，有时候这种体察力不是为了小说的构思有意为之，更像是一种本能，她迫切地想要碰到更多有趣、有意味的人，以满足对人性的好奇和“贪心”。她自称是一个特别欢喜生活本身的女人，为了贴近市井里的市侩气息必须尽量每天都出门，去市场买菜，或者上班。门外，人的景象让她目光停驻，越过，再停驻，进城打工的外地人、发廊门口抽烟的小弟、电器公司的售货员、在晃晃悠悠公交车上埋头看手机或隔着车窗看风景的人、下班时间呼啸地铁里因疲劳和放松而昏睡的公司职员，以及拎着盐水鸭一晃一晃走进街巷的男人……在她生活的南京城里，日常的凡庸吸引着她，不论是纯净的美好还是偶然的荒谬，是有趣之处还是无力之痛，她都怀着一探究竟的欲望。鲁敏说：“对他人保持着好奇和探究之心，使我最喜欢写人心灵的幽暗处和缺失的地方。我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很悲观，你看，现代都市人都那么开放，个性开朗，可以很快就与陌生人非常亲近，但回头一想，他们又是那么孤独，想靠近别人又难以真正走近，人和人之间充满隔阂和误解。”
灵感总会与体察息息相关。鲁敏记得很清楚，在长篇《六人晚餐》出版后，她回想起导致这个故事灵感的最大动因是梵高的一幅画――《吃土豆的人》，画面里是一家人在灯下的晚餐，灯光黯淡，人物表情拘谨而关切，令她心有呼应。这个场景在任何时代、任一国度，都时刻发生着，虽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场景，在鲁敏眼中却蕴含着无数值得放大和深究的密码和信息，深藏有世事的起伏进程、个体的上升或下沉、群体的聚散离合等。原来世界上所有的晚餐在要素构成上大同小异，无非是食物与一盏灯、几个人，但每张餐桌上的氛围、前因后果、来路去程、所苦所思却大相径庭。每张餐桌铺展开，就是一家人的沉浮故事。
鲁敏要说的“忧伤”故事当然不止八个，还有例如关于“不信任症”的《惹尘埃》，关于中年困境的《荷尔蒙夜谈》，以及她正在写的关于“误解性社交”的《第四十七楼》。强迫症、幽闭恐惧症、抑郁症等都在她涉猎的范围之内。在她看来这些精神上呈现的暗疾是非常个性化的，放在每个人身上都不一样。“这‘一个’的忧伤，有着八百万种的可能，因为每个人都像一枚玉器，总是镶金含银，但内心总有残缺与孤寂，带着不那么明显的破绽，这就是我们微小但坚硬的忧伤内核。”
然而对于这种无法调节“自我”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认知障碍，鲁敏除了用力呈现，也别无他法。“因为我就是这些故事里的人，我跟主人公一样身处种种困境，我同样无解，同样迷惑。我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不是高超的社会学家，所以只负责呈现出这片艰难的、敏感的风景，但不能负责解释和寻求坦途。”她眼中的“人”都有着个性的欲望与性情，但整个社会空间对个体而言其实是压抑和淡漠的，甚至捆绑束缚的，这中间存在着不可解的矛盾，从而导致了我们的苦痛。“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困苦与忧伤是人生的构成与配给，我们只有与之勾肩搭背、同床共枕。”
八个故事，九种忧伤，作家的用意正是想要强调未选入的“那一种”，这种忧伤是留给作家自己，也留给读者，留给陌生的人们的。鲁敏通过这本书来触碰、解剖它，并让读到这些故事的人们获得呼应和释放。她把对社会现象、社会结构分层以及人和人之间纷杂关系的体察，当成作家应该担当的责任，并视为写作意识。从读者层面来说，假设这种忧伤本身不能解开消散，那认识它，并正视它，未尝不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