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DNA代码论证技术理想国之存在

在近期看过的一些涉及亚文化的书中，有两本引起了我特别的注意，一本是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的著作《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一本是马库斯・乌尔森（Marcus Wohlsen）的著作《想当厨子的生物学家是个好黑客》。前者再现了那些与今时今日已被全世界所接纳并共享的互联网精神的发端有着密不可分之联系的一批icon，他们来自上个世纪；后者描述了一批正在引领许多城市逐步悄然兴起的生物技术探索潮的geek，他们生活在当下。这两本都是群像式的写作，用人物、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串起一个时代，勾勒出它在文化意义上的面貌。有趣的是，两本书都不约而同扯到了音乐，确切来说是摇滚，更确切来说，是朋克。

从蛛丝马迹中去追寻两位作者对朋克的理解，乃至于溯源到他们笔下人物对朋克精神的贯彻，是一件颇为激动人心的事，但鉴于这样做会导致书评发展至不可预测的方向，我觉得还是要收住自己的窃喜，且留待以后专门做个评述好了。诚然，今天要谈论的内容其实仅仅是关于《想当厨子的生物学家是个好黑客》的，它本身具有如下标签：科普、生物、技术、DNA代码开源……好，我不知道此刻你是不是已经明白了，它是一本知识型阅读物，一定将考验读者的脑力。

回来说说这位作者吧，乌尔森的身份是《连线》杂志的科技报道者，曾经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后专注于技术类报道，也可以算得上一位业内的“名记”了。于是不难想见，趁职业之便，这人可以轻松地接触到如下角色：DIYbio组织的发起人之一麦肯齐・考威尔（Mackenzie Cowell）、自学成才的生物工程师兼《生物朋克宣言》的起草者之一梅瑞迪斯・帕特森（Meredith Patterson）、激进的技术乐观主义者约瑟夫・杰克逊（Joseph Jackson）、自筹实验室进行癌症研究的约翰・施朗登（John Schloendom），等等。或多或少，这些人都有着某种疯狂气质，他们是反对基因技术垄断、呼吁PCR开源的开拓者，热衷于DIY和各种有关创新，一个个每天都在家里摆弄仪器忙个不停。在普通人的想象中，他们的行为犹如正在制造新世纪的弗兰肯斯特那么具有破坏性，但是帮帮忙，他们自己可不这么想，听听其中一位帕特森姑娘是怎么讲的：“科学素养赋予其所有者成为积极奉献者的权利，他们可以参与提高社会卫生健康水平、提高食物水源和空气质量，更好地与自己的身体及周围复杂的世界互动。”

在考威尔等人的眼里，我们的世界从来没有如今日这般充满层出不穷且关系到生命、生活质量的危机，也从来没有如今日这般需要透明、公开的DNA序列数据，以便纠集全世界的技术力量和天才大脑来寻求解决之道。2009年，就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首次宣布检测到猪流感三天后，他就在推特上发表了一条表达自己的不满：“@CDCemergency（即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准备）拒绝回答与H1N1病毒基因组序列特征有关的问题。”在他看来，该做法无疑是掐断了让更多计算机科学、遗传学和工程学工作者加入进来做贡献的可能，如果CDC认定只有一小撮学院派的政府雇员才能接触那些核心数据，那么必将拖延攻克病毒的时间，而使得更多民众处于疾病甚至死亡的威胁之中。2013年春夏，当新一轮的禽流感恐慌又笼罩在地球上空之时，不知道是不是对2009年考威尔那条质疑的说明补充。

IT界已经为信息开源做出了颠覆性的表率，身为行业领军的谷歌，2008年在浏览器的同时顺便就公开了它的源代码。所以，自诩为生物玩客的DIYer们也力图在这个领域掀起一场黑客运动，他们的核心诉求是击破大公司的霸权和官僚，让技术服务于真正需要它的人们。别以为这些是空洞的口号，事实上，生物黑客们已经用自制三聚氰胺检测工具、方便廉价的传染病疫苗、极具希望的个人癌症方案和习自微生物的胆固醇清理技术……干净利落地实践了理想主义。

和《数字乌托邦》中写到的那些互联网文化早期精英一样，《想当厨子的生物学家是个好黑客》的主人公们也是乌托邦世界的践行者，他们也曾迷恋摇滚朋克所描述的人类大同、不再有因阶级政治经济造成不公平的世界，而现实中无法突破的障碍击碎了乌托邦之梦时，他们就另辟蹊径在一个技术理想国中继续――这是真正打动我的地方，也是我尽管明白这些技术一旦流入民间其实也有诸种后患但依然鼎力支持的原因，因为归根结底，我相信只有将善的力量发挥至最大才能突破人类自身的局限。

网络上流传甚广的一则新闻，大概可作为DNA技术开源有益于人民的启示：说有一对英国亲兄弟，一红发一棕发，常常被人开玩笑肯定有一个不是爹妈亲生的，于是这两人决定自己检测DNA。终于，花了250英镑、在家中用材料组装了一台PCR仪，最后找出了那个导致发色不同的基因突变。兄弟俩遂喜滋滋地昭示天下，解开心头大疙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