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莺莺传》《西厢记》爱情模式转变透视

【摘要】本文解读了《莺莺传》以及依据其故事原型改编的《西厢记》。通过对比分析两剧一本以张生“始乱终弃”结尾，而另一本则以“有情人终成眷属”收煞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认为这种结局的演变体现了我国古人的一种观：情与欲在我国演化为一种心理对立，扬此抑彼，这种创作趋向的改变表明对立模式向人的的让步，但这种让步又是有限的。从一个侧面审视传统文化中群体人伦思想对古人观的规约。

【关键词】《莺莺传》；《西厢记》；爱情模式观

《莺莺传》和《西厢记》是同一母题不同结尾的故事，《莺莺传》写张生和崔莺莺的私通，里面讲到因崔莺莺的美貌而引起张生的性冲动，小说最终以张生“始乱终弃”告终，并被作者赞许为“善补过者”。后来逐渐演化为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和王实甫的《西厢记》，“董西厢”和“王西厢”完全抛弃了《莺莺传》“始乱终弃”的结尾，“王西厢”更是转向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模式。与此同时，《莺莺传》中的“始乱终弃”在后来竟成了文化批判的对象，由此构成“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文学模式，如后来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等。这种爱情模式的转变，我认为，是受到古人观规约而逐渐形成的，里面充分体现了古人基于情与欲态度的变化。

一、情与欲对立的产生

孔子“诵诗三百”[1]，斥“郑声淫”[2]，盖因郑、卫之作多“男女褋洽之词”。然而他又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3]。孔子对《诗》的分类态度，已经隐藏了这种情与欲对立的因子。而这同样在以后的文学创作中得以传播。

在《莺莺传》中，张生是一个“内秉坚孤，非礼不可人”[4]的读书人，他“年二十三而未尝近女色，”“或时纨绮间居，曾莫流盼”。虽然如此，莺莺美丽的容貌和特殊的气质却使“性不苟合”的张生惊叹不已，“己不自持”。并且“数日来行忘止，食忘饱，恐不能逾旦暮”，于是，他先是私礼红娘，接受“试为喻情诗以乱之”的建议，立即写《春词》二首以传莺莺，等到复信后便攀树逾墙，私会莺莺。虽然开始莺莺“端服严容”，怒斥张生，但是后来是莺莺勇敢的自荐枕席，使得二者的结合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西厢记》中楔子以下有张生主唱的一到四折“惊艳”、“借厢”、“酬韵”和“闹简”介绍到，张生这个“学成满腹文章，尚在湖海飘零”[5]的洛阳秀才，在佛殿上与手捻花枝的莺莺邂逅，便为她的美丽惊得发呆：“呀，正是五百年前风流业冤。”并展开了心荡神驰的遐想。而近在咫尺的莺莺也为意外地发现心旌摇荡：（红云）那壁有人，咱家去来。（旦回顾觑末下）“回顾觑末”成为莺莺对于张生一见钟情的回应。从佛殿邂逅到随斋闹道场，张生还处于对莺莺容貌体态和灵心慧性的迷恋阶段；而空闺寂寞的莺莺也产生和张生两情如一的爱情婚姻的期盼，第二本《崔莺莺夜听琴》四折中间夹一楔子，分别有莺莺、红娘主唱，从当事人和旁观者的角度揭示了莺莺心中张生形象的具体化，该本第一折7支曲子更是揭示了其堕入爱河的心理变化：因爱恋相思，因相思伤神，因伤神憔悴，因憔悴坐立不安、精神恍惚。实质问题是，性的吸引是相互的，这就说明人实际上无法完全抑制或排除自身的原欲。佛家谓之“心魔”，心魔动而外魔生。在《莺莺传》中莺莺和张生，情非是爱所派生，于是二人的爱情的发展就必然导致成为由其他的伦理道德所支配。这种情不可能是一种纯粹上的“情”。这样，真欲与伪情就构成了情与欲对立模式中潜在的悖论：对于欲的抑制或者恐惧即是对于真的抗拒，而对于情的颂扬或者依恋反而成为对伪的掩饰。

二、情与欲对立模式的转型

《莺莺传》“始乱终弃”的悲剧结局，主要原因是张生对于崔莺莺的抛弃，在故事的最后阶段，张生表现得很冷酷和果断，这种突然变化，令人疑惑。为什么张生在“文战不胜”，“遂止于京”之初，还赠书于崔莺莺，“以广其意”，而在受到了莺莺的充满深情、思念、哀怨与期盼的复信之后决然抛弃莺莺呢？有一个事实必须注意，在此之前，张生虽然与莺莺前后相处数月，但是对于莺莺的内心世界并非完全了解。莺莺自献之夜，终无一言，令张生怀疑“岂其梦耶”，“是后又十余日，杳不复之”。张生以《会真诗》授红娘以贻莺莺，莺莺才复容之。莺莺“甚工刀札，善属文”，耽张生“求索再三，终不可见”。莺莺又善鼓琴。曾“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则不复鼓矣”，张生曾两次西行，莺莺也并未相送。莺莺为何如此，张生并不知晓。但是在给张生的复信中，却把自己内心的痛苦与期待真切的袒露给张生。面对莺莺如此痛苦的内心，张生也许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但是这于事业前途的实现相矛盾，于是就有了被鲁迅指为“文过饰非遂堕恶趣”的“女人祸水”论。张生的前后态度为何会产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在精神文明的世界里，文明是激发人积极、勤奋的从事社会精神活动，是人类的天性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这为排除或抑制冲动形成的矛盾。在本质上具有排他性，二者以外的人对这个世界来说都可以是多余的，这样一来，作为一种形式它的普遍性就会阻碍人与社会合一的历史活动，在特定的人文环境下，就会产生“非此即彼”的简单选择。而中国传统文化又给这种“普遍性”赋予了特殊的男权主义色彩。社会首先属于男人，男人的使命就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所以，好男儿当马革裹尸还，耽于闺房之乐是一种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怯懦表现，于是男人为了功名活动常需要减少感情对于其束缚。这样一来，女性便处于一种附属地位，并常产生极端化现象，情与欲的对立模式在这里就化为了“欲与事业”的对立。

三、与纯情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自我修复的机能，它协调各种对立成因，从而构成一个平衡的有机型整体。既然在根本上不可能排除或抑制，那它就会遵循某种特定的渠道进行有局限的宣泄，当然，最终它又将重新被纳入社会文化的既成轨道。要想避免生出一种性对象的转移，而变成一种虚假的，那么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把控制在纯情的领域外。情与欲的对立，使欲处在一种社会理性抑制和规约的状态，在传统价值观的挤压下，使得欲和情都发生了一种非“常态”的变异。《西厢记》中，那种浓郁的性冲动也自动隐匿了，而进入一种纯情的境界。其实，在这样描写的背后也就隐含着欲对情是一种玷污的潜在理解，如此一来，爱情的描写也就只在描写这种“思春期”的朦胧情感中才美。这种纯情造成一种刻骨铭心的思念，并没有产生强烈的肉体结合的冲动，从而演化成为一种精神之恋。

《西厢记》中，由“惊艳”到“借厢”，表明张生已经堕入爱河而不能自拔。张生与莺莺一见，已经“无意求官”，以住寺听经为名，向法本长老提出借厢的请求，以便“与我那可憎才居止处门相向”。经历道场一幕后到“酬韵”一折，是张生和莺莺由一见钟情的爱恋向心心相印的爱情过渡的重要一环，在此莺莺不但大胆的与张生月下联吟，而且还在被红娘崔还之前再一次含情脉脉的“回顾”张生，把张生引逗的心花怒放，而莺莺回后在心理上因爱恋相思，因相思伤神，因伤神憔悴，因憔悴坐立不安、精神恍惚的表现，恰恰很好的表现出那种朦胧时期的纯情，这种属于少男少女的长不大的爱情，因为不涉及那种真正的动人心魄的成熟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的迸发，也就将驱逐出了纯情的领域，从而，在这里是不会产生欲与事业间的转化，真正欲望的实现也只能在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中去实现，因而从另一面反证了情与欲的对立观对于爱情模式的影响。

【注释】

[1]论语·子路篇第十三.

[2]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

[3]论语·为政篇第二.

[4]本节以及下页有关《莺莺传》资料均据吴志达著《中国文言小说史》齐鲁书社1994年版，不再一一注出.

[5]本节有关《西厢记》资料均据王季思校注、张人和集评《集评校注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不再一一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