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赡养父母?

接还是不接，这是一个问题。

自从春节后送走母亲，林晓虹一直在盘算这件事情。今年母亲正好60岁，白内障越来越严重。她记得那天母亲蹒跚地走进火车车厢门，抬起头左右看了片刻，才发现自己车厢的方向。

前几年父亲突然去世后，母亲曾安慰说，他走得早不给林晓虹夫妻增加负担。可是眼下，母亲自己又该何去何从？

家庭年收入16万元的林晓虹夫妇有车有房。刚刚习惯有孩子的生活，她突然发现自己开始为赡养老人发愁：首先就是把父母们接到北京后住在哪里？他们家80多平方米的住宅无法容纳两家3位老人。

类似的烦恼不只困扰着33岁的林晓虹，还包括她已经年过40的上司以及80后的下属们。

一般认为，45至60岁为老年前期或初老期，60岁起将进入老年期。根据《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9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6714亿，占总人口的12.5%。其中，8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899万。

在高企的房价和不断拉大的支出―收入差距下，赡养老人会不会压垮中国中产阶级、准中产阶级？

要把父母接到北京么？

林晓虹出生在齐齐哈尔。大学毕业后决定和男朋友张斌一起闯荡北京。

2004年初，两人结婚了。买房时，为了各自唯一的孩子，两家各拿了10万元。其中张家外借了4万，林家外借了2万。

张家和林家的借款都还了一年多。结婚时，当科员的张斌月薪刚刚超过2000元，在一家国企子公司上班的林晓虹3000元出头，每个月要还掉1000多元的房贷。

在林晓虹29岁的时候，她生了个男孩。那时张斌刚刚提薪，他们的收入偶然可以超过万元，这才下了决心要孩子。张斌单位有个“关系幼儿园”，一个月孩子开销1000多元。

2008年，小两口买了一辆丰田花冠，全部办妥花了15万多元。如今家里也就10万多点存款，加上父母手上不多的存款，一共不到15万元。这就是他们开始考虑赡养父母时，三个家庭的情况。

林晓虹的母亲是2008年初发现白内障的。手术后半年多开始复发。打算再做手术时，老太太说，不再折腾了。

今年林晓虹夫妇把她接到北京过年，两个人都发现她做家务已经有些困难：刷完碗后，碗底还有些食物残留。

现在把老太太接到北京，似乎还不是难事。她可以和孩子住在一个房间。不过过两年等孩子上小学时，这么安排就有些困难了。

春天的时候，林晓虹和张斌讨论了几次这个问题。他们决定先在北京郊区找找适合老年人居住的地方，“开始就没打算住城里”张斌说。

不过，这个“郊区”到底有多远呢？

位于北京东北方向隶属河北的燕郊是北京人的低价房选择区之一，房价春天时每平方米就已超过了万元。两三年的次新房视面积不同，在7000到8000元之间。这样，适合两口人居住的建筑面积60平方米的房子要40万到50万元之间，“不能再小了，不然周末带着孩子去，都没地方待。”林晓虹说。但这笔房价对林晓虹一家来说仍是个“比较天文的数字”。

有时候，老人们会说，把他们的房子卖掉到北京来养老。两家老人卖房的30万元，加之他们的15万元存款，月5000元左右的还贷能力，其实对于这对夫妇，不是买不起单价8000元上下的房子。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不仅需要负担父母，还有孩子。“就好像父母和孩子都掉进水里，你救谁？”张斌说，此外两家老人总不能住在一起。

与他们夫妇相比，林晓虹的上司王大国的赡养需求更为急迫些。今年42岁的王大国夫妇月收入有2万元上下，两家父母都年逾70，生活自理能力明显下降，“做饭都做不动了。我们觉得，需要离他们近一点儿了。”

王家的情况是，2007年在东四环买了一处150多平方米的房子，原来那个70多平方米的房子每月可以收3000元左右的租金。“我们手里大约有20万存款，租金基本还月供，孩子现在上初中，因为我们都没北京户口，这块开支很大，学费、赞助费等生活费用平均一个月要5000上下。”在公司做副总的王大国觉得，自己短期内在收入上已经很难有提高，“父母养老、孩子上大学乃至以后结婚，每笔至少要二三十万。”

同时，他们夫妇现在还需要给自己攒养老钱，“多少钱才够，我们也不知道。但现在的情况是，一要保孩子，二是保老人，然后看自己还剩多少钱。”

不过王大国也表示，恐怕北京的大多数中年人都没有他收入高，“如果一个家庭月收入在1.5万元以下，即使负担一个不太高的房贷和一个不太花钱的孩子，存款也是很艰难了。”

至于那些在这个城市里还没有一点儿资产的80后，无法想象负担老人的问题。“我们公司刚结婚的80后，家庭月收入七八千。两家凑50万左右，在北京也买不起房。”林晓虹说，即使7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如果没有及时买房，赡养父母也会面临大问题。

对于几个人来说，目前最好的选择就是将老家的房子出卖或出租，把老人安置在北京的养老院。这和所谓的“以房养老”十分相似：关键都要“有房”，而且有足以支持养老的房子。

目前北京稍微正规点的养老院每月也要2200元以上。“房子卖15万，或者每月1000块租出去。”这样，卖房的钱可以支撑5年，或者每月补贴1000多元，占他们月收入的十分之一。

按照北京市制定的养老规划设想，到2020年，90%的老人应该能够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照顾养老，6%的老年人可通过政府购买社区照顾服务养老，其余4%的老年人则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

家庭仍是赡养老年人的主体。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国原来一直是家庭养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父母对养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他们有自己的养老需求。同时，家里子女数量却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养老弱化，提高社会养老水平成了一个基本潮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姚远对记者说，中国的社会化养老自1949年就开始了，并不是一个新鲜词。

“五保户、荣誉军人、特别贫困的残障人等特殊人群都是由国家承担赡养责任的。只不过原来局限于特定的老年群体，现在的社会化养老是要面对全社会的老年人。”姚远说。

社会养老在制度建设上不断完善并向系统化发展，改革开放是一个分水岭。

改革开放以前，经济保障水平比较低，国家将建立养老退休金制度作为社会养老的基本目标。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养老保险制度的逐步建立，过去现收现付的制度开始转变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

“现收现付制度是现在的年轻人来赡养老年人。但是改革所实行的基金积累制，是一个人从工作开始自己积累，到老了返还养老金供他养活自己，这种改革能大大减少政府的负担。” 他分析说。

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正是过渡期的典型：他们在工作时处于老的制度下，没有为自己进行积累；进入晚年后，又无法享受原有制度的保障。这一人群的范围，至少还涉及上下10年内的父母们。

不过孙义群认为，拥有超过2亿老人的中国，恐怕无法完全转变为社会养老，“未来老人数量会更大，光靠社会养老是根本不行的。尤其是在我们国家的社会承受能力和经济实力还没有达到那么高水平的时候。”

孙义群认为，现在中国的养老模式中最大的两个问题，一是养老费用的问题，第二是抚养人的问题。“现在对养老金需求这么高，但是钱不够，很多地方面临社保基金支付危机。现在社会养老待遇在不断提高，而资金入口相对固定。曾有人大代表呼吁国有企业来定向补充社保基金的不足，我觉得是个好办法。”他说。

其实在西方国家，社会养老账户也在出现亏损。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2009年的报告显示，发达国家已经出现养老金短缺困难。这几乎是社会养老不可避免的问题。

姚远强调，社会养老的中西部差距也不可忽视。据他了解，在西部的铁路分局里，一个局长每月退休金才1000多元，不到北京同职位干部的五分之一。“从全国来讲，还是要通过制度和政策进行适当平衡。”

姚远告诉记者，国家计生部门曾经提出，建立以家庭养老为基础、以社区服务为支撑、以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模式，但是三者的具体内容和比例并没有进行细化。

无论如何调整比例，家庭养老的基础不可动摇，“这是非常明确的，在中国，把养老完全推给社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强调说。

从这一角度讲，短期内还没有人能顶替消失的叔叔和舅舅们。只有子女自己，承担起全部赡养义务。

如何借鉴国外经验

孙义群对国外的养老模式感受非常深刻。他曾经专门访问过美国的各级养老机构。

“分成很多层次：有社区养老院，私人开的高级养老院，还有服务于贫困人群的养老院等等。各种人群都能得到照顾。另外，几乎每个社区都有一些针对老年人的服务设施，比如社区食堂。”孙义群说，在美国普通的社区食堂，老年人每天中午吃饭只需要交1元钱，饭后还可以带走一个面包当晚餐。这些食堂大部分是当地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赞助的。他认为，这些办法可以在中国逐步普及。

姚远对国外养老制度的先进经验归纳说：“一些国家实行了比较完善的养老保险和制度政策，他们既有全面的法规政策，同时还有一些针对老年人的专项法规。比如，有关养老的经济法规、有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法规，英国还有一个法规鼓励老年人走出家门去工作，政府给奖金。”他认为，相关法规建设是值得中国学习的。

“另外，一些国家的社会养老模式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甚至可以说是以社会参与为主要力量。”姚远举例说，中国养老机构以公办为主，国外以民办为主，由政府批准和统一监管。

姚远认为，随着生于建国之后的新中国人一代一代地步入老年，他们的资历、阅历和期望与过去的老年人会有很大差别，“精神需要应该会比过去的老人更多”。

“在传统家庭伦理模式已经发生断层的今天，解决养老问题不光是钱的问题，体制、观念等等都要综合考虑。”他说。

根据《北京市2008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2008年底，按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抚养60岁及以上人口计算，北京市老年抚养系数为24.3，少儿抚养系数为12.4，总抚养系数为36.7。这意味着，每100个劳动力需要赡养36.7名老人和孩子。而在上海，仅老年抚养系数就达到32.6。

（摘自《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37期，作者为该刊特约撰稿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