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资助贫困大学生为内容的赠与合同简论

[摘 要] 以资助贫困大学生为内容的赠与合同是社会资助贫困大学生的法律体现。此种合同应为诺成性合同。应明确校方的行政性居间人的法律地位和赠与人的知情权和指正教育权。此种赠与合同的附条件遵守受赠人不受损原则、禁止营利原则、接受审查原则。重要的是将保障贫困大学生权利作为首要原则。

[关键词] 赠与合同 赠与人权利 法律地位

以资助贫困大学生为内容的赠与合同是社会资助贫困大学生的法律体现。所谓社会资助，是指来源于社会主体，如公司、企事业单位，一般自然人，针对家境贫困的大学生而设立的奖助学金及临时性捐赠。国家奖助学金和以学校名义为颁发的奖助学金不在此限。随着高等教育体制不断改革，贫困大学生的数量激增，而针对贫困大学生设立的国家奖助学金和学校奖助学金无疑是杯水车薪。随着社会公益事业的喜人发展，社会资助逐渐成为对贫困大学生资助的又一重要来源。对此种赠与合同进行法律方面的研究，有利于了解此种赠与合同的特殊性，明确赠与人、受赠人以及校方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利义务关系，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应有权利，促进社会资助贫困大学生这一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此种赠与合同的性质

按照合同的成立方式可以将合同分为实践性合同与诺成性合同。实践性合同，指除当事人意思表示之外，还必须实际交付标的物或履行特定行为才能成立的合同。诺成性合同，是指当事人各方的意思表示一致即成立的合同，无需在意思表示之外再实际交付某物或实施某行为。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赠与合同一般被视为实践性合同。这是因为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不需要支付任何对价。赠与合同的无偿性，决定了法律允许赠与人在实际交付赠与物之前反悔，因为这种反悔不会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合同法》188条的规定，具有扶贫等社会公益性质的赠与合同应为诺成性合同[1]。 由此可以认为以资助贫困大学生为内容的赠与合同理应为诺成性合同。此外，从实践意义而论，把此种合同定性为诺成性合同的合理性可以做以下分析：

（一）不以校方作为第三方的赠与合同

不以校方作为第三方的赠与合同往往是通过媒介的报道和呼吁而引发赠与人实施的。在此合同关系中，受赠人明确单一并处于主动地位，媒介的报道和呼吁可以视为其发出的要约邀请；赠与人则不明确，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对受赠人的要约邀请做出要约。

1．合同标的具有数额小的特点。赠与人往往以受赠人上大学所需的学费和生活费为限。对于有志于社会公益的赠与人来讲，一般情况下肯定在其负担能力之内。

2．合同具有较强的公示性。在实际生活中，媒介会对提出赠与意愿和做出承诺的社会主体进行进一步的回馈或专门报道，进行正面宣传。若以实践性合同论，则不利于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相反还会使一些沽名钓誉之人钻了空子。

3．合同对于受赠人意义重大。受赠人一般都急需援助，此赠与合同对其意义可想而知。从保护弱势群体权利原则而论，更不应允许赠与人主张赠与合同为实践性合同而在标的物未交付时擅自不承认合同之有效成立。

（二）以校方作为第三方的赠与合同

以校方作为第三方的赠与合同则一般是通过校方的奖助学金管理体系进行落实。在此合同关系形成中，赠与人明确具体，处于主动地位，其先向学校表明意图和方案，由学校向贫困学生进行宣传，这可以视为赠与人发出的要约邀请；受赠人则向其发出要约，进而开始合同订立的过程。这样一来，校方的奖助学金管理体系就很重要。由于当前大学生中贫困生面积大、数量多，所以学校不得已而采取多种形式体现公平性和提高奖助学金的覆盖率。

二、对赠与人权利的思考

法学理论界一般认为，赠与合同是转移财产权的合同，是一种单向转移。赠与人无偿给付财产，受赠人不负担相应对价，赠与合同为单务、无偿合同的典型，由此而论，赠与合同中的赠与人似乎只有义务负担，而理应不享有权利。但笔者认为，以资助贫困大学生为内容的赠与合同之赠与人应当享有相关的权利。

（一）赠与人的知情权和教育权

就以资助贫困大学生为内容的赠与合同而论，笔者认为合同的内涵绝不仅仅在于财产所有权的单向转移。赠与人与受赠的大学生素昧平生，大都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他们赠与的目的在于帮助贫困大学生克服学生生活中物质条件方面的困难，以便使其能顺利完成学业；以大学生的立场来看，受赠就意味着更要保证学习的成绩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如果自甘堕落、不求上进，就与赠与人的初衷背道而驰。赠与人本意是以自己的丰富阅历和成功经验对青年大学生给予另一种形式的帮助。因此，笔者主张赋予赠与人两项权利：知情权和教育权。

知情权即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一方主体从另一方主体依法了解与自身利益相关信息的权利和自由。[2]在这里指赠与人对赠与财产的使用情况及受赠人的学习生活状况有了解的权利，而受赠人则有相应的如实汇报和告知的义务。就笔者所了解，很多社会资助的赠与人往往是一赠了之，不再过问受赠人的具体情况。这与我国公民一向对赠与合同的理解有关。因赠人怠于行使知情权，很多赠与行为难以发挥预期效果。[3]双方可以约定知情权行使的具体方式，如寄送成绩单和操行评语，也可以采取定期进行谈话的方式。没有约定具体方式的，赠与人也权利通过校方查询受赠人的近期表现，对其进行督促。值得强调的是，知情权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即内容的确定性，赠与人不得滥用知情权对受赠人进行约束和施压，不涉及到受赠人隐私或与学习生活无关的内容。

赠与人的教育权是指，赠与人对受赠人在合同赠与财产的使用情况及受赠人的学习生活状况中有不符合合同的条款以及赠与目的的情形时，享有指正和教育的权利。同时，赠与人的教育权不得含有人身侮辱等侵犯名誉权的行为，也不得干涉赠与人的正常生活和学习。就本质来讲，赠与人与受赠人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

（二）附条件赠与合同的评析

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于赠与合同附加条件是以资助贫困大学生为内容的赠与合同的理论和实际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在保障赠与人的权利的同时，也就就对其权利的滥用和受赠人的权利保障给予更多的保障。

1. 所附条件的特点

首先，在性质上多为解除条件。解除条件是当事人以将来客观上不确定的事实作为合同是否解除的附款。显然资助贫困大学生的情况中大多是赠与行为先履行，而所附条件（必须是一个事实）则是受赠人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所必须保证的事项，其符合解除条件的特征。

其次，在内容上条件的所涉及类型以学生的学习成绩为主，也存在人身和劳务的内容。很多的赠与人要求学生保证学生的年度成绩总评在评比范围的一定比例之中。也有的赠与人将条件定在了劳务和人身的内容中，例如一些企业发放奖助学金，在进行赠与的同时要求受赠学生要到其企业进行一定时间的工作（带薪）或者实习。

2．对附条件的限制

笔者不赞同双方当事人合意的原则和不涉及人身关系原则。由于此赠与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的实际地位相差悬殊。这种所谓的合意往往只是赠与人一方的意见，赠人很可能因为无可奈何而被迫接受。不涉及人身关系原则过于强调保障受赠人。在很多情况下，有关人身劳务的所附条件也很适合大学生要求兼职工作和社会经验的需要。笔者以为对于此种赠与合同的附条件就遵守如下原则：

受赠人不受损原则。防止少数赠与人巧借名义多样的条件谋取建立在损害受赠人基础上的利益。

禁止营利原则。赠与人不得以赠与所附条件为名要求学生为其进行营利活动。例如充当学校范围的，保证其产品的销售；或是为其进行其他服务活动。

接受审查原则。附条件的赠与合同因为其深切关系到受赠人的利益。笔者认为应当由不同级别的行政审查部门进行合同审查并制度化。

三、以校方为媒介的赠与合同中校方的法律地位

在当代中国热心于助学的社会主体，往往将赠与对象锁定于在校就读的贫困大学生。这也是以资助贫困大学生为内容的赠与合同的主要实现形式。其特征在于：赠与合同以校方为媒介。一般程序是，有赠与意向的社会主体先通过学校表明意图、说明具体的要求和方案，再由学校向大学生宣传介绍、协助或根据赠与人的意愿直接决定。后期赠与的具体落实也由学校负责。

此类合同有如下两个突出特点：

1.具体赠与人后于赠与意图产生

校方只是合同关系中的第三人，而非当事人，这与校方的作用无关。赠与意图产生时，具体的受赠人并不确定。而且具体受赠人在笔者看来对赠与人也并没有很大的意义。这样的赠与机制可以说是有效、快捷的赠与机制。但是这也是赠与人权利难以保障、赠与人与受赠人缺乏了解和沟通的根源。

2.校方占主导地位

主导地位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校方在赠与合同的缔约前作用和影响很大。如果在缔约前阶段，学校不对赠与人给予积极回应、真诚洽谈，合同基本上不可能签订。第二，缔约过程中，学校对具体受赠人的确定有选择权、推荐权、甚至决定权。第三，履行过程中，在合同的履行中，学校对合同双方的当事人都有监督权甚至代为行使当事人的权利。第四，对学生成绩、表现情况的评价以学校的评价体系为准。学校的考试制度是评定学生成绩唯一权威体系。即使出现了实际情况与测试结果不相符合的情况时，也是以学校的测试结果为权威。院系做出、校级审核的操行评语是对学生表现情况进行评价的重要文件和认定标准。

综上，校方地位具有专属性和监督性、校方活动具有主动性和无偿性，这可以说是一些有利因素，但是校方也对合同的履行有消极影响。首先表现在校方作为准行政单位，追求工作效绩。可能出现青睐赠与标的大，时间延续长的赠与人；忽视临时性的，捐资性少的赠与人。其次，对于附条件的赠与合同，双方产生了较大分歧后，学校往往不愿出面进行调解，而通常采用直接更换受赠人的方法处理。这可能损害了作为受赠人的贫困大学生的权利。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一方面要加强对主管社会资助的校内机关的职业道德的进一步培养，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制度方面的建设。一方面加强对校方行为的消极方面的预防，明确校方的义务及其相应责任：另一方面对自赠与人方面的侵害则要加强校方的监督权并要保证其发挥到位。建议由教育部制定如同《国家奖学金管理办法》性质的《以校方为媒介的社会资助管理办法》等，将保障贫困大学生权利作为首要原则。

参考文献：

[1]《合同法》188条：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

[2]姚小林.《情权的宪法基础》.广东法学.2003,(4):15 22.

[3]中国青年报.2005年9月6日教育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