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弓射箭“靶”虚拟

时间:2022-10-18 06:57:19

“司法机关不应在记者揭露问题时,启动对记者的调查,否则很容易形成打击报复。哪怕这个记者真的有问题,但为了保护舆论监督,为了一个更高的、公众的权利和利益,可以牺牲一些较低的、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为了整体社会的民主进步,必要时可以不必追究一些危害不大的过错或犯罪。保护记者舆论监督的权利,其意义远远大过追究某记者收受多少好处。”――针对源自2009年5月25日中国青年报上蔡定剑教授的这段话,检察日报刊文,从中引申出“蔡教授主张为保护舆论监督权利应赋予违法犯罪的记者豁免权”的观点,进而认为这对保护舆论监督的权利是“开错了药方”。(见2009年5月27日检察日报)

中国青年报报道的是5月24日由北京大学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组织召开的一次关于公民监督权利的研讨会的情况,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研讨的内容是2008年发生的系列抓记者案和2009年发生的系列抓网民案,蔡定剑教授的观点,正是基于去年发生的系列抓记者案而提出来的。

2008年发生的一系列抓记者案背后都有“案中案”。从年初的西丰警察抓记者案,到之后第一财经记者涉贿案,再到央视记者李敏涉贿案,所有的抓记者案背后的“案中案”都根本未受到重视或得以处理,而揭露问题的记者却一一受到刑事追诉。系列抓记者案经媒体披露后,司法机关无一例外地被人们质疑是打击报复揭露问题的记者。

与系列抓记者案相似,2009年发生的系列抓网民案,也明显存在公权力对揭露问题的网民进行打击报复的迹象。记者及普通网民揭露各种违法、滥权和腐败,是行使言论自由和对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控告、申诉、检举等监督权利以及参与社会管理的体现,理当受宪法和法律保护。即使记者及网民是收了他人好处,或者基于其他动机去揭露各种违法、滥权和腐败,其言论自由和对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控告、申诉、检举等监督权利以及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仍然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

如果一名记者或网民在揭露各种违法、滥权和腐败问题时,被揭露的公权力机关却亲自或动用司法机关对其“违法”或“犯罪”嫌疑展开调查,那么即使记者或网民的违法或犯罪成立,公权力机关也难以避免打击报复的嫌疑。而且,事实上不排除就是打击报复。如果允许被揭露问题的公权力机关(亲自或动用司法机关)任意地对正在揭露问题的记者或网民的“违法”或“犯罪”嫌疑进行调查,无疑将为公权力打击报复揭露问题的记者或网民打通了邪恶之路。

显然,如果不堵死公权力打击报复的邪恶之路,任何一个记者或公民在揭露问题时,恐怕都得想一想,自己是否真的没有一点瑕疵和把柄。即使自信没有任何瑕疵或把柄,恐怕也得想一下,自己要是被抓进去是否会比佘祥林、杜培武这样的冤案主角更坚强,不致于被整出调查者需要的“罪证”来。经过这样不可避免的思想斗争,恐怕将没有多少记者或网民敢于揭露公权力的违法、滥权和腐败。在各种法律和制度并不完善、各种行业自律规范并不健全的社会转型时期,正像记者傅桦所说的,他被抓进去后,公安人员就明确告诉他:不要以为你是一个记者有什么了不起,随便在街上抓个人进来,公安都能“弄”出他的“罪证”来。

毫无疑问,如果不对公权力调查揭露问题的记者或网民的行为进行限制,不堵死公权力打击报复舆论监督记者或网民的邪恶之路,公权力的泛滥和无度将难以有效制约,公民(包括记者)对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控告、申诉、检举等监督权利以及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将失去基本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将岌岌可危!

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当应该受到保护的两种价值中必须牺牲一种价值时,应该牺牲较小的价值,这本身也是社会正义的一种体现。被记者或网民揭露问题的公权力机关(亲自或通过司法机关)对相应记者或网民的“违法”或“犯罪”嫌疑问题进行调查,无疑将会产生寒蝉效应,进而破坏整个舆论监督的社会环境,危及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与此相比较,放弃调查正在揭露问题的记者或网民,其可能牺牲的价值,当然有高下之分。

蔡定剑教授关于“司法机关不应在记者揭露问题时,启动对记者的调查”,“必要时可以不必追究一些危害不大的过错或犯罪”的主张,无疑是相当有见地的。实际上,在刑事司法中的污点证人制度,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对受贿和行贿的不同对待、诉辩交易等等,都体现了同样的理念,并不存在所谓“有罪不罚”而有失正义的问题。

即使一个人有问题,只要其“老实”就不查他,而其不“老实”就查他,甚至其没有问题也查他个晕头转向,没有人会说这“不是打击报复”。蔡定剑教授的上述主张,乃是针对司法机关调查正在揭露问题的记者的“违法”或“犯罪”可能是报复记者的特殊情形而提出来的,它完全符合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关于“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的规定的。

检察日报的文章将蔡定剑教授提出的特定情形下保护舆论监督主张,当作普遍情形对待,偷换了概念和具体语境,自制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靶子――保护舆论监督权应该赋予记者违法或犯罪的豁免权――强加在蔡教授头上,批判的结论自然似是而非。事实上,“中青报”的文章见报后,网友对蔡定剑教授的观点一片叫好,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说明了问题。■

(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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