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文人的“尚意”思想对中国美术教育的影响

摘 要：文人画在中国的绘画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文人画自宋代兴起以来就一直受着文人们的思想的影响，其中宋代文人的“尚意”思想作为艺术审美价值的一种尺度，一直影响着中国后世的美术教育的发展。本文旨在将宋人“尚意”思想进行剖析，从几个“尚意”特征入手来谈其对中国美术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文人；尚意；美术教育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3-0092-02

文人可能是中国特有的对于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的称谓，而且这个称谓里包含着大多数中国人的追求（做一个文化人）。自隋唐开科举取士之后，便开始形成了士大夫文人阶层，这一阶层的文人们一直都很注意修养的提高，其中培养自身修养的内容就包含着有诗文、书法和绘画，这些就很明显地构成了中国文人的一大特征，就是“一体化”――官家、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和鉴赏家为一体的全才，也可说中国的文人是具有诗情画意的政治家。

文人画亦称“士夫画”，泛指文人、士大夫所画的画，有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院职业画家的绘画，是中国画的一种。文人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文人画的兴起则在宋代，到了元代文人画进入了兴盛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文印信一逐步正式进入画面，诗、书、画、印成为一体标志文人画的完善，在明代文人画成为了画坛的主导地位，并直接影响了清代绘画的基本格局与审美取向。姚最“不学为人，自娱而已”成为文人画的中心论调，使历代文人将其尊为绘画的宗旨。宗炳以山水明志，“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充分体现了文人自娱的心态。

中国有句古话叫：“书画不分家”。元代杨维桢在《图绘宝鉴》序中，对书、画之分合，以及士大夫之书与画的沟通，有一段极精辟的说明：“书胜于晋，画胜于唐。宋，书与画一耳。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法所在。”可以说中国的美术是“中国画”和“书法”的总和，中国的书法和绘画也从未被隔断过，它们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的美术教育也可以说是“中国画”和“书法”的同步教育的总和。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离不开这些“一体化”文人大家的推动，其中宋代文人的“尚意”思想对后世的美术教育影响就比较深远。

中国书法史的分期，从总的划分，可将唐代的颜真卿作为一个分界点，以前称作“书体沿革时期”，以后称作“风格流变时期”。书体沿革时期，书法的发展主要倾向为书体的沿革，书法家艺术风格的展现往往与书体相联。风格流变时期的书体已经具备，无须再创一种新的字体。在经过晋、唐“尚韵”、“尚法”之后，于是书法家就提出“尚意”的主张，“书体”已经固定，而“意”是活的，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作者的主体作用。

所谓“尚意”，就是注重个人意趣、情怀的表现，这种重主观、重个性的美学思潮特别强调了书法艺术的抒情功能。这样，书法艺术就与人的品格性情有了直接的关系，书法的美就不仅在于其外在的形态，更在于其内在的神韵，即它所传达的情趣、学养、品性、胸襟、抱负等精神内涵。

如果说唐代的“尚法”，是求“工”的体现，那么到了宋代，书法开始以一种尚意抒情的新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要求书家除了具有“天然”和 “工夫”两个层次外，还需具有“学识”即“书卷气”，宋代书法“尚意”，意之内涵包含有四点：一是重哲理性，二是重书卷气，三是重风格化，四是重意境表现，同时倡导书法创作中个性化和独创性的体现。北宋四家（无论是天资极高的蔡襄和自出新意的坡，还是高视古人的黄庭坚和萧散奇险的米芾），都力图在表现自已的书法风貌的同时，凸现出一种标新立异的姿态，使学问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并给人以一种新的审美意境，他们以书法入画实践并发展了水墨画技巧，这在南宋的吴说、赵佶、陆游、范成大、朱熹、文天祥等书家中进一步得到延伸。

宋代文人们的美术作品中无不散发着“尚意”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很多具有教育意义的优秀的作品和著作，加之宋元时期的美术教育主要是以画院为主，这样就更为集中系统地将这种“尚意”思想进行传播与发展。

《东坡题跋》云：“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若乃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取其意气所到，说明了“意”的重要性，也说明了绘画所追求的已不再是具体的形。东坡又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其所指亦是不以形似与否为意，不以形似与否为衡量标准。即如张彦远所云：“以形似之外求其画”。这样的艺术追求下的艺术作品才能真正成为士大夫文人人品才情的寄托。

黄庭坚作为苏轼的弟子（黄庭坚与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毫无疑问地也继承了苏轼的这种求“意”的思想。黄庭坚论学书，首重胸次、书卷，云：“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又云：“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说的就是要注重哲理性和注重书卷气。

南宋时期的赵希鹄在《洞天清录》古画辩云：“今名画工绝无，写形状略无精神。士夫以此为贱者之事，皆不懈为。殊不知胸中有万卷书，目饱前代奇迹，又车辙马迹半天下，方可下笔。此岂贱者之事哉？”说的也正是文人重书卷气的尚意追求，其中也渗透着文人们的修养方式和品格修养的基本途径。这些也是区别于画工匠作之处，在宋以后广受推崇，成为文人画教育的重要思想内容。

“重意境”是“尚意”的重要特征之一，董其昌《画旨》谓：“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坡在跋王维《蓝田烟雨图》云：“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后世人将王维奉为文人画之祖是因为王维诗品画品的高迈，也是因为王维将诗与画融为一体进行沟通的功劳。自此后，“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的立意造境观念便成为后世文人的文化依托。苏轼、黄庭坚坚持倡导诗画一律，国子监画学也例以古人诗句进行命题考试学生，其录用考试的标准发展了“师法自然”的艺术主张，即要求状物绘形的严格写实技巧，有强调立意构思。画学的学科分为专业课和共同课，专业课有：道释、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等六门；共同课有：说文、尔雅、方言、释名等，此外设问答（绘画理论）。可见当时的美术教育不仅关注绘画的技能技巧，也关注绘画的理论，更关注画家自身的文化修养。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画上题诗，这对之后的美术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画中有诗”，不仅从立意取境的艺术品格上，也从画面的经营样式（构图）上，都对文人画有了新的要求，与书法一道，从意、象两端构筑中国文人画特殊的艺术气质。这样“重意境”的艺术要求促进了后世对画理的研究和重新思考，从而形成了中国文人画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重哲理”、“重书卷气”、“重意境”的“尚意”要求在无形中也就对艺术家进行了塑造，也就形成了注重个性发展和独创性的“重风格”的审美意识，也就在艺术追求上形成了注重艺术家个人艺术风貌的特征。注重个性发展的思想也成为了中国文人画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北宋的文同、苏轼、米芾等人在文人画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上的影响，使文人画成为一股相当有影响的艺术思潮。到元代文人画达到了鼎盛时期，众多的文人士大夫滋生了厌世心理，将绘画作为个人精神调节的手段。赵孟、柯九思强调以书入画，钱选提出“士气”说，倪瓒鼓吹“自娱”思想，多数画家则将具有象征意义的梅兰竹菊作为自己的表现题材，用以标榜个人的志节情操，这样，画家的主体意识被进一步强化，文人士大夫的艺术观念和审美理想在创作中也就得到更突出的表现。宋代的“尚意”思想发展到明代被董其昌精辟总结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八个字，为后世所尚，成为中国文人画教育思想的经典概括。这一思想影响到了清代的朱耷、石涛及扬州八怪，经赵之谦、吴昌硕影响到现代的齐白石、潘天寿等人。

宋元以后的文人都以鉴赏古人名迹、博览时贤作品、赋诗作文、品评题跋为好，题跋其书法诗文之讲究，画理书义之趣旨，品评识见之高下，都对文人画家提出了书法、诗文、理论、眼界等综合素养要求，成为文人画艺术教育的主要内容。

总之，宋人的“尚意”审美价值中体现出来的对“哲理”、“书卷气”、“个人风格”、“意境”的重视的思想，一直以来都对后世的美术发展及美术教育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永林.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史纲.广西美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