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的耽溺与自怜

时间:2022-10-18 04:58:22

如果抽离了对作者生长背景的认识,读这本《听不到星条旗的房间》一定会少了许多感触。正因为作者的经历与小说文本之间有着无法割裂的联系,于是评论者往往将此书定位为自传体小说或私小说。《听不到星条旗的房间》收录了三篇中篇小说,分别是《国民之歌》(1998)、《听不到星条旗的房间》(1992)、《千千碎片》(2005)。这三篇小说可以看作是各自独立的篇章,也可以彼此呼应参照,从中看出小说作者的核心思想。

小说家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名字:李维英雄(Ian Hideo Levy),1950年11月生于美国加州。他的父亲是柏克莱大学汉学博士(后来担任外交工作),为了纪念日籍好友英雄(日语发音为Hideo),便以此为孩子命名。由于外交官父亲职务异动频仍,李维从小居住过许多地方,在台湾、香港、日本都留有他生活的记忆。父母离异后,李维与智障弟弟跟着母亲回到美国,父亲则担任美国驻日公使,与华裔女子结婚,育有一女。

李维在日本读高中,返美就读大学时决定钻研传统和歌,成为日本古典文学专家,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史丹佛大学。1982年英译日本和歌集《万叶集》,获得全美国家图书奖。后以日文展开创作,1992年处女作《听不到星条旗的房间》得到野间文艺新人赏,是首位以日文写作获得该奖的美国人。1996年他的《天安门》提名芥川赏,2005年则以《千千碎片》得到大佛次郎赏。2009年,《假水》获伊藤整文学赏。他目前的写作领域包括小说、评论、翻译,并任法政大学国际文化学部教授。

李维的小说确实如大多数的评论者所说,带有日本古典文学女性化的倾向,这跟他的学术背景大大有关。《听不到星条旗的房间》总体来说是忧伤苦闷的,即便三篇小说的创作时间前后相距十多年,其中的孤独感却是一以贯之,似乎从来没有改变过。或许因为,那是怎么也改变不了的。他可以跨越语言障碍,熟练地转换语言使用,浸润到另一种文化思维中,但他的血缘、族裔、金头发、蓝眼珠,这些与生俱来的本质却永远形成差异与隔阂。面对差异与隔阂的时候,他找到了小说的切入点,发展出独特性。

《国民之歌》、《听不到星条旗的房间》这两篇小说的家庭叙写、主角人物的遭遇相类似,面对回忆的姿态也极其一致,其中显然有李维自己的影子。《国民之歌》里,家庭被药味笼罩,父母亲离婚,主角跟着母亲与弟弟回到美国。智障弟弟被安置在疗养院中,而那个地方也被称作home。家既是归属,也是某种形式的禁锢。血缘是身份与认同的凭藉,更是不可改变的宿命。篇中的男主角在英语与日语环境之间往返来去,在在显得疲倦又徒劳。小说结尾的圣诞派对,颇有反高潮的效果。那看似团圆欢乐的场景,始终是一种表象。一个漂泊之人的忧伤,也往往只是自己明白而已。

《国民之歌》里的人物是兄弟参照来写,《听不到星条旗的房间》刻画主角班的形象时,日人好友安藤就成了非常刻意的映衬。透过强烈的区分,西洋人班体型瘦弱,东洋人安藤高大健美。安藤甚至说:“班,你看起来像个东洋人。”于是,身体以及语言文化都成为认同的表征。阮斐娜的论述表示:“李维强烈的文化转位倾向逆转近代东西洋不均衡的对立关系。英语优位的近代殖民语言的局势在此一转。李维/少年从霸权多数语的英文(或父亲要他融入的华语)世界自愿走入劣势少数语言的日文世界;他亦同时逆转东西洋长久以来性别文化的帝国主义,将(女性化)东方人与(男性化)西洋人的定规图式颠覆。”离家出走的班,用行动抵抗了父亲的意志,任凭星条旗在他背后飘扬。班做出的选择,可以看作是对命运、国族、语言、家庭的挑战。李维善于处理回忆的场景,透过这些场景呈现主角人物的心理状态和认同归属。这也让我知道,一个人想要明确的自我定义(定位),竟是如此艰难。只是,我觉得这样的书写技术过于工整,也稍嫌老套。说不定,用散文腔调呈现会更有渲染力。

书中我最喜欢的篇章,是压轴之作《千千碎片》。李维对国族、家庭、语言的关注更见深刻,小说技巧也越来越纯熟。他向来不以故事波折起伏为重,心灵与外在世界的对应才是他用力所在。这篇小说里,艾德华从日本返美探亲,正好遇到九一一事件。美国停止班机起降,国界封闭阻绝。他被迫停留在加拿大,在异国街道晃荡,“双脚轻得没法着地似的”。他透过电话和亲人联系,看着电视上反复播送的灾难画面,更加明确地察觉了自己的处境。自己从哪里来、该往哪里去,似乎变得不重要了。在文明的冲突中,要做一个完整的人毕竟还是奢望。那些死难者真的到天国去了吗?看着电视的追悼会上牧师讲道,“他们与主同在”。艾德华以日语发声:“什么天国?他们每个人,不是都往下坠落吗?”

李维的小说中,不断的诘问“我是谁?”终于构成特殊的风格。他的青春记忆里,充满了成长小说的元素:冲突、痛苦、受挫、自我质疑。自我认同与文化差异让他的小说读来备极辛酸,也教人怀疑成长总是不快乐的吗?他紧紧扣住语言的核心,在千千碎片中拼凑意义的世界。套一句海德格的老话,语言就是我们的居所。在这本书里,语言是认同的指针,也是区分是否非我族类的重要判准。它是沟通的媒介,也是阻绝的关键。当它成为障碍,也就暗示了跨越的可能。成长中的孤绝、忧伤,那么真切地呈现在李维的语言世界里。看似无家可归的李维,在语言之中终于得到了意义的栖居。

整本小说读下来,李维确实很刻意地着墨身份与差异,强调一己的“身世之感”。他耽溺于回忆之际,有时不免泄漏自怜的情绪。那些耽溺与自怜在小说中出现,应该还是必要的。然而,一旦过了头,就很容易变成无谓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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