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们来读故乡

眼下这个时节，人常会有一种情愫，既彷徨不安，又有一种模糊的冲动，觉得一切都像是新的，禁不住有一种开怀畅谈、纵情畅想的渴望，一种类似于“对于与一个陌生女人进行初次长谈的渴望”(马克斯・弗里施)。

这种季节性的情愫每年都会卷土重来，小泉八云坚称这是人类出现以前就有的情感，是超个人的经验，就像，我们经常会处在某种陌生场景(比如国外某条小巷尽头的路边足球场)，而忽而觉得我们确凿无疑曾经来过此地――是梦境吗?或者难道是故乡?

虽然我们每个人之于故乡，就像是“弹球机里的球”，弹向哪里就是哪里。但有些^选择不服从这种随饥调配，比如美国人亨利・詹姆斯最终加入了爱尔兰籍，这不是换一种国民身份那么简单，更不像中国涌向欧美的移民，类似于一种逃离或者升级。

小泉八云有另一种选择。他不仅在日本生活了几十年，取了日本名字，娶了日本太太，而且认定了日本是他的灵魂故乡。人类分享共同的经验和情感，而日本式的东方精神，才是真正深邃和高尚的，才可以支撑拥有它的国民和文明长久延续。他在《和风之心》中展示了一个西方人对于东方精神可能有的最大程度的理解和赞美。

瑞士籍作家弗里施则寄他的梦幻于北京。在《彬，北京之行》的梦里，他把北京幻想成一个极乐花园。它的广阔无垠的、柔和而泰然自若的山丘，绚丽可爱的林木、屋顶、桥梁、蓝波涟漪的海湾、塔楼以及在上面回旋的鸟儿、戴着黄色平顶礼帽的小人儿们、日常重担在肩的挑水夫，还有西方人所困惑的神秘的菩萨偶像，在他看来，都象征着美和宁静。

但是，他描写的这一切只是一种“金色的想象”，只能存在于梦中。而北京甚至也根本不像他幻想的那样，坐落在海边。

桑塔格也写过《去中国的小船》。一开始她就说“我打算到中国去。我将穿越中国香港与内地之间深圳河上的罗湖桥。在中国待上一段之后，不久我还将再度走过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深圳河上的罗湖桥。”

在他们的幻想里，“去中国”大概就如同登上月球。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一厢情愿地觉得自己和中国有某种神秘的联系，他们不吝扯上前世今生，只是因为他们不想属于西方。

就像弗里施写的，他去参加一次葬礼，看到来的人都穿着黑色丧服，听到教士的演说，看到他被火化，觉得这一切又滑稽又陈腐，他想：如果是在中国人(还有黑人、古代希腊人)那里，就不会这样了，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人，是有创造性的民族。他称他们在西方的生活为“蚂蚁般的生活”。但是――到底谁比谁更像蚂蚁?

另一个故乡。新井一二三的东京。在她看来，日本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东京，就像日本文学评论家矶田光一所说，“东京不是一个地方，而是概念，是有作为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要‘上来’的‘中心’。”比如田中角荣就是从农村来到东京，从土木工人开始，最后做了国家首相。所以新井说，土生土长的东京人始终是少数，而多数是从外地来奋斗的新居民，对这座城市的感情不深，主要是想好好利用她。

生于1962年的新井一二三深深感慨故乡东京的异化。这种异化来自于美国(及西方)通俗文化的入侵。新井更关心的是，东京在脱去贫穷的同时，更丧失了传统、风味和人，情味。很多东京人的家庭都在1980年代末纷纷解体。到1990年代，经济开始滑坡，政治波动连连，社会只有更残酷。

《我这一代东京人》和《伪东京》连起来看很有意味，一本讲的是过去清贫朴实却充满幸福感的东京，另一本则讲失格畸形的东京。“亲日派”尊崇的精细、诚实、有礼有节的日本，也会急功近利、癫狂、不负责任，也会有挂着牛肉招牌而卖猪肉羊肉兔子肉的店家，篡改消费期限的巧克力店(即北海道名产“白色恋人”)，蒙混原料产地的老字号和食店，以及日本人深以为恨的政客官僚。

哪里才称得起是故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