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究中国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所运用的最早和最持久的理论依据和工具之一，经过近20年的模仿和局部创新之后，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似乎陷入了低谷，这一方面是因为其他经济学分支越来越强有力的挑战和转轨过程中经济现象的日趋复杂；另一方面则是和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狭隘视野有关。本文将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这个似乎人所共知的问题着手，分别讨论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某个特定对象时内部出现的分野及相对的局限条件，着重指出国内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落后并不是在所掌握的工具上，而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和局限条件本身缺乏深刻的理解。本文指出，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要走出低谷，和国际接轨，必须和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站到同一个起点上，中国丰富的制度实验资料正是这一目标的保证。

一．边际成本的引入与作为经验科学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按照科斯的说法，新制度经济学这个名称是由威廉姆森提出的，目的是与早期康芒斯等人的老制度经济学相区别。2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政治、法律、货币、习俗等制度形式对经济体系的作用或多或少都得到认可，但是，这些传统的研究要么假定制度是外生给定的，或者假定制度不影响经济绩效，如新古典经济学；要么假定制度可以无成本地运行，或者没有专门的分析制度运行成本，如斯密、马克思的古典制度分析和凡勃伦、米切尔、康芒斯等的老制度经济学分析。由于制度是不重要的，或者制度可以被无成本地生产与选择，所以，不需要专门的制度理论。

科斯在评价新制度经济学出现以前的经济理论时说得非常中肯，他在获诺贝尔奖时所作的讲演中提到，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主要致力于模型化那只"看不见的手"，"被研究的东西是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我曾称之为''''黑板经济学''''。企业和市场似乎都有名无实。------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关注定价体系时，竟忽略了市场，或者说忽略了制约交换过程的制度安排3他进一步提到，"我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说明，在市场中交易的东西不是像经济学家经常认为的那样，是物理实体，而是采取确定行动的权利和个人拥有的、由法律体系创立的权利。"4科斯的确不是第一个正视交易背后的权利关系的人，斯密、马克思或者更早的思想家已经很关注这些问题，但正是科斯第一次通过边际分析方法解释了现实的制度的内生化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科斯对经济学的贡献常常被定位到思想创新上，但其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却被很容易被人们忽视。5从科斯的论文中可以发现，其研究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6；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着手。科斯迄今为止发表的论文数量很少，而且都是研究一些细小的问题，比如灯塔制度、电讯产品生产和消费出现的纠纷、农夫和养牛者的利益纠纷、环境污染等，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这些细小的经济现象都是熟视无睹，但科斯显然不这么认为，他发现，所有这些纠纷的背后其实是产权的界定和变迁，而产权结构的重要性又要取决于利益关系人之间相互协调和影响的成本。纠纷的解决有很多的机制，人们选择某一种机制的标准是每一种机制所内生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的大小，比如法律诉讼和私下协商，当两者的边际交易成本相等时，制度均衡出现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实的世界会存在多样化的制度安排；同时，如果前者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小于后者，那么当事人就会选择法律诉讼，这就可以解释不同状态下当事人会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最重要的是，如果交易成本很小或不存在，那么各种制度就是多余的，现实的经济中制度的显要地位和多元化恰恰反映了交易成本的现实性，而这些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时被忽视的。

科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那种"黑板经济学"式的研究，同时也不赞成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那种描述性的研究方式。老制度经济学和古典制度分析最大的不足并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在过去的制度分析中，一直是从总体上来把握制度变量，比如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和后果；或者家庭、国家、法律、政治等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演化及其对经济体系的影响。这种所谓方法论整体主义除了对各种经济制度作了粗糙的描述以外，实际上并没有告诉人们关于制度的详细故事，这些分析仅仅留下了一堆有待证明的猜想而已。例如，过去的制度分析把企业和市场处理成不同利益集团解决利益纠纷的场所，其中起作用的制度要么是习惯和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要么是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是作为决定当事人行动的社会整体出现的，当事人的行为反映了这些制度的特征。而科斯从一些具体的企业活动中发现，企业和市场本身就是协调利益关系的制度，企业和市场的共存说明了两者的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在科斯那里，任何制度安排都是当事人根据具体环境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科斯所运用的仍然是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所以我们才说，科斯重视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但不放弃演绎推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纯粹归纳的不足。科斯的制度分析和以前的制度分析最大的不同则在于，通过引入边际分析，使得各种具体制度的起源、性质、演化和功能等的研究可以建立在以个人为基础的比较精确的实证分析上。

科斯在制度分析中引入边际交易成本的意义在那儿呢？从张五常（1969）当年写作《佃农理论》开始，新制度经济学就表现出过去的制度分析所从未有过的活力，那就是制度研究可以在经验实证层面上进行了7。这恰恰满足了波谱尔关于科学的可证伪性要求8。因此，在我看来，科斯论文的意义并不在于创立了新制度经济学，而是通过边际交易成本的引入，创立了可以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这是科斯以前的制度理论所无法做到的。

如果制度分析仅仅停留在价值观的讨论上或一般性的规范分析上，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对制度的性质及其演化做出深刻的理解。科斯的开创性研究导致了制度分析的复兴，这一复兴并不是得益于科斯使人们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而是在于科斯教会了人们如何接近科学的研究制度问题。后来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张五常等人的契约探讨、威廉姆森等人关于组织的理解等等都是从现实的经济形态出发，检验理论的合理性，如果理论不符和现实，就需要修正理论模型本身。这种强调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没有陷入象牙塔式的推理，而是从实际发生的事件中挖掘理论，所以，这种新制度经济学特别重视案例和历史9。

由于实际经济过程的复杂性，导致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必然从细节处着手，试图在讲故事中解释制度的演化，从这一点来看，这种制度分析既没有古典制度分析和老制度经济学那种宏大的框架，也没有新古典经济学那种精致的演绎。因为注重实际制度安排运行中的细节，难免一叶障目，这就给新制度经济学范畴本身的界定带来很大困难。但是，科斯所引发的新制度经济学运动并不是完全按照其原有的思路展开，在后来的研究中，古典制度分析、老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均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相互的融合中形成了不同的子分支，众多的子分支构成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新制度经济学。由于这些分支存在很多差别，导致国内的研究出现方法上的混乱，这一点在最后一节讨论。

二．经验实证的新制度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野

科斯的研究方法建立在理性选择模型基础之上，但他用于证伪的论据却不是大样本的特征值，而是一些小样本（或称为小故事）特征值，这就难免使人疑惑。事实上，科斯的这种处理的确对后续的研究带来了巨大影响，简而言之，就是以理性选择模型为主要研究范式的分支和以小样本为基础的经验实证分支之间在新制度分析上的分野。

历史的看，各种不同的制度分析模型实际上来自相应的理论渊源，按照其理论内核来整理，可以得到三个大类：一是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一是交易成本经济学；一是制度演化理论10。契约经济学直接源于科斯，科斯对企业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的讨论使得人们注意到经济活动的协调机制的自我实施性，也就是说，如果经济当事人的利益矛盾可以通过契约的谈判、制订、修改和违约惩罚等来解决，就不需要政府的直接干预，因此，对当事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设计出这种可以对当事人形成自我约束的契约，这些契约就构成制度安排。科斯对边际交易成本的处理在这里得到直接应用，交易成本在契约活动中就体现为契约成本，边际契约成本和收益决定了一项最优契约安排的选择。此时，当事人面对的不再是复杂环境的约束，而是契约成本的约束，给定某个水平的契约成本，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竞争市场假定仍然适用。所以，契约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新古典框架中的制度选择理论模型。通过对边际契约成本的认识，新制度经济学可以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运用纯粹的演绎方法，从一些基本假定条件来推理复杂制度的产生和变迁。诺斯等人早期发展的制度变迁理论实际上就是关于制度选择的动态优化问题，在诺斯那儿，制度变迁通常也是从边际上开始的，边际制度安排的变化则是当事人的跨期最优选择结果。公共选择理论不过是关于社会契约的新古典模型，布坎南等人试图寻找的是一个社会中选民如何通过理性选择来实现自身权益的最优保障。尽管布坎南和诺斯等可能并不完全同意他们自己和众多的继承者发展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