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画报”之十四《醒世画报》

比起天津的“醒俗―醒华”系列画报，北京的《醒世画报》只能说是“短命鬼”。前者存世时间长达六年，后者则只有区区三个月。据影印本《旧京醒世画报》（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3年）的跋语称，这份创办于宣统元年十月二十日（1909年12月2日）的画报，第六十期附有“休刊告白”。由此推断，此画报终刊于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910年2月1日）。

这是一份雄心勃勃的画报，单看李菊侪画的刊头就明白：地球上蹲着一头随时准备跃起的雄狮，口叼着“醒世画报”条幅【图1】。那两个小字“北京”，是用来标明出版地，不在刊名之内。此乃日刊，每期八幅，可以想象工作量之大以及创办者的抱负。画馆设在北京前门外樱桃斜街路南，封面写明：编辑者张凤纲，总理人韩九如，发行者恩树人，绘图者李菊侪，印刷人魏根福。这个五人团队，最重要的当属画师李菊侪。

为什么这么说？请看杨曼青连载于《醒世画报》第十二至十五期（宣统元年十一月初一至初四）的《看画报之益》。杨文称：当下中国报界发达，实在值得庆贺，可读者各有所爱，“据鄙人拙见，看报有益，以白话报为第一，画报在次”。既然撰文挺画报，为何还说它不如白话报呢？就因为这是办给不识字的妇孺看的，对于启蒙者来说，属于退而求其次。“所以说画报能够开通妇孺知识，又不在白话报以下了”（第十二期）。但画报也有特别的好处，那就是可当画稿临摹：“因为李菊侪的画有传神之处，铺上纸可以容易学着描”，“日子一久，何愁不能成一个将来的画师呢”（第十五期）。这么一来，画师岂不成了报馆的中心人物？

这就说到了画师的才华与自信。第十四期（宣统元年十一月初三）《醒世画报》上刊有《李菊侪启事》【图2】：

开通民智，画报虽为妇孺所欢迎，然非图画精良，不能醒阅者之目。北京画师报界同人中，能绘人物好手，除家兄李翰园及刘君炳堂早有心得外，能为社会普通欢迎者，实为寥寥。……绘事中，莫难于时派美人，仕女图又为妇孺注视之集线。鄙人有鉴于此，今拟于本报后幅，添绘时装仕女图百幅，与各报同人互相研究，使绘图同臻善境。

李菊侪说到做到，在《醒世画报》上登了不少仕女图，且每一幅上都郑重其事地署上自己的名字【图3】。我在《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香港：三联书店，2008年）的第四章，曾专门讨论为何从《飞影阁画报》起，编者就喜欢在新闻性的画报中插入仕女图：这既是一种用以吸引读者的销售策略，也不无借此提高艺术品味的意图。可将新闻画与仕女图并列，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不管画什么女性，出来的样子都差不多。第三十三期（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这幅《实在难看》，文字是在嘲笑两位大姑娘如何没教养，可图像所呈现的，却与相邻的“时派美人”大致相同【图4】。可以这么说，强大的仕女画传统，使得还没学会“写实”的中国画家，抹平了所有中国女性的面孔。

如此仕女画传统，加上报馆设在靠近胡同的樱桃斜街，画报于是格外关注的日常生活。第二十四期《学生败类》【图5】描述一位“文明的学生”如何与不怎么文明的，在大庭广众中对骂，“把家谱来回翻了八个过儿”。作者不批，只嘲讽原本被世人寄予很大期望的学生：“咳，我们中国要多出几个这样儿的学生，何愁不与高丽并驾齐驱”。高丽的亡国惨祸，是晚清有志之士用来告诫、警醒国民的实例。

与学生的不争气相映成趣的，是京城里居然有《文明》【图6】。这幅刊于第四十三期的图画，表扬某“很是端庄，并无一点青楼的积习”，还有就是思想非常开通，“所有北京报纸无不阅看”。这到底是在给做广告呢，还是宣传自家的事业？此图提及茶室及的名字，但没说明读的是哪份报纸。第四十八期《妇人开通》【图7】可就不一样了，称颂某太太很文明，具体表现便是“定了本馆一份报，天天儿念给丫鬟们听”。作者还因此大发感慨：“中国女界要想（像）这位太太这样开通，呵，女界中可大有起色喽。”将订报、读报等同于文明、开通，这种论述策略（类似的还有第五十二期的《热心讲报》、《报迷贴报》，以及第五十四期的《小孩爱国》），明显地“公私兼顾”，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变相的广告。

可说实话，单读《醒世画报》，是很难达到“文明”、“开通”的境界的。因为晚清北京画报大都视野很窄，只关注本地新闻，且多属道听途说。一看“某地”、“某妇人”，或“据友人称”，你就知道此画报之缺乏新闻性。并非京城子民格外高傲，或编者为了突出“在地性”，而是人力所限。不像上海画报多有大报作为依托，信息来源比较丰富，不少北京画报就是草台班子，无法独立采编，只能依靠街谈巷议。这也是晚清北京画报数量很多，但旋起旋落、屡战屡败的缘故。

还有一点，办在天子脚下的画报，因畏惧朝廷的，即便敢怒，也都不太敢言。好不容易有了第三十期上的漫画《毋使滋蔓》【图8】，讽刺官员正将“报馆”当作杂草努力拔除，算是有点“叛逆色彩”了，可你一看文字马上气馁：“幽梦生描上海图画日报”。

《醒世画报》中最具新闻性，且今天看来仍值得玩味的，当属第五十一期的《侍郎注重学务》【图9】：

初二日下午六点钟，友人见学部严侍郎乘坐马车赴西单牌楼第二学区，调查夜班简易识字两课后，又在宣讲台上座谈许久才回宅去。咳，像严堂如此热心学务，学界将来必大有进步也。可敬！

这里的“学部严侍郎”，毫无疑问是指严修。作为南开学校创办人之一，严修（字范孙，1860―1929）早年入翰林、出任贵州学政，1905年12月晋京，任学部右侍郎，隔年转左侍郎。据《范孙自订年谱》，宣统元年“十二月，请假修墓。回津度岁”。十二月二十二日（1910年2月1日）出都回津，《日记》称：“余以乙巳冬至前三日入都，今以己酉冬至后四十日始归，在阳历为四年四十日，阴历则四年又三个月也。”（参见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编《严修年谱》8-9、238页，济南：齐鲁书社，1990年）。此后，严修拒绝各种诱惑，不再出仕，除教育及慈善事业外，惟以诗文自娱。

这期“严重表扬”严侍郎注重学务的画报，出版于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一日（1910年1月21日），也就是严修辞职离京前十天；至于那“乘坐马车赴西单牌楼第二学区”考察的“初二”，应该就是离京前二十天。那天严修之所以调查完毕后，“又在宣讲台上座谈许久才回宅去”，或许是在回想自己任职学部四年多的风风雨雨、是是非非？若如是，此图虽不太“写实”，仍具史料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