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的收入差距现状及其政策建议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随市场经济的引入，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笔者用一系列数据分析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总的来说，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当前中国的收入差距影响最大。基于此，笔者重点阐述我国当下的收入分配领域的相关政策的问题并介绍了国外在相关问题上的良好做法与制度设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

【中图分类号】 F1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2-185-2

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0。总的来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他们对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分别为49.3%、23.3%。初次分配是对当前收入差距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这是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的一个反映，我们一定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工资报酬体系，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初次分配导致的收入差距，可以税收等再分配手段进行调节。但根据CHFS数据计算，现行个人所得税政策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

（图一）现行个人所得税政策与基尼系数

应改变我国当前单靠个人所得税进行收入差距的调节，完善税收体系，增加低收入者的税收减免条款，建立个人教育抵扣制度和个人退休账户，规范非现金收入，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高收入调节税，遗产起征税，高消费商品附加税，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建立地方个人财产税制。

除了税收外，转移支付也能够明显缩小收入差距。但在我国，转移性收入（退休、养老、住房公积金、贫困补贴、人情往来等）也是加剧收入差距的原因。政府有财力实现大规模的转移支付，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首先，提高社保投入。2011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21.2%，美国为46.7%。

其次，加大对贫困家庭的转移支付力度。国家的转移支付是重要的“托低”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小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对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根据CHFS数据，如果将贫困家庭定义为人均日消费在1.25美元以下（世界银行的绝对贫困线标准），在2010年约有70.8%的贫困家庭没有获得任何政府补贴。在社会保障方面我们的体制还不够健全，存在许多问题：首先，低保制度。（1）错保、漏保，错保又称人情保指的是那些不符合低保条件的人，通过疏通关系，拿到低保名额，另一方面由于低保名额有限，“人情保”多了，自然就会出现“漏保”即符合低保条件却拿不到低保的人，低保的审核、监督、管理主要由社区来完成，在低保申请条件等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斟酌，比如收入低但资产高的有产人士也是符合现行的低保条件的，在低保对象的审核、监督、管理环节上还需要更多的更详细的制度设计来规避相关人为操作的空间，让真正贫困的人得到应有的保障。（2）低保“夹心层”，夹心层就是指夹在城市低保标准和农村低保标准之间的生活贫困的人。他们收入不高，生活在城市，却无法享受低保，因为户籍在农村，但收入又超过了农村的低保标准线，无法拿到农村的低保。应该放开户籍限制，以居住地为准，推行低保。（3）“养懒汉”，现行的低保制度是一刀切的标准，进行绝对差额补助，挣得越多，得到的补充就越少，从制度上导致了“懒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避免“低保”家庭对政府转移支付形成过度依赖，通常的做法可以是区分保障对象是否拥有劳动能力，以实施不同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可以借鉴美国的劳动所得税抵免制度（EITC）。EITC以有工作的低收入群体为保障对象，当其税收抵免额超过应纳税额时，超过的部分政府就以现金方式支付给该居民。（4）低保保障水平低，根据民政部数据，2012年10月份，城镇最低生活保障人数2139万，1707万个家庭，累计支出约510亿，平均保障水平仅234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口5301万，家庭数2770万户，累积支出547亿，平均保障水平仅104元。其次，养老保险制度。我们应提高社会养老保险推行力度，完善相关制度安排，让老百姓“乐于且有能力参与社会养老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县、市、省等多个层次的统筹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开展，这样也有利于增强养老保险基金的调配能力，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抗风险能力，同时加强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规范其投资行为，从而保证养老保险基金的稳定运行。不同的地区、行业养老保险缴费标准和支付待遇差距巨大，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不公，应尽快建立统一的各级城市行政事业单位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简化保险制度相关程序与规则，让老百姓“看得明白，买得放心”。切实落实农民工的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已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推广、完善迫在眉睫。再次，失业保险制度。2011年中国城镇整体失业率为8.0%。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可以推断我国2011年失业人数超过2770万人。但是我国失业保险参保率大约只有30%左右，领取资格的审查也够规范保障，领取的金额也仅平均工资的17%，且领取期限过长不利于督促其再就业。应加强对失业保险的宣传推广力度，扩大失业保险覆盖面，提高保障金水平，从制度上规范资格审查，适当调整领取期限与金额的规则设计。最后，医疗保险制度。总体上我国现行制度覆盖面虽然很广，但保障程度差别很大。低收入家庭的支付能力低，缴费意愿低，能够享受到的社会保障很少。另一方面有低保的情况下，由于缺乏相关监控制度设计，“反正不花自己的钱”医保费用的超支与浪费严重，医保基金收支严重失衡。社会保障的不健全将从客观上导致阶层分化结构的进一步恶化，甚至会影响各个阶层―特别是中低阶层的对社会发展的心理预期，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在国民收入分配的两个层次中，一次分配是原始分配，主要由市场来主导，讲的是效率。再分配是一次分配的调整，政府主要通过税收、扶贫、社会保障等调节来弥补市场分配的不足，讲的是公平和效率兼顾。但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初期，效率和公平无法兼顾，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下不免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在体制转型并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庞大、冗杂的权力结构也难免出现“政府失灵”的情况，就会出现一部分人由于个人禀赋、政策倾斜、制度漏洞等方面的原因“先富”了起来，而另外一些人就被“落下”了。在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后，并没有实现社会分配的公平、正义。就会产生阶层分化两极化、各阶层利益矛盾尖锐、阶层间贫富差距过大、弱势群体大量出现、社会风气下滑、社会稳定得不到保障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进行国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是对第一、第二次分配的重要补充，它是由 “通过个人收入转移、个人自愿缴纳或者捐献等非强制方式再一次进行分配，来弥补政府调节的不足”，第三次分配讲的是“良心”。慈善事业是继工资、社会福利和保障之后的“第三次社会大分配”。在很多西方国家，慈善公益事业较为发达。国家普遍给予那些在公益事业有捐助的人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免税政策等制度激励，很多富有的人纷纷自愿进行捐赠，通过多种方式的捐助活动，客观上起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收入差距，缓和的阶层之间的矛盾，改善社会风气，维护社会稳定，产生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影响，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发挥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均无法替代的作用。

我国暂时还没有支持第三次分配格局形成的税收政策进行制度上的激励、引导，总体上通过慈善事业进行的第三次分配已有一定发展，但捐赠渠道还不够丰富、不够规范，捐赠款物的使用也缺乏有效的监管，相对应“来源社会、回报社会”的慈善文化的宣传教育引导也不到位，大多数富裕阶层对慈善行为缺乏热情。总体上讲，目前我们还没有真正建立完备的慈善体系。

参考文献：

[1]甘犁.如何完善当前“低保”制度[N].第一财经日报，2013.

[2]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国城镇失业报告.

[3]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国家庭收入差距报告.

[4]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兰敏（1987-），女，四川省社科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