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免疫机制的钥匙

可以打一个比方，陈亦工和他的搭档陈一友博士在研发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可以开启人体自身潜在的免疫机制，以对抗并治愈人体的某些疾病。“人经过长期进化，免疫机制已经非常合理有效了。通过生物科技产生的这把生物钥匙，对治疗非常有效，安全性高而副作用很低。”陈亦工说。

陈亦工是斯泰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的本科及硕士专业都是在生物方面。但取得了硕士学位之后，他对自己的职业定位来了个大转变――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在美国成为了一名专业律师。用陈亦工的话说，他现在是双重角色。

陈亦工一直强调．他的大学同学，也是他的挚友――斯泰康公司首席科学家陈一友博士才是斯泰康的主角，他们在分享同一份事业。事实上，正是以两个人的亲密合作为基础，斯泰康公司取得了蓬勃的发展。

陈亦工，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获美国爱荷华大学生物化学硕士学位及法学博士学位，为美国加州注册律师。他具有美国专利局专利律师资格，熟悉生物医学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公司运营与法规有多年工作经验。陈亦工博士在科研机构从事过4年分子生物学研究，曾参与组建中国一类抗癌新药公司，熟悉中国一类新药的申请审批程序。

斯泰康首席科学家陈一友博士，同样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获美国犹他州立大学实验毒理学博士学位。陈一友博士曾经领导多个疫苗项目，并参与了核酸疫苗商业化方面的工作，包括研发、疫苗优化、动物模型、生产、质量确认、政府审批申报和初步临床计划等。随后，他进行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于1998年加入Genencor International公司，从事药物开发。

事业瞄准创新前沿

斯泰康公司成立于2003年7月，由留美博士陈一友、陈亦工等人归国创办，致力于生物医药产品研发。公司拥有一支专业知识渊博、管理经验丰富纳年轻员工队伍。他们的主攻方向是“创新性免疫预防及治疗”药物。目前，斯泰康在科技创新的基础上，通过自主开发和国际合作，在癌症、SARS以及病毒感染等医药领域开发新型的预防性和治疗性产品，正在打造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生物医药公司。

斯泰康在重组疫苗基因设计及优化上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并且正在积极研发针对HBV、HIV、结直肠癌等疾病的治疗性药物。

肿瘤免疫治疗药物SV6182，是德国第一家上市的生物技术公司Mologen AG向斯泰康授权许可的专利产品。这种药物目前在欧洲已进入了临期临床试验，前期的数据显示该药物对于治疗转移的结直肠癌有很好的治疗前景；陈亦工介绍说，他们将进行一系列的实验，以研究其是否可应用于其他肿瘤，如肾癌、肝癌、非小细胞肺癌等，并以之开发亚洲市场、公司将在2005年上半年在中国申请临床试验。

在SARS防治方面，斯泰康目前已经开发了有专利保护的重组病毒疫苗SV8000，其主要功能是防止SARS病毒的感染。通过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动物所的合作，他们已经证明，该产品可在非人类灵长类动物模型中取得良好的预防效果。与灭活全病毒疫苗相比，SV8000的优势在于它有较高的安全性，很好的不同毒株之间的交叉保护作用以及活泼的细胞毒性T细胞反应：他们完了临床前的准备工作，2005年进入一期临床。

“烧钱”的定律

在谈到生物医药的研发时，陈亦工常常也用到“烧钱”这个词。确实如此，生物技术是一门实验科学，需要进行大量的实验来观测一种药品的有效性：它对于实验室设备等硬件有很高的要求，同时，研发的周期较长。所以对于投资有着很大的需求，前期的研发工作用“烧钱”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在前期大量资金投入这一点上，生物医药研发和IT业某段时期的将况有点类似。“生物科技只要烧得起，就一定会有回报。”陈亦工肯定地说，“说起来是烧钱，但生物医药研发所获得的回报是可以预期的事情。”

与IT业相比，生物医药研发显得更平稳，不会有什么大起大落。人们都需要看病就医，这是实实在在的事。一旦研发出来新产品，并且证明其有效性，就不用担心找不到市场。在这方面不像IT业那样，市场风云多变。如果说IT业主要是靠大脑，那么生物医药研发不仅要靠大脑，还要靠钱；它不光靠智商，还要有很长的培养周期。

生物制药在中国，环境不是很成熟。谁来为前期研发的长期巨额投入“买单”?这是陈亦工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他们需要找到有眼光、有共同语言的投资人。

投资人所关注的不仅是项目，还关注做项目的团队。陈亦工和陈一友都有过管理的经历。陈亦工崇尚的管理理念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不是制定条条框框来限制员工。他不喜欢用指令的方式进行管理。他认为，员工工作效率低的原因多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看不到工作的意义所在。

用陈亦工的话说，他们公司“管人不是很严”。每当有具体任务时，陈亦工总会把这项工作的意义讲出来，力求员工理解公司所要达到的目标，建立一种目标认同的内在机制。在他看来，能否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是管理成功的关键。“Manager和Leader是有区别的，CEO的角色是提高积极性和大家对工作的兴奋度。”他说。

创业是编织一个梦

斯泰康是陈一友和陈亦工两个人共同打造的事业。上大学的时候，他们俩人住同一宿舍，是脚对着脚睡觉的室友；大学毕业后又一同出国留学，二人可称得上是莫逆之交。这种个人情感的默契成了他们事业合作的基础。

“我们的关系不太容易为一般小事所左右。”陈亦友这样评价他们之间的合作。陈亦工对他们事业合作之外的个人情感上的信任看得非常重。

“创业是孤独的事，”陈亦工说，“一个人创业，容易高处不胜寒。”在陈亦工看来，两个人共同创业的话会更容易成功。他分析其中的原因：一个人创业，有非常大的压力要独自去承受；更重要的是，有了想法，常常找不到第二个人来倾听，来分享。这样，决策容易出现偏差。如果是共同创业，通过交流在情感上可以达到互相支撑的效果，同时也可以找到肯定和自信。

当然，他认为在决策层内，只能是一到两人起主要作用。如果是一个平等的结构，他认为决策者多了容易出现分歧。“如果说我们公司需要人，那么我们需要那种比较成熟的人，能理智面对和适应规范的商业模式和理念的人。”陈亦工说。

陈亦工认为，创业者需要有理想主义的一面，“创业的人需要生活的梦想，需要有信仰支持。因为可能少走了最后一步，恰恰就是迈向成功的一步。“他说。在他看来，创业就是编织一个梦。

在他看来，美国有着更为成熟的创业文化。在美国的创业者，会有这样的待遇：即使你失败了，别人仍然很尊重你。在这种比较宽容的创业文化中，创业者虽然会有压力，但排

除了那些不必要的压力。从这一点来看。美国的风险投资者显得比较理智，在决定投资的同时就考虑到了风险和失败的可能。对于投资商来说，投资10个项目最后只成功了一两个，这并非不可接受。而这成功的一两个项目的收益，也许就足以弥补损失并盈利。他们已经熟知这样一个规律。有了这种心态，会大大增强创业者的信心。

1998年和1999年是硅谷的创业高峰期。陈亦工这样形容当时那里的创业气氛；“人人都在谈创业，每个人都想着创业。”即使有些留学生回国了，也是为了创业。回到国内，陈亦工感到现在中国的气氛有点像那时的美国，同时，国内呈现出很多很好的机会。

在他的眼里，他的老友陈一友是一个很活跃的人，并不满足于只搞技术研发，而是一直想做点新的东西、新的事情。陈一友是那种能够享受创业乐趣的人。“做斯泰康公司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机会。”陈亦工说。按照陈亦工的性格，以及后来所受的律师职业训练，他考虑问题会比较保守，而陈一友给他带来了创业的机缘。

海外留学的优势至关重要

斯泰康的研发工作在按时间表有条不紊地进行。陈亦工的着力点主要在融资上。目前，很多西方国家的公司，特别是高科技企业都来中国买公司。

斯泰康的合作方，德国Mologen AG公司，为了在中国寻找合作方，此前曾接触了很多中国企业，后来通过介绍，与斯泰康取得了联系。一开始，并没有想到当时的斯泰康还是一个小公司。

德国公司的总裁来到中国，和陈亦工等人见面，双方一拍郎合。了解陈亦工他们的思路后，就决定和他们保持联系并最终确定了合作关系。由斯泰康出资购买MologenAG的前期技术，负责进一步的应用性研发，并享有在亚洲市场上的一切权利。

实际上，在谈这项合作时，斯泰康为购买技术所出的报价比起别的公司低得多。而这家德国公司又将拿到的资金重投到了斯泰康的研发项目上。能取得德国公司这样非同一般的信任，陈亦工认为德国人主要是看中了他们公司的团队，看到了他们的科研潜力。

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双方的沟通很愉快。在语言、思维方式以及管理理念上都能有良好的对接。“这是我们海归所能起到的特殊作用。”陈亦工说。通过不断的接触，陈亦工感觉到，德国人很喜欢中国，他们尊重这样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国家。对此，陈亦工不无自豪。斯泰康的投资方亿阳集团同样看中陈亦工的团队，双方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和沟通，关系非常融洽。

陈亦工预计在2007年，公司能完成对投资人的承诺。三四年时间，这对于一个生物医药课题的研发周期而言，算是非常短的。他赞赏投资者的勇气和胆识。最终斯泰康要去国外上市，或者与其它公司并购。“在美国，资产一个亿的生物技术公司只能算是小公司，我们不得不走出来，走向国际。”他说，“生物医药研发是高投资，常常只有国外资金买的起这个单。”

陈亦工并不担心竞争的存在。在他看来，药品研发最关键的是证明产品在医学上的有效性，而不是依赖于市场运作。只要做得出有效的药物，不怕没市场。他的另一个同学所参与创办的公司，后来在市场上卖了几十亿。陈亦工认为这对于他们可以作为参照。

一个活跃的人

陈亦工是社会活动的活跃者。在美国当地他参与创立了一个华人社团，常常带华人访问团回国参观交流。

陈亦工1992年出国。如果问他回到多年不见的北京在哪些方面变化最大，陈亦工还真是一下子答不上来。“哪儿都在变！”陈亦工感慨地说，“市政建设上的飞速发展更不用说了。”他非常喜欢北京这个城市，对这里感情很深，喜欢北京的文化。他的一个台湾朋友来过一次北京后，也直感慨：“北京有看中国的都市所特有的大气势。”

陈亦工的大学同学现在大多都在美国定居，像他这样改行的比较少。当时之所以选生物专业，就是觉得不错，出国拿学位，学有所成是很自然的。陈亦工说，人18岁时候，不会有什么明确的方向，选专业有很大的盲目性，而成年之后才会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所以，他后来发现自己不喜欢搞生物，就转到了法学，做了专利律师。在回国创业之初，他也想了很长时间，拿不准自己是否适合创业；后来一旦决定了，就一直做到现在。

陈亦工说，中国人的价值观是在家庭中培养的。上大学时，陈亦工爱踢球，是生物系系队的队员。出国之后，在美国读书很忙，生活比较单调，毕业后到了硅谷，做了很多社会工作，人才又重新活跃起来。他评价自己说：“我好像觉得，我是一个服务人员。”他的意思是，人的价值就在于服务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