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问题不适合演绎推理

在自己的评论写作、编辑和教学讨论中，我时常感到，有一些问题可能是不适合运用形式逻辑中演绎推理的方法来论证的。它们是哪些问题呢？

刚好，前不久京哈高速公路上的“拦车救狗”事件所引发争议及相关评论，再一次触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那些拦车救狗志愿者所受到的舆论质疑之一是：为何只救狗而不救助同样面临宰杀命运的猪、牛？

显然，批评者对救狗者行为的理解是演绎推理的逻辑，它表现为这样一个三段论：

大前提：不能容忍屠杀动物。

小前提：狗是动物。

结论：不能容忍屠杀狗。

如果上面的三段论成立的话，那么，如下的三段论也应当成立：

大前提：不能容忍屠杀动物。

小前提：猪、牛是动物。

结论：不能容忍屠杀猪、牛。

这样，救狗者就面临一个他们所不愿意承担也无力承担的责任――普遍地救助任何被人类屠宰的动物。

但是，这样的要求合理吗？这样的推理可以吗？如果认为不合理，我们判断的标准又在哪里呢？

北京青年报的一篇社评恰好正面触及了这个问题。作者写道：

在一定程度上，（救狗者）这种厚此薄彼的取舍，可以视为社会中部分人的“偏好”，而一个宽容、和谐的社会，不仅能够尊重、容忍这种偏好，而且可能逐渐使其成为更多人普遍接受的价值，甚至逐渐形成社会共识。①

这个分析使我意识到：价值问题，或者具体而言，偏好问题，是不适宜使用演绎推理的，因为它们不仅是特殊的，而且是多元的；而演绎推理的内在原则，则是普遍的、统一的，“概莫能外”的。作为一种理性思维的模式，严格的演绎不能接受特殊，这恰恰与丰富的社会格局相矛盾。所以，在这类问题上，演绎可能是不适宜的。

再比如，有人提出“中国高校应当尽快实现‘资源共享’，替那些好学的以及跨校考研的大学生摘掉‘蹭课’的小帽子”。这作为一种价值诉求，没有什么错误。 “蹭课”，也是一种被许多学校和包括我在内的老师默认和接受的事实。但是，如果有人认为，任何人可以到任何一所学校无偿听课是一种可以从宪法的“受教育权”推导出来的权利，我就认为有问题了。“我要问：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具体的权利，都是这样通过‘演绎法’推出来的，还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立法过程确认的呢？”②

这是我在五年前一篇评论中的话。我的意思是：人的具体权利，可以一个一个地具体争取，但不大适宜从一个抽象的权利表述中用演绎的方法推导出来，因为任何一个具体权利的确认，必然意味着相对一方具体的义务。因此，任何具体权利的确认，必然是在具体人与人的关系中通过博弈和承认过程，逐渐生长出来的。

所以，与价值问题一样，权利问题，至少是具体的权利，可能不适合运用演绎推理。那么，价值与权利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在上面那篇评论中恰好触及到：

我们的心中有许多“应当如此”的价值目标，往往成为我们判断事物的标准和提出权利诉求的理由。这可以理解。没有这样的价值目标，人类就无法进步，权利就不会生长。

也就是说，某一种价值观使人们感到自己应当拥有某种权利。于是，他们便向着拥有这项权利的目标而奋斗――无论是通过革命还是立法的方式。如果人们在某一天确实拥有了这项权利，那么，这是奋斗（革命还是立法）的结果，而不是演绎推理的结果。演绎推理可能会在“奋斗”中出现――它往往以鼓动或说服的形式出现。

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现实的、具体问题可能不是演绎推理能够认识的，而往往更需要归纳推理、类比推理这些面对具体的对象的认识。比如，有评论认为，人是资源的创造者，所以，人口问题不足忧，人口不应当控制。③这就是演绎推理的思路。这样的论证，就不足以回应人口对资源的现实压力问题，就其现实的说服性来说，也不能让人们“放心”。因为，它不能回答人口与资源有着怎样的具体关系，以及资源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等问题。后者只能通过人类更为接近具体认识对象的思维方式――归纳推理来完成。

注释：

①《救狗事件：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局》，载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９日北京青年报。

②《高校教育资源能否“共享”》，载２００６年１月２４日中国青年报。

③参见《超生的孩子并不靠社会养活》，载２００７年２月２５日南方都市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